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故事风险

（The Global Economy’s Tale Risks）

罗伯特·席勒

2014年03月28日

世界经济体的波动原因大体上就是我们所听到和谈论的那些。这些流行的、与情感相关的故事有时会促使我们出门消费、开办企业、建造新工厂和写字楼、雇用工人；有时则会让我们心存恐惧、坐立不安，让我们将资源储蓄起来，削减支出，降低风险。它们要么刺激我们的“动物精神”，要么压制这一精神。

在来日本演讲的过程中，我震惊于与经济相关的故事给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所造成的额积极影响，也震惊于变化如此脆弱。自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重新执政并实施他的货币和财政刺激以及结构性改革计划以来，对日本人信心的影响可谓深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产出缺口——实际和潜在GDP之间的差额——从2011年的-3.6%收窄至2013年的-0.9%。

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缺少可以与“安倍经济学”相媲美的全面又易于理解的积极变化故事。据IMF测算，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产出缺口依然令人失望，2013年为-3.2%，只较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一年，产出缺口高达-5.3%）向正常水平恢复了不到一半。

我们似乎在等待故事救命。自2009年以来，我们大部分人一直都在等待让我们的心里重燃希望和信心——并重振我们的经济——的故事。

以21世纪最初五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房地产繁荣故事为例。这不是一个“泡沫”的故事，繁荣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新千年的胜利。

这些故事十分显眼，因为很多人在心理上——和财务上——都投资于这个故事。大部分家庭都拥有房子，因此自动地参与了繁荣。而许多屋主急切地想更深地参与繁荣，更多地表现出精明的资本主义者的风貌，他们买下了比通常更贵的房子。

2006年，房地产繁荣戛然而止，让参与者自我膨胀的故事也完结了。我们根本不是投资天才。我们领会到这只是一个泡沫而已。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信心——遭遇重创，让我们不敢冒经济风险。

接着，金融危机爆发，让全世界震怖不已。机会和致富的故事变成了腐败的按揭贷款人、过度负债的金融机构、愚蠢的专家和充当爪牙的监管者的故事。经济像一艘无舵的船那样倾斜，而当初诱骗我们上船的精明操盘手——不妨称之为1%——乘坐唯一的救生艇逃之夭夭。

2009年初，全球股市崩盘达到谷底，密歇根大学消费情绪调查表明，对深度萧条的恐慌达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故事从我们——或我们父辈和祖父辈——记忆最深处被唤醒，并重新讲述。

要明白为何2009年以来的经济复苏（如果不是股市复苏的话）一直如此疲软，我们需要知道那些故事在影响大众心理。一个例子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迅速发展。苹果公司的iPhone发布于2007年，谷歌的Android手机发布于2008年，都赶上了危机的起点，但它们在此后持续增长。苹果的iPad发布于2010年，此后，这一产品进入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印象中；我们随处都能见到用iPad的人——不管是街头、饭店大堂、餐厅还是机场。

这应该是一个提振信心的故事：令人惊讶的科技正在兴起，销售在增加，企业家精神仍然活着并且动力十足。但早先的地产繁荣的信心提振效应要强大得多，因为它与多得多的人产生了直接共鸣。事实上，智能手机/平板的故事似乎是一个先兆，这些设备所创造的的财富会集中到极少数也许生活在遥远的国家的科技创业家手里。

这些故事唤醒了我们对于被经济阶梯上的其他人主宰的恐惧。现在，我们的手机能和我们对话（2010年，苹果为iPhone发布了一项叫做Siri的服务，这是一种人工声音，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更加剧了它们可以取代我们的担忧，一如早先的自动化浪潮导致了大量人力资本的废置。

在我的日本之旅中，我很愉快能与安倍减免。他仍执着于自己的蓝图，讲着采取激进、切实的行动对付困扰日本几十年的顽疾的故事。他在激发信心；我可以立刻感受到这一点。

安倍还被认为激发了民族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尽管我在我们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但我认为这也是他的故事的核心部分之一。毕竟，民族主义与个人身份从根本上不可分割。民族主义构成了对全体国民的故事，一个关于他或她在一个成功的国家可以做些什么的故事。安倍的一些最有争议的举措，如顶着中国和韩国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都增加了这一故事的影响力。

但是，即使向安倍这样有才干的国家领导人，要在这些故事上游刃有余也不容易，正如电影制片人很难每次都制作出石破天惊的作品。没有哪位领袖能够一贯地构造出影响经济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这不需要尝试。

英文原题：The Global Economy’s Tal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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