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实施这种内生于市场的ZF，使ZF更多地通过“受理投诉”的方式管理社会，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权利”问题。即投诉者是否有权认为别人在侵犯他的利益？一个企业产生了污染，但这种污染是否侵犯到投诉人的权利？虽然根据某些习惯与经验可以认定这些污染侵犯了投诉人的利益，但还需要有法律上的严格界定，才能变为ZF可以受理的投诉。所以，人的权利的法律介定，就成为这种内生于市场的ZF作用模式是否可以成立、是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此，人的权利应该称为“法定权利”。可见，一个法治的社会，每个人的权利是明确的，责任也是明确的，包括ZF，它的权力与责任都是明确的，没有人、没有ZF可以滥用权利与权力，也没有人可以逃避责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小社会运行的各种摩擦力，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社会充满着创造财富的活力。

法定权利由人的自然权利演化而来，但人的自然权利必须要转化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定，才能在权利纠纷中成为裁决的根据。人的自然权利与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政治条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是这些现实因素在人的权利中的体现。然而，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时也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然权利相交叉，从而造成冲突，比如，每个人都拥有获取阳光的权利，但在每个人及其所有物利用阳光的时候，往往形成一定的阴影，这种阴影就有可能对别人拥有与利用阳光的权利产生冲突。这种自然权利的冲突就需要法定权利的规定，所以，自然权利需要演化至法定权利，才能对权利纠纷产生裁决作用。在此，ZF就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没有ZF的权力，就不可能使自然权利升级至法定权利，没有ZF，也不可能维护好每个人的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与自然权利的一个不同点是：自然权利没有义务与责任可言，如果有，也只是道德与道义上的要求；但法定权利则有义务与责任的规定。这种义务与责任，是由法定权利本身产生出来的。每个人要想获得法定权利，就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权力与责任产生分裂，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不健全的；权力与责任的分裂越大，社会就越不健全，越容易陷于混乱甚至内战。

在这里具有两组对应关系：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弱形式，反之，后者是前者的强形式；权力是权利的强形式，责任是义务的强形式，反之，权利是权力的弱形式，义务则是责任的弱形式；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它们质上相同，量上差别。权利与义务显得可有可无，但权力则必须拥有，责任也必须承担。一个人那怕拥有极大权力都没关系，只要他必须承担同样大的责任，就是正常的。另一方面，赋予一个人极大权力，是需要他承担极大的责任，没有这个权力，他就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不能完满完成社会民众交给他的任务。如果一个人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那么这说明他的权力过大了，即他所负的责任过小了；此时要将他的权力减弱，或者添加他的责任分量。这是正常法治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影响到其中的每个人，使他们明事理，懂得自己的自由与责任；自己的自由不容别人侵犯，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也不应推卸。

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告诉每个人的基本道理。市场经济社会里人是自由的，但这是法定的自由，每个自由人，都不可滥用自己的这种自由；滥用自由是对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最大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