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说事】SDGs：GDP的继任者？

3689

收藏 2014-03-27

   大鱼按：“是时候抛开GDP了！”——这是《自然》杂志日前一篇文章的标题。1934年1月，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向国会金融委员会呈递过去3年的《国民收入报告》，这也被视为GDP的诞生。到今年GDP已整整80岁了。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追求GDP增长是几乎所有国家在二战后的政策导向。然而，当今世界与GDP诞生的时代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为此，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到了给GDP寻找继任者的时候了。

   一、GDP：“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衡量标准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全球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动荡的特殊时期。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曾被视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意味着经济活动增加、就业和收入增长以及社会的发展，且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及防止世界大战。
   80年来，GDP指标不断完善，成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吝赞美，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不过，即便在其诞生之初，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曾发出警告，不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增长画等号。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曾提出，确保人类生活水平提高，必须要追求社会和道德的进步，以及休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

   二、GDP的缺陷：什么是GDP不能反映的
   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曾这样定义GDP——“它能够衡量一切，除了那些能让我们生命变得有意义的东西……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成长。”
   从GDP的定义来看，其衡量的主要是市场交易，忽略了社会成本、环境影响和收入不平等等诸多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只以最大限度提高总收入为目标，那么很可能以牺牲自身的可持续性和灵活性为代价。
   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能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例如，交通堵塞会使GDP增长，因为汽油的消费会增多，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因此没升反降；犯罪率升高不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国内生产总值却因为安保支出增加而得到了提高。
   由于对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衡量体系不满，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促成了以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为主席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研究报告强调了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首要工具的局限性。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视角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市场经济是繁荣的有效工具，但市场和金钱不是生活的全部，还存在更高层面的价值，如道德、公正、公共善。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应当开始反思什么是GDP不能反映的。

   三、如何衡量“有意义”的东西
   谁能取代GDP，这其实是经济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萨缪尔森提出，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在认识到GDP不能代表一切的同时，研究人员也逐渐掌握更多方法，来衡量那些“有意义”的东西。首先是GDP发展带来的环境成本，其次社会平等，如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幸福感”得到评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达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科斯坦萨将国内生产总值的“替代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需要反映社会和环境因素。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ProgressIndicator，简称GPI）就是方案之一。2013年的一份研究对17个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均GPI进行比较发现，1950年至1978年间，人均GDP和人均GPI都呈增长趋势；但在1978年后两者的走势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人均GDP持续增长，但人均GPI却呈下降停滞趋势。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使用GPI替代GDP以衡量发展的水平。例如，美国的佛蒙特州、马里兰州在过去三年就使用了GPI指标。

    四、国民经济核算需要考虑幸福、快乐和满意度
   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民众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传统的想法认为“幸福”不可量化，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使得这种测量成为可能。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简称WVS）。WVS发起于1981年，对世界上大约70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目前，WVS正在进行第六次调查。
   此外，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Index，简称GNH）也非常具有代表性。GNH以九大类来衡量，包括教育、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支配、文化多样性和恢复力、善治、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和恢复力、生活水平。每大类还有8个子项，共72项，这些数据每3年修订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GDP只占幸福总值的1/72。从中可见，不丹国民幸福指数高的秘诀在于“坚持人文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2006年，不丹被评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幸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十三。
   最后一类则是将住房、预期寿命、休闲时间和民主程度等指标量化加权评估，以此衡量社会福祉。由英国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发起的快乐星球指数（HappyPlanetIndex，简称HPI）就是代表之一。
   其将生活满意度、生态和环境保护、预期寿命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分，通过综合主观和客观指标来描绘社会福祉可持续发展图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美好生活指数”测评则是通过建立在线互动工具了解影响社会幸福指数的因素，并评估不同国家的幸福指数。
   当然，这些新兴的测评体系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特别是主观幸福感测评面对的是跨社会和跨文化比较，评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仍有待研究，但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人们从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变化。“这些替代方案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但它们为探索优于GDP的衡量标准奠定了基础。”科斯坦萨指出。

   五、SDGs或将取代GDP
   事实上，衡量标尺的变迁也反映了全球发展的走向。半个多世纪前，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GDP成为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经过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而为了针对性的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指标，200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前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
   由于该目标将在2015年到期，联合国将公布全球发展的新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简称SDGs），这一新目标下包含了一系列提升全球福祉的子目标，包括根除赤贫，在世界范围普及基础教育，推动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
   这是一个重新审视发展的内涵、手段、衡量指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GDP的继任者将在2015年被确立，科斯坦萨认为，这项关系到所有人福祉的工作，既需要ZF和学术机构“自上而下”的推动，也需要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参与。世界各国应以联合国制定SDGs为契机找到一个替代GDP的最佳指标体系。
   在中国，GDP的概念首次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由此记录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的轨迹。和其他国家一样，从民间到官方，关注的焦点愈发从单一的GDP转移到民生、环境等等和以人为出发点的“幸福指数”。
   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对GDP的反思，所需的是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仅供参考，如有偏差，请随时指正）

最后按照周立波的话结尾，中国的GDP，已经没有GD，只有P了。。。。

对大家有启发吗？如果喜欢，记得点击我的头像下方加关注，成为我的粉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