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觉得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挺好的，需要有和主流不同的声音。对楼主一点建议，少转些贴，给多点机会让大家讨论。

我在日本工作、生活过，对老龄化问题深有体会。俗语说，未雨绸缪，我常常在想，中国必然也有这一天，届时我们该怎么办？

说实话，以我们的水平，只能提出问题，真正要解决问题，并解决好问题实在是件难事，而且目前世界上尚没看到成功的例子。也许好的方法，会在一种良好的讨论氛围出现也不一定

请看8楼的帖子！那里有一篇《中国应该搞小规模社会保障》文章链接。

在新共产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小规模社会保障没你那么悲观。

谢谢你的建议！转帖是为了保存资料，所以无法压缩。其实，本主题如果不是我自己转帖顶上来。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多。

看过一篇文章说日本有37%的人拒交养老保险，是真的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3 23:08:59编辑过]

[调查]入狱养老：一个贫困县的五保现实


　　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入住其中的6名老人站在门前。付达信因不愿交出住房而无法住进敬老院。


　一名残疾的五保老人居住在灵官镇敬老院里。


　灵官镇敬老院由一所废弃中学改造而成。


　付达信的家，现在租给一外村人居住。A18版-A19版摄影/本报记者 吕宗恕


农村养老困局调查

　　【前言】

　　去秋，湖南祁东七旬农民付达信“一劫成名”，他在北京站抢劫只求“入狱养老”；大年夜，河南邓州一九旬老人因无人照看被火烧死。

　　极端事例并非只展现了个案的贫穷与无助，更揭示了整个中国农民养老的现实困境，财政投入不足和村集体难承受五保供养之重。

　　在当下，有超过一亿的农村老人，依然靠农耕社会的“养儿防老”模式度过晚年。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都已转型，土地和儿孙不再是完全的生活保障。而且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全部推给身负生存重压的后辈，也非他们所能够承受和应当承受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陆续进入老年型社会的中国农村而言，尤为迫切。毕竟,“老有所养”是社会基本文明的体现。

　　今日起，本报推出“农村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力图展示农村养老现状，解析养老之困，探究建设性对策。

关注焦点

　　付达信的抢劫是对中国农村养老制度的一记警响。

　　这名70岁的湖南祁东县五保老人，来北京抢劫，并对媒体说这只是为了享受监狱待遇以便养老，他在祁东当地已有两年没吃上肉。

　　目前在该县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进敬老院，他们除了获得国家的补贴外，很少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生活帮助。有些地区村小组干部为老人讨要口粮都变得异常艰难。

　　有专家认为，村小组供养五保老人的能力在日益下降，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需要调整，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供养责任。

　　在人生的暮年，付达信出名了。

　　知道他出事的人说，这个老头胆大，竟敢在北京抢劫。认识他的邻居说，其实付达信也是没办法，“那么老了，没人养，不抢可能就没饭吃”。

　　去年冬天，湖南祁东县村民付达信来到北京站，当众抢劫，被抓入狱。他曾对媒体说，入狱只为了养老。

　　付达信是灵官村的五保户，进不了敬老院，一直孤独地生活着。去过他家的人说，“他穷得连电灯都点不起，说不定哪天这老头病死在床上都没人知道。”

　　祁东县“五保”老人（即指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有10389人，类似付达信这样“散养”家中的，占总数的92%。

　　当地一民政官员说，解决好他们的供养问题，就跟当年甩掉穷帽子一样艰难，毕竟“这里基数大，底子薄。虽然现实严峻，但也没法子马上一步到位。”

“牢”有所养

　　70岁的湖南村民付达信因为贫穷无法养老，选择来北京抢劫，享受监狱中的“福利”

　　若不是上了电视，村里人还以为付达信仍在广西柳州收废品。

　　去年8月，在同乡带领下，付达信去了柳州。3天，他没收上一个废品。而且，70岁的他发现自己已骑不动小三轮。他决定赴京反映情况。

　　一路上，他不断捡着破烂，以凑足一张火车票的钱。

　　9月8日下午，付达信出现在北京站广场。一名妇女排队买票。付抢了她一张百元钞票，持刀笑着。

　　“神经病。”妇女嘟哝着走了。

　　“我当时这个气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来了不就行了吗。”事后，付达信这样对媒体说。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回家的女大学生。这次警察来了。

　　付达信乐了，“我可以不做事，我可以进监狱享受福利了。”

　　“他生活得很苦，2003年每天生活费最少时只有1块钱。”付东文是付达信的邻居。她说，付达信早在2007年就曾赴京上访，不过那次没有结果。

　　村里人还说，付达信这辈子都是孤身一人在广西、广东打工，从没娶过媳妇。付在出事后说，他之所以没有结婚，就是因为穷。

　　付达信现在的屋子租给了一个叫胡俭的外村人住。胡俭说，记得一次天黑，付达信一个人捧着个大碗蹲在门口吃饭，除了饭和凉水，碗里没有菜。

　　付达信进监狱后3个月胖了10斤。他对狱警说，在狱中，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吃肉。每次吃饭，他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小心地吃。

　　当法院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时，付达信对法官说，“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他说，留在监狱里，就不用为以后的生活发愁了。


　　孤独“散养”的五保户

　　付达信在村中靠贩卖鱼仔、烟丝为生，病了也无人照顾，也无钱买药，在床上挨着

　　付达信的屋子在灵官村的东头，是村小组中为数不多的旧房子，还只有一间。屋里屋外几乎一个样，都是土地面。不用进到最里面，就能闻到很重的霉味。所有家当就是一张木床、一口木箱、一把旧凳子、还有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房子的前面，还有三间摇摇欲坠的破土屋，靠北边那间已破了墙，塌了顶。村里人说，那是付达信的老房，有不少年头了，也舍不得拆，但也住不了人。

　　付达信家兄姊4人，他排行第四。而这些亲人渐次离他远去。

　　付达信5岁时，父亲去世，接着母亲去世。然后，付达信的大哥搬至江西，姐姐嫁到广西，二哥和他同村务农，已经80多岁，日子过得也难。

　　付达信年轻时在外打工，直到老了，做不动工，才回村。

　　邻居付东文说，他回来曾和侄儿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50岁的侄儿搬到镇上的新房里，这里就只剩他了。

　　邻居付运生曾和付达信一起摆过摊。他们每天清晨，挑着鱼仔、烟丝，去二三十里外的村子卖。

　　“他老了，每次挑得少，走得慢。”付运生说，一天下来，运气好，他能赚一包烟的钱。运气不好，可能要倒亏本。

　　2003年，付达信去县民政局，反映生活困难。当时64岁的他才知道自己属于五保户，可以领补助。

　　从那年起，他领到了300元/年的补助。

　　2007年10月29日，湖南省颁布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办法规定：实行分散供养的，本人可以在家生活，可以由村民委员会委托他人照料。

　　同时，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村民委员会应当与受委托照料人、五保供养对象签订供养服务协议。

　　而村里人说，付达信在家根本没人照顾。

　　付达信的侄儿也说，伯伯生病后没有钱去医院治，只有躺在床上挨着，算他命长，慢慢又好了，“再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干枯的壳了。”

　　村长付发月说，付达信之所以不满意生活就是嫌补贴低，不够生活。一年600元平均一天也就1.6元。而现在肉要13元/斤。一个鸡蛋就要8毛。

　　“然后就是生病了没有钱治。”付发月说，付达信找过村里、镇里，甚至市政府，但都没有钱给他。因为国家在五保老人的医疗，尤其大病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迈不进的敬老院

　　付达信没按村小组规定交出住房和债权债务关系，也觉得敬老院不自由，所以未能集中养老

　　村民王连补71岁，住在灵官镇敬老院。他说，他还记得付达信，有时付挑担子路过敬老院时，还会打招呼。

　　“按理说，付属于五保老人，应该也能住进这里。”王连补说，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来。

