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精神底质

涤浪迹天涯

    人的悲剧因素集中体现在一种矛盾之中。我们对矛盾状态的过分倚重在无情地加剧着这重悲剧的底质。陀斯妥耶夫斯基清晰地勘察到了人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疑虑、挣扎。如果对叔本华而言，这种疑虑和挣扎是徒劳的，我们不如弃绝尘土。但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疑虑和挣扎得到了上升，变成了一种获取宗教信仰的前提；或者说，上帝本身就是如此丰富和矛盾。

    中国人在疑虑和挣扎的身后加了另一种东西：无奈。无奈亦是一种解脱的方式：我不挣扎，我不忧虑，我认命，我无所谓，至少我还活着。生命的悲剧性底质在中国人这里被转换成了一种面对现实的虚无，他们不承认精神，不认可他自身的力量。他把现实生活视为人生的起点和终点，至于本质，他没有多想。想多了，在他看来，无异于发疯。

    所以，中国人往往可以困苦而幸福地度过他的一生。但缺憾是，他一辈子无所作为，不知道自己为何物。

    悲剧是获取生命本质的前提。

    很多经历过一些事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活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句话里包含的东西太多。作为年轻人，我们无法理解人一旦进入社会和人生状态的那种无奈和沧桑之感。我们正忙于解决自身成长和情感中的矛盾。人人都在追求快乐和幸福，正因为如此，人人都处在不同程度的痛苦和不幸之中。我们单纯的想法往往决定了我们所能得到的实际。但人生中的悖论性存在是：奢望越多，失望越大。当我们经历了很多苦恼的事情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先前对人生和幸福的理解的偏差：人生和奋斗是同义词，幸福与不幸本就同根生。在一些精神卓越的人那里，发现这一重真实才是人生的开始。他们知道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做，怎么实现；怎样待人，怎样待己，怎样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这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卓越之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超越。在现实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而不祈求于上帝和天堂。这种超越其实蕴含着对悲剧本身的超越。悲剧是一种深刻，超越是对深刻的另一种解读。

    对于中国人而言，思想的重要性在于我能因此而知道什么，我在做什么，我能得到什么。

    如果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思想仅仅只是当成了一种学问，一种研究的对象，那他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他站在人生的对立面研究人生。

    中国人精神底质的独特性在于：

        我想什么，我就能做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