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问题，在我国很多非效率投资的论文中，都使用Richardson（2006）的残差度量模型，但是其在回归时会存在以下问题：
（1）第一步的因变量为Y，
Y= Z1+Z2 +Z3+ε
计算出ε，作为第二步的因变量Y（ε）；
（2）将Z1和Z2又作为第二部分析的控制变量
Y（ε）= X1+X2+Z1+Z2+ε
数据都是短面板型的公司财务数据，采用的都是是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的pool回归
感觉很费解，既然第一步回归已经把Z1和Z2的效应剔除了，那为何还放在第二步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做是否合适？
例子：
方红星，金玉娜.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3（7）：63-71.
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3（5）：116-131.

补充1：后面有同志补充，认为残差小于0不足为投资不足的证据，我翻看了原文Richardson（2006），原文确实没有提到过残差小于0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原文残差的均值（中位数）是0（-0.0012），标准差0.11；中文的我没找到此类数据，我用01-12年数据的结果是0.033（0.0274），标准差0.033（增长衡量我用的托宾Q，没有使用原文的V/P变量）；
补充2：有同志认为，第二步放入这些变量无伤大雅，但我想说，这除了浪费自由度，并且有可能与其他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没有看到别的好处，感觉第一步如果无偏，第二部这么放，完全没意义啊

继续后继补充：
   讨论有点跑偏了， 下面有人开始讨论richadson模型的有偏估计问题
发现一篇SSRN的工作论文
Is investment inefficiency caused by financial constraints or agency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unhong Yang
Alessandra Guariglia
用的richadson的残差计量，里面有详细的中国数据的使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