　　如果不是当地人带领，很难找到王连补所在的敬老院。它没有挂牌，藏身于一处树林山坡边。该院由灵官镇兴办。

　　早在20年前，这里曾是一所中学。后来，每间教室统一被隔断成三个单间，一排共10间，食堂、厕所位置不变，废弃的中学就成了现在的敬老院。

　　2月2日是农历正月初八，按照农村的习俗，这日子还算过年。走进院落，房前的土坡下、水沟里堆满垃圾。地上不见鞭炮渣子，门口没有挂红对联，也没有闻到鱼肉酒香。一切跟没人住一样。

　　全院有18位老人，来自全镇各村，年纪最大的老人78岁。有三位身残不便者。现在，每两人住一间房，以便相互照顾。

　　王连补在灵官镇敬老院住了六年。之前，他是该镇崇高村七组的人。也是老光棍。因年老加上无人照顾，与其亲属联系后，组里决定把王连补送进敬老院集中养老。每年600斤的口粮由组里负责。

　　付达信此前也曾和村小组谈过进敬老院的事。

　　村长付发月说，如果付达信要进敬老院，村小组每年必须要为其交付600斤的口粮。而村小组首先要弄清楚他欠别人或者别人欠他多少钱，然后把他的房子交公给小组，才会答应替他交口粮。

　　“付达信不答应村小组的要求，所以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过了。”付发月说。

　　而湖南省2007年实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中规定，不得将村民私有财产交给国家或者集体作为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的条件。

　　条例中也没有规定村民必须在村集体交纳口粮之后才能入敬老院。

　　付发月说，他们是按照早已流传下来的老办法操作的，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他也不记得了。“也正是很多老人不愿意这样，所以他们也就只能被分散在农村养老了。”

　　付发月记得，后来付达信本人也说，敬老院不自由，很难受，也不愿意进了。

（接上帖）

“五保”蜕变为“一保”

　　市场经济确立后，担负供养五保主要责任的村小组，支配资源能力下降，为老人讨口粮成为难事

　　由于村小组不为付达信提供600斤口粮，付达信也就进不了敬老院。村小组的意见成为付达信是否能进敬老院的关键。

　　在农村，其实五保供养的主要责任人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国务院在1994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就已确定了这一性质。

　　“条例”中规定，五保供养工作是“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因此资金筹措的主体是乡镇和村集体，尤其是村集体。

　　而村集体也有自己的无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在农村调查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居主导地位，村集体能有效支配现金和实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集体经济受到削弱。尤其在税费改革后，具有一定随意性的“三提五统”制度被取消，村集体支配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削弱。

　　邹庚寅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他是砖塘镇的社会事务办（又称民政办）的主任。在他任职的这些年，经常为五保老人的口粮走村串户，逢人讨谷子。

　　砖塘镇现有人口36700人，五保户362人，已到敬老院集中供养的40人，剩下322人的口粮问题就有缺口。

　　他说，以太平桥村为例。该村14组，全组25人，五保户有3个人，计算下来就是7个人供养一个老人，而这7个人又有一半以上没有种田而到广西打工，大多数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面，更别说让他们给五保户供粮了。

　　邹还说，尽管现在种田有一定的补贴，一亩田一年收下的谷子，如果除去农药、化肥、种子和人工，根本就赚不了钱，所以这种情况下，让农户拿口粮，也不太现实，毕竟他们不拿口粮也不犯法。

　　洪大用调查发现，农村五保困境具有普遍性，几乎所有散居的五保户都不记得上一次吃肉和吃蛋是什么时间。集中供养的五保户生活虽然好一点，但大多没有买新衣服的记忆，他们的衣服要么已经穿了十几年，要么就是外界捐赠的救灾衣服。

　　洪大用曾撰文说，在一些地区，五保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两保（保吃、保葬）甚至一保（保吃）。

　　因此有专家建议，政府应该取代村集体，成为供养五保老人的责任人，各级政府应当把实行集中供养作为五保供养的基本方向，把建设农村敬老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贫困县“难顶”五保之重

　　祁东县财政收入全市倒数第二，仅够“保吃饭”，该县9成五保老人未能集中供养

　　祁东县的五保问题也是李虎霖心头上的一个问题。

　　他是民政局副局长，分管五保供养工作。他说，现在全县被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只有818人，不及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2003年以前，祁东县的五保工作由各乡镇负责。免征农业税之后，政府开始更加重视五保工作，审批核定权从乡镇归到县一级人民政府。

　　五保老人的补贴标准开始逐年提高。2004年是400元/年，2008年是800元/年。

　　李虎霖说，对于一个贫困县，在政府财力未能大幅增长的前提下，政府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祁东资源稀少。没有工业，没有矿业。地处湘西南，条件艰苦。县财政可支配收入在全衡阳市排倒数第二，“是一个保吃饭的财政”。据称，2008年底，县财政还是借钱过的年。

　　李虎霖也说，如果让祁东县把现有五保户全部集中供养起来，政府每年的支出将是2340万，相比财税刚过亿的贫困县来说，是不现实的。

　　不过，祁东县还是在致力推进五保供养，尽快改善敬老院的硬件设施。据了解，该县23个敬老院中已改造完成的有15个（包括五保之家），还有8个将在两年完成更新。届时，能接纳的五保老人超过千人。

　　破旧的灵官镇敬老院也被纳入2009年改造计划，将投资百万，建成一个有40张床位的全新敬老院。

　　但是还有绝大多数五保老人没能纳入集中供养。李虎霖说，祁东的五保供养形势依然不乐观。

                       “五保之家”蹒跚中试点

　　让散居的五保老人集中居住，相互照顾；但由于管理问题该县不少试点被撤，仅剩留7家

　　除了敬老院，在祁东还有一种供养五保老人的模式，就是五保之家。

　　位于中国黄花第一村的石亭子镇罗江村，有一处看似小学教学楼的两层建筑，每一间房就是两个五保老人的家。

　　2007年，由罗江村牵头，村镇企业投资近10万的小型福利院落成。设计床位数12人，到目前全部住满。春节前，作为主管单位的村委还专门派人检查卫生，给每户人家评级，还派发水果。

　　和传统敬老院不同，住在这里的五保老人没有食堂师傅和工作人员，每年得到补贴还是800元，而不是集中供养的补贴标准2340元/年。

　　老人们拿着这些五保金后，轮班烧菜做饭，一起吃，一起住。“生活自由，想吃什么就能做什么。”

　　李虎霖说，五保之家有投资少、便于布点等优点，但因没有工作人员造成管理跟不上也是现实问题，所以2007年全县不少试点被撤销，到今天只剩下最后的7家，现分布在石亭子镇、蒋家桥镇、凤岐坪镇和洪桥镇。

　　解决吃住后，医疗费不足就成了五保老人养老问题中最大的障碍。

　　五保老人徐世发今年68岁，住在风石堰敬老院。2008年12月不慎髋骨骨折，入院治疗已经花了3000多元，仍未康复。按照规定，他的医疗费远远不够支付诊费。后来，敬老院上报镇县两级政府后，多余部分从救灾救济款支付，才勉强能继续治病。

　　李虎霖说，对于五保户的就医问题，不能设置门槛，应以特殊人群特殊照顾，而且还不能以普通公民看待，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和更多的爱，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像付达信那样偏激，做那种傻事。

　　村长付发月说，他们已经准备为付达信解决困难，增加生活费用；若村小组拿不出口粮，村里会想办法，并想动员付达信去敬老院。


“五保”由来

　　中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期。

　　1956年，政府颁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及残疾社员，由集体给予保吃、保穿的保障，对于年幼的人保证其接受教育，对于年老的人保证其死后安葬，这些保障简称“五保”。

　　■ 供养难的原因

　　1、五保资金筹措没有保障

　　市场经济中，村集体筹措资金能力降低。

　　2、五保供养制度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目前，村集体依旧被规定是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集体经济受到削弱，集体观念面临瓦解，干部动员资源能力下降。

　　3、农村社区建设滞后，社区服务水平低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人口迁移的加速，一些乡村社区正在趋于解体，这一进程对五保老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4、农村群众集体意识削弱，互助意愿不足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公众道德素质有滑坡的趋势。很多人过分关注个人利益，而对集体利益、对他人利益关心不够。

