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霍奇逊（G. M. Hodgson）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编辑按语：该文系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一书的第一章的主要部分，原题为：“导言：失去机会的世纪”。这一著作的中文本将作为“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丛书主编：孟捷，F·卢桑）的一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任荣华、徐华等译，张林、孟捷校。

1.1 经济学去向何方？[1]正如本书副标题所示，书中不仅要研究演化经济学（一类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也要研究经济学自身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化。二十世纪初，“经济学”一词才开始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广泛使用，逐步取代了早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而言，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980年）一书中，“经济学”似乎意味着“一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而不是一门科学和一种艺术”（Marshall, 1949, p.36）。因此，其目的是使这门学科更为“科学”。但这并不是要让经济学变得更狭窄。相反，马歇尔视经济学为一个“广义词”，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对。马歇尔关注的是理解经济交易、经济过程和经济体系的本质和发展。他不会赞同后来数学形式化的扩展以及以“科学严谨”为名对该学科的狭窄化。与当今很多“经济理论家”不同，马歇尔仅把数学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把它当作经济学的本质[1]。

[2]自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的一百年间，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呈现出急剧的狭窄化和形式化。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这门学科已经遭受数学形式主义者的蹂躏，他们不去把握和解释真实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而是潜心于建立方程。那些已经或即将延续一个世纪的权威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经济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表明了这种变化。20世纪20年代以前，90%以上的文章用的是文字描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代数、积分和计量经济学在这些权威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已超过了90%（Stigler et al, 1995, p.342）。

1.1.1 经济学中形式主义的局限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们会说，数学赋予这一学科严谨性和精确性。但是，正如托马斯·梅耶（Thomas Mayer, 1993）指出的那样，经济学中的真实和精确是不可兼得的，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权衡。建模者会说，由于简化和抽象是必需的，因此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或描述上的准确就是不可能的。这句话一点没错，但并不能证明为了模型而不顾现实是正当的。相反，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努力去探寻一定的方法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评估所选择的假设和抽象在理论上的成本和收益。正如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 1926）所强调的，一门科学对其自身的假设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和批判。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天真的经验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能够简单地从事实中发现理论。我们也不应该遵从完全相反的演绎论者的方法，他们不顾事实，随意作出假设，然后据此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

至少已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目前数学主宰经济学的状况深表担忧。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82, p.104）质疑很多假设和数学定理的经验基础：

[3]“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让读者从一大堆多少有点道理，但又完全是随意捏造的假设前提中去推导出精确但却毫不相关的理论结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91, p.36）特别明白地指出，数学的用途有限，而且还常常妨碍了分析：

“我一次又一次阅读的那些基本上用数学写成的文章，其中心结论和推理可以很容易地用文字重新表述，而数学部分可以放到附录中去，这样文章便可以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翻开任何权威的主流经济学杂志我们都可以证实，现代人探究模型特征的偏好，要远甚于探究现实特征。其隐含的研究程序大致如下：由于这个世界凌乱而复杂，首先有必要为之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假定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然后对此模型进行讨论，甚至可能不再涉及现实世界。如果必须涉及现实世界，就对其预测的准确度或解释能力提出一些辩护性的主张，通常不去理会那些完全相反的解释或模型。毕竟，以自己选择的假设为基础，展示数学的威力当然要容易。这样，一个人不必过多地卷入现实的混乱与无序之中，就能获得经济学家的头衔。然而，其结果可能意味着经济学在严谨之中变得与现实无关，在精确之中形成错误。形式主义成了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不是帮助理解现实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学在经济学中是无用的，只是表明数学不能够替代对现实经济的构成和运行的理解。

放弃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而进行形式主义的理论训练，使经济学家丧失了判断与理解实践问题和复杂情况的直觉能力。在实践中，因沉迷于技术问题而不去理解现实，已经使经济学在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危机面前束手无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及其后发生的东欧剧变（Murrell, 1991; Ormerod, 1994）。同样，数理经济学模型也没有让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上一点都没有取得进步。某些形式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4]从总体上说，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许多理论已经公诸于众，许多新定理得以证明，进行了无数的回归分析。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数学工作都没有价值。关键的问题是，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被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

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互相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格、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理论家们

“通常假定了新古典模型的其他数学工具：就像在一场游戏中已有的理论对建模者发起了挑战，‘如果除了一个以外，你同意其他所有标准假定，那么你又能解释什么呢？’……但是每一轮游戏又重新开始，这些结果永远不可能累积成内容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框架。”（Ackerman, 1997, p.656）