　　资料来源：洪大用等人撰写的《困境与出路：后集体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研究》

　　□本报记者 吕宗恕 湖南祁东报道

　　专题统筹　本报记者 宋喜燕

老无所依：一个河南村庄的养老之困

关注焦点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除夕夜，河南邓州某村，一名近百岁的老人因无人看护,在家中被火烧死。

事件让其儿孙陷入舆论漩涡。一个事实是，儿孙也有儿孙要养。在土地产出显得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能满足老人“有碗饭吃有间房住”基本成了这个村庄赡养老人的高标准。

终生劳作，自食其力，需要老而弥坚的身体；若是子女“不孝”，晚景难免凄凉；而对于那些没有子女的五保户，一切更不在掌控———这是邓州李庄的养老困局。

不过，年轻人知识的增加和观念的改变，也正改变着这个村庄。

李庄最后一个小脚老太走了，97岁。

在河南邓州市十林镇，对80岁以上老人的辞世，叫“喜丧”。

但任何一个知道张阿婆死因的人，都不会想到“喜丧”这个词———今年大年夜，她独自烤火时，棉衣被引燃，不得解脱，活活烧死。

没人听到她的呼救声。她遗下成灰烬的衣服，和发焦的身体。

邓州市，李庄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子，张阿婆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老人。

传说，李庄的祖先是在明朝初期从山西洪洞县，在大槐树下编组迁徙至此。600多年过去，村民们用上了“山寨”手机，骑上了杂牌摩托，但土地和生育，仍与600多年来一样，是此地居民生存的两大主题。

在土地上流了一辈子汗，生下一大群儿孙后，农民成了老农民。而对老农民来说，养老，是一个比种地更棘手的难题。

至少，张阿婆的死，让李庄每一个老人忍不住叹息落泪。


大年夜的火灾

能让老人有碗饭吃，有张床睡，也就是村里人理解的“赡养”了

要是张阿婆身上的火没引燃柴垛，她会死得更沉默。

目击者说，大年夜7点半左右，邻居发觉张阿婆家院子起火,赶忙冲过去救火。

一二十分钟后，燃烧的柴垛被扑灭。

大家在屋里屋外都找不到张阿婆，正着急，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蜷缩在柴垛不远处，衣服和头发已成灰烬，皮肉焦黄。

大家推断是她烤火时引着了身上衣服，出门求救时又引燃了柴垛。

“她一直怕死了被火化，没想到还没死就被火化了一回。”张阿婆六十多岁的大儿子痛悔自己不在场。他当时串门去了。

这是个没有院墙的院子，张阿婆住在右侧厢房，大儿子住在中间房子。她的两个孙子，则住在300多米远的村西头。

一个事实是，在李庄的老人中，张阿婆属于晚景相对好的。至少，她吃穿不愁。每到吃饭时，总有后辈从村西给她端饭。

不过，她97岁了，这个冬天又过于寒冷。旧瓦房内，她不断往火堆上加柴。

出事前一天，腊月二十九，同村的洪东花说，她几天前去张阿婆家串门时，发现她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旁边的柴禾不知怎么引着了。“要不是我们恰好碰到，她就被烧死了。”

洪东花没想到，张阿婆真的被烧死了。











张阿婆的死讯，让村里的老人们普遍感觉悲哀和愤怒，也让她的儿孙遭受指责。

“为啥孙子不让她住一起”，“快一百岁了，还一个人烤火？”，“饭端那么远，早就不热了，能吃吗？”……

对于村里人的指责，两个孙子也知道一些，他们沉默。

“不关小辈的事，都是我的责任。”他们的父亲抹着眼泪说，两个儿子农活都很繁重，都要挣钱养活一家老小，“不可能天天看着奶奶”。

事实上，张阿婆的两个孙子曾讨论过，由老大赡养父亲，老二赡养奶奶。最终两个孙子都在管奶奶吃饭。

在李庄，能让老人有碗饭吃，有张床睡，也就是人们理解的“赡养”了。

跟村里其他老人一样，张阿婆生前也经常夸耀自己的儿孙。

四十出头的大孙子两年来去过外地打工，但因没有技术，闯荡先后失败。回到村子后，他沉默了很多。

二孙子一边种地，一边在村里建筑队做泥水匠，一天能挣几十块钱，也非常忙。

孙子们也有儿子，老人慢慢淡出生活的中心。

“不服不行呀，我也六七十了。唉，这人一老，就跟面前有条深沟一样，你不跳，这小孩子们一茬接一茬往上长，都在催你跳呀……”正月初二，张阿婆的大儿子站在棺材边，与族人交谈。

张阿婆的棺材是早就备好的，沉甸甸的香椿木。

（接上帖）

活到老，干到老

“坐到屋里啥活儿不干，光知道吃饭，那不是自己扇自己老脸吗？”赵喜菊笑

张阿婆生有一女三男。女儿远嫁到几百里外，二儿子常年流浪在外，三儿子八年前自杀。

此前20多年，她一直与三儿子相依为命。三儿子自杀后，她跟大儿子一起，靠两个孙子供养。

儿孙多劳力就多，使她早在六七十岁时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在人均土地2亩半的李庄，只要身体允许，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下地劳动。

何况，李庄四分之一的村民都外出务工了，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他们把孩子和土地留给了老人。也使得老人成了难以卸掉套具的老牛。

据村干部估计，李庄至少有30多名留守儿童。他们都靠爷爷奶奶照顾，学习成绩几乎没有上优秀线的。

大人们也不十分在乎这个。众所周知的是，大学生一年比一年难找工作。务农和打工的门槛却很低。

不过，务农是没有退休时间的职业。赵喜菊今年78岁了，除了不拉车耕地外，拔草、施肥、浇苗、薅花生……跟年轻人一样劳作。

老伴小她4岁。过年时，外地的三个女儿会给他们寄点钱，而两个儿子，还没有开始赡养老人的打算。

“我身体好着呢，让我坐到屋里啥活儿不干，光知道吃饭，那不是自己扇自己老脸吗？”赵喜菊笑。

赵喜菊老两口独户过日子，有饭吃，有钱花，让不少依附于子孙的老人颇为羡慕。不过，并不是每个人到了78岁，一顿饭还能吃上两大碗饺子。

身体好，才能活得有尊严，在李庄是条真理。


“养儿防老”靠不住

未经允许吃了一个苹果，卓婆婆被指责“偷吃”，并就此扫地出门

所谓“养儿防老”，其实是靠不住的，比如卓婆婆。

她有5个儿子，但跟儿媳相处都不好。去年冬天，她未经允许吃了某儿媳一个苹果，被指责“偷吃”，并就此扫地出门。

她没地方睡，去找分居的老伴，老伴说，“我都快没人管了，你少牵扯我”。冬夜，她在村里转了一圈，几个儿子家的门敲了个遍，然后向村外走去。

庄稼地头，有地方堆着玉米秸秆，她钻进里面，和衣而睡。不多时又被冻醒，她再次转回村里。

这还仅仅是一张床的问题。疾病，更是可怕。

在李庄，老人一旦发现癌症等绝症，其存活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儿女坚持要给治疗的，凑点钱能做个手术。倘若儿女财力不济，或不想破费，只能到卫生所买几瓶止痛药片，延续性命。

在不少老人看来，患癌症速死，还算体面。村西姚婆婆中年就瘫痪，大儿子嫌分家不公，对她不管不问。

那是十几年前，小儿子因超生东躲西藏，仅小儿媳在家支撑，姚婆婆饥一顿饱一顿，基本的卫生都没人做。

当时，姚婆婆有六十多岁。一年夏天，她女儿回娘家为她洗身子时，发现一些地方生蛆了。“活人生蛆”之事由此传开。不过，她的境况，并没因此改善。

七八年前，姚婆婆去世，结束了她“寿长多辱”的一生。

几百年来，李庄的人们一直靠天吃饭，他们的行事，无不源自农民糊口的本能。

年轻人好吃懒做并不可怕，大不了娶不到媳妇。但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多半要被视作累赘。而除了老亲旧眷，不会有人去谴责那些所谓“不孝”的年轻人。





并不稳固的家庭

20年来，李三爷给村里的父子间，出过不下十份“活不养、死不葬”的“字儿”

十几年来，李庄离婚的夫妻不超5对。但说这里的家庭结构多坚固，也未必如此。

李三爷是村里比较贤达的人物。经常在红白喜事做个知客，场面上陪陪酒什么的。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做“出字儿”的见证人。

一旦有宅基地划分、借款、分家等事宜，村民不会找什么公证处，而是找中间人，大家商议一份协议，三方签字画押，叫做“出字儿”。

分家，向来是李庄兄弟不和、父子反目的危险期。大到一间屋子一处宅基地一头牛，小到一个老木箱或几把椅子，都可能催生一张断绝父子关系的“字儿”。

李庄没有因赡养问题闹上法庭的先例，有的，是“字儿”。

20年来，李三爷出过不下十份“活不养、死不葬”的“字儿”。一旦有儿孙怀疑老人分家不公，往往就要出字儿：老人可以将家产分与一个或几个孩子，剩余的孩子则不负责老人的生养病死。

上文中提到的赵喜菊，在十几年前分家时，为三间土坯房，大儿子与父母出了一张这样的“字儿”。尽管几年来两家关系已非常好，但那“字儿”并没有撤销，这或许更坚定了老两口自食其力的决心。

年初一，赵喜菊的大儿子去向张阿婆家人问候，很感慨，“想想以前分家，大家为几间烂房子争得鸡飞狗跳，何必呢？”

李庄父子“出字儿”虽不鲜见，但具体人数并无统计。事实上，老人们往往也只依靠某一个孩子赡养，很少有几个孩子轮流照顾的做法。

不过，让李三爷欣慰的是，近年来，兄弟分家发生纠纷的事情越来越少，一则大家书读得多了，都不跟他们文盲半文盲的父辈一般见识；二则，大家都出门打工挣钱，盖房子置家具一般自力自为，老房子老家具都看不上眼，也懒得争了。

相比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更牢固些，在晚年更能依靠。不过也不尽然。比如上文的洪东花，有三女两儿五个孩子。22年前，因她执意要供三女儿读书，惹恼了老伴儿，找人跟她“出字儿”分了家。

二女儿、三女儿，几百斤小麦，两间原本养牛的土坯房，归了她。“刚分家时，我感觉丢人呀，又生气，天天站在门前骂他。”直到有一天，14岁的小女儿说，“我在河边站了好几回，差点跳了，就怕我死了你可怜……”小女儿承诺，她以后赡养母亲，母亲没必要骂任何人。

洪东花不再骂了。过了十几年，小女儿历经艰辛，进入南阳市区一家工厂，成了“国家人员”，并与当地人结了婚。

洪东花那两间土坯房更破了，漏风进雨，墙体也越来越斜，邻居们都相信，若是对着墙跺一脚，那房子准会倒。

小女儿没有食言，一直让母亲去南阳。但洪东花的二女儿夫妇在北京打工，留下一对儿女让她照看。

“等老二从北京回来，我就去南阳了。这土坯房推倒算了，反正也快倒了。”夕阳下，洪东花笑了。

对两个儿子是否养老，她已不再关心。

五保户的晚年

跟着妹妹的儿子住，五保户李瞎子的补助金，和一年的土地租金，都归妹妹家所有

在李庄，还有6名五保户；李庄所属的大行政村，一共有五保户和孤儿30多人。

五保户的标准是：没有儿女，年龄在60岁以上者。

他们一个月可以领70元的补助。

李庄的6名五保户中，5名仍旧下地干活。原因很简单： 70块钱只够天天啃方便面。

村干部说，各个村民小组为五保户名额，都争得厉害，但其实指标是上边定额的。

没人能预料到这6名五保户在不能活动后，将面临何种困境。不过，五保户李瞎子的现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参考。

70多岁的李瞎子其实并不是瞎，他年轻时长白内障，眼神不好，人们叫他“瞎子”。

李瞎子很和气，青壮年时期逢大集体，他干活很卖力，人们都愿跟他搭帮。谁家有啥事需要帮忙了，喊他，没有不应的。


虽然他很招人喜欢，但因太穷，他没结过婚，成了老光棍儿。在他60来岁的时候，他听说白内障可以治，但需要很多钱，就“不治算了”。

当时，他正帮本家一个侄子看小孩。两个小孩都叫他“爷爷”，村里风传这一家要为他养老。当小孩到上学年龄后，人们发现，李瞎子又回到他的土坯房里，自己给自己做饭。

6年前，两间土坯房又被大雨冲塌，村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地，他移居五六里外的妹妹家，由外甥赡养。

他的五保补助金，和一年500块钱的土地租金，都归妹妹家所有。

他住在主房旁搭建的一个窝棚内，窝棚很小，仅容一小床。去年年底，一名村干部去探望，见被褥单薄，窝棚到处是缝，任由寒风进出。

“就不能糊几张报纸吗？”这名村干部颇感辛酸。

这个曾经乐天豁达的老人，早年因乐于助人而为众人所喜欢；在步入人生的晚景后，这个村子已慢慢遗忘了他。

他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是在去年。邻居没有打招呼在他宅基地上盖了房子，他外甥开着手扶拖拉机，将他拉回村里，往宅基地上一丢，扬长而去。

对方急了，忙找人说和，最后补偿一千元了事。于是，李瞎子又被拖拉机拉回那个四面透风的窝棚了。

他的妹妹回过几次村子，找中间人讨要那两亩多地的租金。

之外，很少再有他的消息。不少年轻人甚至以为他已死了。


如果五保户没有亲戚收留，还可以住到养老院里。这个镇的养老院由一所公路边废弃的初中改建。

听说里面伙食还算不错。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过去住。在老人们的概念里，一住进养老院，就意味着，等着老死。

生存与“防老”的继续

“不多要个孩子，我老了，谁养活我？”这是那些超生的村民最常见的理由

因过年有禁忌，张阿婆的下葬日期延迟了四天，到初六。

“三六九，顺风走。”这一天，李庄的年轻人开始离开村子，到远方去打工。

初六早晨，张阿婆也离开了村子。八个本家的青壮年抬着棺材，将她抬到她曾劳作一生的田野里，埋下。

子孙们大声或小声哭着，送葬的村里人也都流泪。

一个原本不属于李庄的人，告别了李庄。

此时，六十年未曾有过的旱灾正在持续。整个冬天，李庄没有下一场雪，甚至没有一场湿过地皮的雨。村外的麦苗，颜色越来越接近荒坟上的枯草。

活着的人们仍在为生存而奔忙。然而，旱灾却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过多担忧。在李庄，仅指望农业，温饱是没有问题，但想盖房娶媳妇，则是“做梦”。

这里人均土地两亩多，两亩地一年至多净收入一千元，这仅相当于在南方服装厂半个多月的工资。

所以，人们不再把庄稼那么当回事了。

但生儿育女还得继续下去。李庄，不超生的家庭微乎其微，有女孩的人家想生个男孩，有男孩的人家还想再生个女孩。

那些超生的村民最常见的理由是，“不多要个孩子，我老了，谁养活我？是政府，还是你们这些干部？”

没人能圆满回答这个问题。除非可以证明李瞎子等五保户，正过着幸福的生活。

基层对超生也不再像十年前那么严了。在李庄，只要支付一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生二胎了。

那么多的“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村民们也懒得过问。在这里，每一个日夜都显得那么平凡，鸡鸣犬吠中，数百名老人和孩子守着这个村子。

村里多数老人安于贫困，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有碗热饭、有个暖被窝便已满足。而以此标准看，大多数老人还都能如愿以偿。

大年夜张阿婆之死，让李庄人更多地去注意老人的问题和他们的生活。

这个春节，村里老少提起张阿婆，无不叹息。

那些常年在外的年轻人们发现，老人们竟是如此脆弱，当你看见他们时，他们无所求地活着，看不见时，他们可能就永远离你而去。

事实上，伴随着学历和见识的增长，以及经济能力的改观，年轻人已开始改变和正试图改变村庄的生活方式。

能让生病的老人接受好的治疗，让年长者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是多数年轻人的愿望。

(注：因涉及家庭及个人隐私，村子村民皆为化名)


来源：MSN理财社区
作者：aidaotumi

西方文化的一个糟粕   

说中国文化糟粕多，这我承认。其实西方文化的糟粕也不少。我在写作《批判社会养老保险》一文时发现，西方人的观念里，家庭权利义务关系是单向的，就是说父母有抚养子女到成年的义务，而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里的人老了，子女是不大管的。照顾老人主要是政府的事。孩子来看望一下父母，父母会激动得流眼泪，很多案例显示，美国的老人很羡慕中国的老人地位高，有时还几代同堂。社会养老发源于西方，我不知道是先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有单向的家庭权利义务关系观念。还是先有单向的家庭权利义务关系观念，后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关系。
在东方人的观念里，家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双向的，就是说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家庭关系比较亲密。家庭的作用较大。子女成家立业后，父母才算尽完了义务，一般不会出现子女到18岁就被父母赶出去的现象。
西方人崇尚独立，东方人强调互助。资本家巴不得更多的人脱离家庭和手工业行会的庇护，成为其雇工，依附于他。这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快的原因之一。
这两种文化究竟谁先进？我认为东方的较先进。
理由是：在动物世界，子女长大后，也是被父母赶出去，子女很少反过来照顾父母。西方的做法更接近动物。也意味着比较野蛮。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福利制度严重削弱了家庭的福利功能，以不依附家庭著称的西方人严重依附雇主和国家，家庭的凝聚力下降，性放纵泛滥。人际关系淡漠，社会呈现病态。

令人潸然泪下的中国社保低水平(转）

2008-05-29 20:40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正在我国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要把大批的外汇向国外投资时，正在国际社会把中国当成新兴富国刮目相看之时，中国国内的啼饥号寒之声却不绝于缕。中国到底要怎样发展？眼前发生的一幕幕真实情景让人疑惑。请看仲大军先生的一件亲身感受。]
令人潸然泪下的中国社保低水平

----唐山的一个盲人电话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7月28日

     7月28日下午3点半，一个陌生人从唐山给我打来电话，电话号码：0315-2859197。他说他是一个盲人，特别喜欢大军中心的网站，每天都听大军网站上的文章。

    我说我们网站的文章也不发音，怎么能听呢？他说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可以读文章的软件。他打电话来的意思是让我关注一下中国盲人的生存状况。

    他叫樊东升，今年55岁，2004年下岗。他说自己工龄30年，单位以每年500元的标准用1.4万元买断了他的工龄。从此，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工资收入。目前他家庭的情况是，妻子和孩子也没有工作，靠领低保过日子，一个人的低保金每月才225元，两个人一月的低保加起来是450元。

    我说您现在有低保吗？他说没有。就是这225元也非常难申请。他向社保部门写了申请，但半年了也没批下来。

    我说那你们全家每月就靠这485元生活吗？他说他会世界语，有时还能干点活有点收入。并且，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唐山还颇有知名度，当年还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希望你们关心一下盲人的生活状况，中国盲人的数量有1040万，”他在电话里说，“有些盲人过得非常惨，上吊的，溺水自杀的，什么样的都有。”

    他妻子经常有病，我说看病怎么办？他说靠社会捐助。我说，好吧，我写文章把您的情况反映一下。

    我们挂断了电话，通话时间7分40秒。

    关于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太低的问题，我已经在很多文章里反复谈过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之低低到何种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前几天我去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办事处做失业保险金的调查，当前北京的失业保险金的水平有多高呢？平均500元。象我这般年纪和这么长工龄的人，如果现在失业了，每月只能领到500多块钱社会保障。请问，一个工作了30多年，年纪50多岁的人，也拿500元的失业金，这是正常人的待遇吗？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达到3000元。失业金居然只是平均工资水平的1/6，这还拿失业者当人对待吗可以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简直是不把弱势群体当人对待。北京的平均工资都达到3000多元了，失业金才500多元！这是对那些下岗待业者的极大歧视！

     至于唐山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只有不足250元，真不知中国政府拿我们的人民当什么动物饲养。这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表面繁荣昌盛的中国！

    樊东升先生曾是一个国企老员工，被打发回家时价值仅值1.4万元。这就是亿万中国工人阶级的人力资源价格。而在这些年里，国有企业高管们的工资却节节上升，现在已经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了。

    1.4万元的30年工龄价值与上千万元的年薪，中国的企业官员与普通职工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通下地狱，一条升向天堂。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结局和后果。其中的残忍性和掠夺性已经昭然若揭。

    感谢盲人樊东升，他使我这样高高在上的人了解了一些困苦群体的情况。

    很长时间了，我已经和体制内的那些搞社保研究的学者没有了来往，李培林、杨团、唐钧、莫荣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这可能是我对这些官员学者的失望。中国社保水平的如此低，与这些体制内学者的研究和参谋很有关系。

    我常常想，已经精英化了的学者是不是中国社保低水平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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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发件人："春天" <gchj00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7-31 10:26: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希望

    请允许我叫你一声仲大军老师：看了你的文章，看到了希望，社会还有人说实话，而且替老百姓说话，希望之火在心中燃烧。很久以来，看到的文章都是一片繁荣，老百姓的疾苦没人过问。像我50岁左右就终止劳动合同，家在农村还好有土地。可我，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既无良田又无企业留，面对改革后打造的强大政府和一群精英，显得我是多么弱小的劳动力。

    我无助，想为温饱挣扎，满头白发一身痛，没有企业愿收留。我无奈，面对老母孩子，欲哭无泪，我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证。工人阶级的地位已落千丈。我困惑，报纸杂志天天讲和谐，像我这样既失去了经济地位更谈不上政治权利，想糊口都难上难的悲残结局，在社会上何止我一个，难道这也教和谐，呼吁，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说实话，解决三十年以上工龄人群吃饭问题。拜托敢说实话的钟老师。同时谢谢你能坚持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使我们生活在底层的 工人兄弟看到了希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支持不同想法

看看......

珠三角第一代打工者因社保问题无法退休(图) 来源：央视网
2009年10月13日00:02



我来说两句(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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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易承芳是珠三角第一代外地打工者，按照现有养老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累计缴费达15年，才能在退休后领到养老金。但是，易承芳明年退休时，在广州只交了11年养老保险，所以她领不到养老金。很多打工者都像她一样，因无法领到退休金而无法退休…[我来说两句]

2009年10月13日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外来工来说，更是一生中的大事。但他们却面临10年养老保险费可能白缴的情况，辛苦无着落，晚景堪忧…[详细][广播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郑功成

　　畅想：2049中国社保未来：安全 富足 自由 平等
　　2009年10月1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珠三角第一代打工者没法退休》，以下是节目实录：
　　有部电视剧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打工妹》，二十多年前，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轰动一时，里面那些打工农民工的遭遇，很多情节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就是一位当年的打工妹。现在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些第一代打工妹也都成了两鬓斑白的打工嫂，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那可恭喜她们了，辛苦了半辈子，终于可以拿着养老金，安安心心的回老家养老了。可是，对广州的女工易承芳来说却不是这样，她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但现在发现自己没办法退休。
　　没法退休的打工者
　　来自湖南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4岁，1987年她随丈夫来到广州，在一家生产化妆品的工厂打工，这一干就是22年。本想着明年就可以退休的她，经过多方打听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广州领取养老金。
　　广州某化装品公司工人易承芳：“真是一场猴子捞月一场空，真的是很失望很失望，真的是没有一点希望，在那里上班，人在上班，心里总是想这个保险，怎么这么没运气？”
　　到明年2月1日，正好是易承芳55岁的生日，届时年满55岁的她正好符合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且她从1998年7月开始，就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参保了广州市的养老保险，到目前已经缴纳了11年半。她本来打算到时间就办理退休手续。可是两个月前，她在询问公司主管人事的经理时，才得知自己根本不能在广州退休。
　　易承芳所在企业的负责人：“她咨询我们这个情况的时候，她到了55岁还能不能继续买保险，那么我们经过咨询有关方面的意见的话，虽然她务工时间比较长，但是她的保险到了退休年龄的话，还达不到15年，就是不能在广州这边办理退休手续。”
　　按照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才能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但是到明年2月1日，也就是易承芳55岁退休的时候，她的缴费年限只有11年半，达不到规定的15年。
　　易承芳：“我就说你帮我问问，我说能不能帮我一次买完，还差3年多时间，他说也不行，你不是广州市的户口，社保局的讲，是广东省的都可以。”
　　为什么当地人可以续缴，外地人就不可以续缴呢？不死心的易承芳，让丈夫专门到广州市社保中心进行咨询。
　　易承芳的丈夫曾建林：“他说很抱歉，不是我们说不行，因为你们正好是赶在年龄只差一点点的坎上，再加上年龄已经超过了，按照我们广州市的政策来讲，你外来人口已经到了55岁了，就不能在广州买养老保险了，不能再继续续保了，我就说那广州市的呢？他说广州市的可以。”
　　按照广东省2006年下发的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规定，到了退休年龄但还没有达到年限的本省参保人，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费率继续缴费。但是由于易承芳的户口在湖南，而不是广东省户籍人员，因此她不能适用这项规定。
　　易承芳的丈夫曾建林：“我现在是这样想了，为什么广州市的可以，买养老保险不是出同样多的钱吗？当时如果是不给买，如果是要分外地人口和广州市户口，那为什么大家都是要同样出那么多钱，同样给买呢？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在哪里？”
　　广州某化装品公司工人易承芳：“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中国一个公民，你不是靠外地的农民工帮你们广州建设的这么快，这么繁荣，我们是帮你搞建设，来了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分的外地人，分的户口这么厉害。”
　　广州市社保部门给易承芳的答复就是，只能选择退保，领回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这也意味着易承芳缴纳了11年的养老保险，变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
　　易承芳：“让我退保，退我私人那一部分，就拿自己一份，你退保，他就叫我退保，我肯定想不通。”
　　看了刚才的报道，有一个问题让人没法理解，干了二十二年，交了十一年保险，怎么就会没法在广州退休呢？
　　我倒是看明白了，我给你解释一下。按照现在的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累计缴费达到十五年，你才能退休之后领到养老金。但是，易承芳明年退休的时候，在广州只交了十一年的养老保险，所以她领不到养老金。
　　如果她不能在广州领养老金的话，她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她现在还有两个办法，要么在广州退保，要么把保险转回衡阳老家，在衡阳领养老金。
　　这两个办法我觉得好像都挺麻烦的。
　　我们来继续看易承芳怎么办？
　　在广州无法办理退休手续，那么能否把养老保险转回湖南老家呢？易承芳的丈夫曾建林专门打电话到衡阳县进行了咨询。
　　易承芳丈夫曾建林：“如果是我们要转到衡阳方面的话，需要什么手续，能不能接收我们？”
　　衡阳县社保局工作人员：“接受的话，转到这边的话，只转个人帐户部分。”
　　易承芳丈夫曾建林：“怎么转？”
　　衡阳县社保局工作人员：“只转你个人帐户里面的钱。”
　　易承芳丈夫曾建林：“公家部分转不过来是吧？”
　　衡阳县社保局工作人员：“转不过来，现在还转不过来。”
　　按照衡阳社保部门的答复，易承芳可以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当地，但是目前养老保险只能转个人帐户的资金，单位缴纳的资金，由于是统筹账户所以不能互转，这就意味着易承芳必须补缴过去11年企业缴纳的统筹资金。
　　衡阳县社保局工作人员：“按我们衡阳县这边的水平交的话，是4万1千块钱。”
　　“将来拿到退休工资是多少？”
　　衡阳县社保局工作人员：“410多。”
　　易承芳丈夫曾建林：“如果是你后5年再继续买，意思是说买满15年，后面那5年还得2万多，总共加起来大概还有5万块钱到5万多块的样子。”
　　曾建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易承芳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只有11000多元，按照衡阳当地的标准，需要补缴3万元，如果再加上后面3年多要缴纳的部分，至少还需要自己拿出五万多元，而当地的工资却只有400多元。这明摆着是自己给自己发退休工资。
　　曾建林：“他也给我说明了，那你不合算，因为当你交了那么多钱，最后得到的退休工资也就400来块钱，你已经交了5万多块钱，得到退休金400多，一年就几千块钱，10年才几万块钱，拿自己的钱，国家的补助、集体的，你什么都没得到。”
　　易承芳一家是1987年从湖南来到广州的，初到广州，他们夫妇两人一起在这家日用化妆品厂工作。十年之后，易承芳的丈夫离开了这家公司，而易承芳则一直干到今天。
　　广州某化装品公司工人易承芳：“在这里一直干到现在，我就是春节探亲回家，一般我都没有请假回家，一直干到现在，干了22年。”
　　易承芳丈夫曾建林：“来的时候我很卖力的，(和)我老婆，我打两份工苦干，一直坚持10年打两份工，才200多元钱一个月。”
　　作为广州市最早的一批外来工，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使得易承芳夫妇头发日渐花白，身体也越来越差。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易承芳的丈夫每天都要冒着酷暑在外面跑运输。
　　曾建林给记者拿出了家里的帐本，记者看到他们每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就要1000多元，再加上吃饭、坐公交车、修理等其他开支，每个月至少需要3000多元，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如何获得一份稳定的生活来源呢？
　　易承芳丈夫曾建林：“她现在又面临退休了，她要退休这个年龄得不到退休，我更加就(困难)，如果她能得到退休，我心里还稍微安慰一点，毕竟她是一个病人。”
　　记者：“记者就易承芳的养老保险问题来到了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这里他们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文件汇编。”
　　按照广州市目前的政策，易承芳确实无法在广州办理退休手续，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正在根据易承芳的实际情况，研究相关的解决办法，争取早日解决易承芳的养老保险问题。
　　对于易承芳来说，她的愿望就是能够像广州人一样，继续补缴剩下3年多的养老保险，然后在广州办理退休手续。
　　广州某化装品公司工人易承芳：“我回来的时候，为了这个社保，我真的哭了好多眼泪，我老公跟我儿子都说，你不要做了，你看你这个病，又不吃东西，走路都没力气走，他说你不要做了，我说我不做我不甘心，我已经买了11年半了，还差3年半，我说我总是要做到明年2月1日生日，看怎么样？”

（接前页）


农民工交了多年的养老保险成了一笔零存整取的银行存款？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两口子二十年来每天生活在这座城市，他们爱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在他们要退休的这一天，却这么陌生。

　　没错，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到退休年纪，但我也能体会到他们的失落。据说这个群体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还没有个具体的统计。怎么办？

　　刚才咱们看到了女工易承芳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在广州退保，领回个人账户里的钱，自己养老。要么就是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老家，在衡阳养老。

　　说是两条道，其实都走不通。回衡阳办退休不合算，在广州退保更不合算。都不合算，但没办法，易承芳身边有些人就不得不选择了退保这条路。

　　我看以前报道过的退保，实际上就是说，农民工交了这么多年的养老保险，实际上成了一笔零存整取的银行存款，别的好处什么都没有得到。

　　像易承芳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我们栏目在春节的时候，就曾经报道过退保潮。

　　这是2008年的1月18日，清晨七点，天刚放亮，在深圳市社保基金个人服务中心，记者拍到了这样的场面，近百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排在服务中心大厅的门口，而这个时候距离早上上班还有两个半小时。七点半，工作人员提早打开了大门，很快大厅里又排起了长长的领号队伍。

　　深圳打工者：“我们四点钟，这么早啊，四点半到这边的。”

　　记者发现，大清早赶来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外地人，而且都是为了办理同一件业务——退保。

　　记者：“是过来办什么？”

　　深圳打工者：“退保的，现在主要是退社保。”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所有退转保业务都要取号。”

　　记者：“今天发到多少号了？”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2020。”

　　记者：“这么多人？”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对。”

　　记者：“现在都是这么多吗？”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是这么多，算少的。”

　　记者：“是每年都有这么多人吗？”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每年春节前后都有这么多人，很正常的，习惯了。”

　　从社保局的工作人员那里记者了解到，这个服务大厅的最主要业务就是办理深圳特区内的退保，所谓的退保，实际上就是退掉养老保险，而自从服务大厅2003年开始办公以来，每年春节前这里都会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来退保的农民工。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2004年、2005年，曾经达到我们发号发到4000多人一天，具体的准确的办理量是将近3000人。”

　　在个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退保后交还的一盒盒社保卡，而窗台上，摞着厚厚的退保档案资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还只是一个月的。

　　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像2007年12月这里有288本，每一本大概有100人左右，也就意味着差不多是这个月大概就是28000多人左右。”

　　如果一旦中途退保，那么职工之前缴纳保险的年限就不再计算，按照这条规定，提前退保显然并不划算。但是这些外来打工者的理由却很简单，那就是要回家过年。不少外地民工告诉记者，春节前退掉养老保险是他们周围所有人都在干的一件事情。

　　深圳打工者：“基本上都退的差不多了，好多人都退了，都退了，我们现在这几十个人都退了。”

　　回家就要退掉辛苦积累起来的保险，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于这些外来打工者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选的办法。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这些外来农民工往往都辞掉了工作，来年还会不会到深圳打工，他们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也许春节之后他们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寻找工作，而目前各个城市之间的养老保险是不能互转的。

　　深圳打工者：“我想了解一下，我现在在东莞上班，或者在上海上班，或者在其他城市上班，他们帮我交的话，那么这个社保基金怎么累计？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如果是说以后你要在深圳这边办理退休的话，就必须在深圳这边累计交满15年，然后按照国家规定的退休年，也就是60岁，你才可以到深圳这边办理退休，如果你在其他城市交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承认的。”

　　从深圳市社保局记者了解到，2007年深圳的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的人数为83万人，而成功转保人数只有9672人，也就是说，深圳每10000个参保的人中就有1680个人退保，而每10000个参保人中成功转保的只有19人，比例仅为退保人数的1%。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秘书长唐钧：“农民工退保把自己交那部分钱拿走了，但企业交的那部分钱就留在当地了，企业交的那份钱是20%，个人交的钱只有8%，所以当地就挣得很多，所以这是一大块利益。”

　　养老保险到底保的是谁？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企业也交了，政府也交了，但这两样好处，一旦退保最后都拿不到。

　　我们现行的养老制度是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转出转进都很难，退保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把自己交的钱不要了吧。我觉得，一些地方用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把外来打工者的养老钱留在当地。这对打工者不公平。养老保险到底保的是谁？我们采访了郑功成，他曾经参与了相关劳动法规的制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郑功成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认为随着第一批外来农民工逐步进入到退休年龄，那么像易承芳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郑功成：“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涉及到未来的几年，我估计还会有更多的人，我自己初步的估计，可能应该是，少量的估计可能也是数于十万计，甚至会数于百万计，他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郑功成教授告诉记者，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大都是从1998年开始的，深圳、珠海等城市是在1997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养老保险采取了个人缴费和地方统筹的方式。

　　郑功成：“一个本该统一的养老金制度，我们是把它地方化了，就是1995年统帐结合以后，允许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地拿出自己的方案，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养老金不是一个制度，深圳是深圳的制度，广州市是广州市的制度。”

　　正因为是地方统筹，除了个人和企业缴纳之外，地方政府也筹措了一部分资金，而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共同组成了养老保险基金，这个基金是归所有当地参加保险的人所有。因此当地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

　　郑功成：“那么我是地方统筹的情况下，毫无疑问，统筹的这个养老保险基金应该是我当地人所有，对不对，或者说是当地人所共有，你要参与来分享，就得要达到那个条件，在我这里缴费满了15年，你才能够。你只缴费7年、8年，你就能参与分享是不是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就意味着对当地人的那份基金，可以说是一种侵害，就是权益的侵害。那你缴费8年可以领，那缴费1年，是不是59岁调到那里去，60岁就可以领了，这样他当然要考虑到当地的利益。”

　　按照目前现行的养老保险转移办法来看，转保只要求转个人帐户的部分，这样的话，接收个人帐户，转入地实际上是吃亏的，因为转入地将承担加上统筹基金计算出来的退休金，但又没有收到这个统筹资金。反过来，退保给当地带来的好处却显而易见：退保只能退出个人帐户中的钱，而企业缴纳不超过20%的部分归当地社保基金所有。因此出现了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接受外地转入，对于退保倒是大开绿灯。

　　郑功成：“把他的个人帐户带走，那统筹的留在当地，那就意味着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沉淀的养老金就越多，越是贫穷的恰恰相反，他带回去的个人帐户很少一部分，那当然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讲的不太好的话，是一种剥削，是一种掠夺，掠夺了你劳动者年轻时候的健康和劳动力。”

　　郑功成教授指出，发达地区出现的退保潮也是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信任，如果他们相信养老金制度，就不会退保，正是基于对未来退休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才使他们急于把个人帐户中钱拿到手。

　　郑功成：“我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是不允许退保的，退保就是劳民伤财，凭什么让人家参加呢，你既然让人家参加，我建立这种制度就一定是解决你的养老问题，你非到老的时候才能动用它，制度有信誉了，他就不会轻易退保。”

　　国外很多一些国家的工人都是绑定一个终生使用的社会保险号，无论是在便利店里打工还是在街头卖热狗，只要你照章纳税，事关你将来退休金多寡的那些积累都在那里，不必为换了城市打工而申请“转移”。

　　郑功成：“我们的治本之计是，应该是尽快地来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这样我就不管是到哪个地方，我流到哪个地方，我的养老金权益都不受到损害。”

　　树挪死，人挪活，但我们的养老保险账户却是死的。我觉得，个人社保不是不能流动，而是有些地方不愿意让它流动。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画地为牢，互不开放，把企业所缴和社会统筹留在当地，要拿走的话，只能拿你自己交的那一点。这让我想起了户口和医保，一个外地人在一个大城市，交的税交的费，所作的贡献不会比别人少。但是却始终有些东西提醒他，你不是这座城市的人。

　　现在我们确实到了该动手拆除这些网的时候，我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正在制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这两个办法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争取了意见，大概四季度就会出台。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两个办法就是针对目前跨地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难的问题的，广东在等这个办法，易承芳也在等这个办法，我们都在等这个办法。

楼主恐怕是对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一无所知啊,我只能说是遗憾

无知者无畏,看来老话真没说错啊.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最好的办法就是慎言,否则难免受人耻笑!

吓一大跳!用你的理论,社会经济将倒退回文化大革命阶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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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一大跳!用你的理论,社会经济将倒退回文化大革命阶段去......
那将是空前危险啊

关键是现在由什么形式什么事物来替代社会养老保险这职能？对未来的承诺是过好现阶段的好办法，或许未来有出现奇迹，不能把这点希望扼杀。

估计你没认真看就发议论。

农民养老保险太低，才50十元，购干什么

可以交吗，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哄鬼！

拜读。。。

保障性住房制度是一个烂制度

任凌云

       首先，不能解决低收入者，尽管每年政府投入上千亿，每年建成保障性住房也就最多让5%低收入者有房住。使分到房的低收入者称为特权低收入者。
       其次，政策执行中容易产生腐败，立项开始到分配住房的各个环节都是腐败的温床。我就了解相邻的两个县，甲县只有乙县人口的40%，但是国家给予甲县的保障住房补贴是乙县的6倍。为什么？在资金下拨过程中雁过拔毛也不可避免。分配时需求者众，供给少，最后不可避免产生腐败。
       最后，就是没有任何腐败行为，这也是一个烂制度。因为执行起来行政监督成本非常高，最后1000亿元投入，有70%能够落到实处就是最高了。
        但是用一个什么制度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呢？就是把1000亿元通过低保系统平均地作为租房补贴发给没有住房低保户，就是全国有1亿人享受低保，每人每年也可以有1000元的租房补贴，就可以通过租房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难的问题。
       当然低保制度也是一个烂制度，但是在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还是必须执行的制度。保障性住房制度是一个可以替代烂制度，从2010年可以停止执行。
        为什么这么烂制度也会出台？主要是发改委和住建部打着为低收入者利益的幌子，为本系统官员争权利。

来源：华声精英博客

养老保险转移新政将实施 深圳为何出现"退保潮"

2010年01月07日 16:03:36 　来源：新华网

漫画:唐志顺

    新华网深圳１月７日专电（记者吴俊）１．８万名农民工排队退保，形成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退保潮”，工作人员加班到晚上９点办理退保手续……谁也没有想到，千呼万唤的养老保险转移政策实施前夕，作为全国农民工最多的城市，深圳竟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１．８万名农民工要退保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的深圳市社保个人服务中心，每年底都会迎来一波退保的高峰。与往年不同的是，２００９年的退保人潮更加汹涌澎湃。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服务中心所在的大楼被围得水泄不通，１２个办理窗口前都排着长龙。     由于退保必须出具个人身份证、社保卡、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和银行存折复印件，服务中心楼下的几个复印点生意红火，甚至把复印机搬到了大街上。当地警方出动１００多名特勤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一家电动自行车厂上班的赵华告诉记者，他是陕西宝鸡人，２００６年到深圳来打工，做电动自行车装配工作，现在工厂效益不好，他准备下一年去浙江打工，听老乡说转保非常麻烦，现在不退以后就没得退了，所以就赶来退保，拿出多少钱是多少钱。     周红霞在深圳市南山区的一家服装厂做工，准备春节回家过年，有同事说退保后能拿１０００多元钱回家过年，周红霞觉得退保很划算，就毫不犹豫地带上自己的社保卡和身份证，并让公司给开了辞工证明，特地向公司请了一天假，办理退保手续。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副局长杜斌介绍说，仅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一天，深圳市退保的人数就达到１．８万人，这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退保潮”。由于退保人数众多，深圳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加班办理退保，一直到３１日晚上９点，送走最后一位退保人，工作人员才下班。     杜斌告诉记者，深圳今后将不再办理退保，持续多年的“退保潮”将成为历史。国务院日前出台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从２０１０年元旦开始实施，今后参保农民工离开深圳后可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家乡。

“突击退保”原因几何
    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５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１５年，在养老保险转移新政策实施前，他们的养老关系很难转到其他城市，更不可能转回家乡，很多农民工因此离开一个城市时选择了退保。     深圳是全国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城市，每年底的“退保潮”已是司空见惯的场景。据深圳市社保部门统计，２００９年深圳共有５８０多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人数１００万人次。     为了让高流动性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障，国务院日前出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提出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就业所在地，在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和基金后，其流动前后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保障了参保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受养老退休待遇。新政策从２０１０年元旦开始实施，养老保险跨省流动成为可能。     然而，为何在养老保险新政策实施前夕，深圳却上演了这样一幕“退保潮”呢？深圳市社保局副局长杜斌说，当天退保的主要有３类人员：一类是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工，他们想着过年回家能多带一点钱回去；第二类就是刚出来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对新政策不了解，“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养老意识比较淡薄，觉得还是拿到钱实在，这类人占多数；还有一类就是参保较晚、年龄较大的参保人，反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跨过“累计参保１５年”的门槛，就算将养老保险转回家乡也无法享受退休待遇，所以干脆退保。     深圳市社保局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对养老保险转移新政策不了解，对转保流程复杂性的担忧以及对将来工作地点和时间的不确定，是参保人选择退保的主要原因。     深圳市社保局局长秦群力认为，新政策从通过到正式实施的时间相对较短，如果能够设置一两个月的缓冲期，让参保人能够熟悉了解政策的好处，然后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合理选择，也许会比“一刀切”更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认为：

如果父母缺乏利他主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供养替代子女供养，那么子女对父母重要性降低，使父母感到子女的纯费用增加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促使父母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降低了生育率。

摘自贝克尔。赵思新。黄德兴。家庭经济学与宏观行为（上）[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4（12）：18-21

研究称中国社保缴费率居全球第1 是北欧国家3倍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0年03月11日07:37

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是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发现。

　　研究称，目前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白重恩认为，当前的社保缴费费率过高，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鉴于当前社保缴费比例过高，减少了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已经产生负面影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政府应提出“十二五”期间，加大国企分红用于充实社会保障的比例，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居民收入。但是，央企的利润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给社保基金。”曾参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研究的魏杰说。

　　根据国资委的报告，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财政部共计收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即通常所说的国企分红）共584亿元，而这584亿大部分投向了2008年出现流动性困难或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一些央企，以及新设央企的资本金。

　　因此，这两年国企分红的节余仅为12亿元，这其中有多少被用于充实社保尚不为外界所知。这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设立时，备受支持的开拓非税收入用于社保等民生项目的缘由相去甚远。

湖南株洲医保网络中断 看病百姓遭遇难题

7家医院昨天上午不能刷卡，据称与网络服务费纠纷有关  


www.zhuzhouwang.com 日期： 2010-03-17 10:42 株洲网   




    株洲网讯（戴萍）昨日上午9时左右，株洲市一医院的门诊大厅聚集了上百患者及家属。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市医保卡，大家在此滞留不为别的，只因他们的卡突然在一医院“失效”了。

    不能刷医保卡，上百病人滞留

    唐女士是众多焦急等待的患者之一。她是原株洲宾馆的退休职工，特意从浏阳赶来株洲看病的，“我身上只带了百把块钱和医保卡，现在刷不了卡，我这病也看不成。”

    70多岁的任奶奶也在医院大厅等待，同样也是因为身上没带够现金，老人不得不一直等着，看什么时候能刷卡拿到药。“现在看个病随便都是好几百。要是知道医院今天刷不了卡，我就多带点钱了。”任奶奶捂着胸口显得很虚弱。

    虽然一医院医保刷卡窗口前张贴了“市医保暂停”的告示，但还是有不少患者询问刷卡的事情。记者向医务人员了解情况，被告知从早上上班起，医保局的网络与一医院的网络就连接不上，医院正在处理，至于什么时候能通，他们也不知道。

    网络服务引纠纷，连累病人

    医保刷卡网络为什么会中断这么久？这么多等待看病的人怎么办？记者随后找到市医保局，一位分管此事的王姓工作人员答复说，因为一医院没有交网络服务费，所以网络公司中断了服务。据其介绍，因为拖欠医保网络服务费，网络公司在2009年多次向医院催缴，医保局也在医疗网络系统中发过电子告知函。但包括一医院在内的7家医院却没有交纳，所以就出现了这几家医院连接不上网络的局面。

    一医院工作人员不赞同此说法。他们称，医保网络有垄断性且服务费价格高，网络公司一直不愿降价，才致使他们没有交费。网络中断后，他们被迫一次性付款54000元，至下午3时网络才恢复了正常。

    市医保局称，网络开发是经省劳动厅公开招标的，长沙、株洲都是使用统一的网络。据其介绍，昨天下午已经有多家医院交纳了服务费。


稿源： 株洲网
作者：
编辑： 唐剑华

归结到根本，就是要找出应对风险的办法，老龄的风险、疾病的风险等等。说到应对老龄化，其实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养老，关键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物质要有隔代的人来生产，而现在人生产的除自给自足外要供给正在老去的人。但是控制人口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只能在多个目标之间权衡。

讽刺画面---养老保险宣传与乞讨老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