这种累积性进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形式主义方法所“解释”的事物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全然不能解释的话）。现实不是游戏的一个部分。我们所要考虑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命题形式：假定X，然后从逻辑上得到Y。形式主义的辩护是，如果X是真实的，那么很明显，这个特定的演绎推理实际上就与现实世界相关了。也许是这样。但是，不断引起混乱的问题是，这种模型始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现实经济却是受制于永不停止的外部力量或者冲击的开放的系统。经济现实既不是同质的，也不是静止的；它既非机械地运行，也不能精确地预测。就像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 1967, p.292）指出的那样：

“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忽略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可计算的。”

沙克尔（1972, p.26）在其他文章中特别指出，数学模型难以结合学习与创新：

[5]“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者逐渐地获取知识的人。……这样一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

因此，模型是永远不够的。模型永远不能代替说明现实的其他学术话语形式所具有的完全开放的特征和灵活性（Lawson, 1997）。科学哲学家玛丽·海塞（Mary Hesse, 1955, p.88）解释说：

“一种形式上的、符号性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替代思想，因为符号方法应用于任何经验实例，须以对主体情况进行十分细致的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要抓住了本质，并恰当地用语言加以描述。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要先做一些澄清性的工作……当一个词成为恰当的和惟一的符号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另一些必要的含义也就丢失了。与数学相比，现存语言的不明确，正是它们对世界的适用性以及它们能得以发展的代价。”

经济学的形式化过程现已如此全面，其自身也在设法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谴责，或者以免让人觉得引起了学科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经济学的危机”之类的词语，醒目地出现在出版物的标题或副标题中[2]。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危机”这种提法似乎已经过时。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学科中已看不到任何危机了。他们对这些令人沮丧的说法的反映，是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学科在理论主体上实质性的变化和它的适应性。

然而，尽管经济学出现了所有这些变化和新发展，危机依然存在。一般均衡理论已经举步维艰（Hahn, 1980, 199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的计划也正濒临破产（Kirman, 1989, 1992; Rizvi, 1994a）。混沌理论对使用经济模型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发起了挑战：非线性模型表现出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因而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预测（Grandmont, 1986）。[6]博弈论在其意义和适用性方面面临严重的问题（Rizvi, 1994）。确实，博弈论所引发的问题要比它解决了的问题更多——其中包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假定（Bicchieri, 1994; Binmore, 1987, 1988; 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1995; Mirowski, 1986; Sugden, 1991; Varoufakis, 1990）。

但是，这一危机的严重性并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使这一危机得以逃避和隐藏起来的手段，已经使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已不再是去解释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通过这一策略，主流经济学提供一种一致的理论工具以解释真实现象上的失败就被掩饰掉了。好像解释世界不再是目标，现实也不再是参照对象。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自己选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

1.1.2 形式主义的制度化对经济学中不着边际的概念性工作的评价，需要全面而深入地掌握众多领域和历史方面的知识。这项工作，必须由那些与其他专家进行广泛交流、完成大量阅读和从事广泛而富有智慧的研究，从中积累了渊博的经济学知识的人来做，需要学者们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由于这些原因，学术评估人员对非形式化研究工作的评价经常出现困难，而且相互矛盾。

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评价更为直接，而且所要求的背景知识要少得多。因此，形式主义的成功，既有时尚的原因，也有机能上的原因。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和赖纳·艾肯伯格（Reiner Eichenberger）（1993, p.186）注意到，一流美国经济学杂志“把作者在现有范式之内用形式化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作为一种低成本筛选程序，以限制不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大量潜在投稿”。如果把数学被视为一种科学严谨性的象征的话，就会出现对科学内容进行粗野评定的倾向。一旦数学形式主义成了确定的标准，其明显的倾向性就会成为评价所发表的文章、或者审查个人研究成果的既定准则。

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一篇数学文章可以主要按其自己的方式进行评价。[7]这样，经济思想史，甚至经济史，大量地从这门学科中消失了。形式主义甚至能够在贫瘠的哲学和方法论文化氛围中繁荣昌盛。更为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并不要求熟练掌握英文或任何其他主要语言，因而得以在积极效仿全球标准的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系中受到鼓励。形式主义不断成长并自我强化，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

形式主义的成长其难以避免的结果是，在研究上已经不再关注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发展，陷入了概念上的强词夺理。也许除了数学自身，对形式主义的偏爱，甚至抑制了创造性，无法赋予概念以新意。鼎鼎大名的《美国经济评论》的一位前任编辑罗伯特·克洛尔（Robert Clower）在谈到他担任编辑的时代时说到：“明显的事情是，所挑选的文章绝大部分极为单调乏味，缺乏任何新的思想”（Colander and Coats, 1989, p.27）。

在数学充斥着主要大学和研究生院的课程时，经济学的学生们不再受到训练或者得到鼓励去分析现实世界的经济和制度。阿霍·克拉默（Arjo Klamer）和大卫·卡兰德（David Colander）（1990, p.18）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最好的经济学院的研究生中仅有3%的人觉得“具备全面的经济知识”对于职业成功“非常重要”，同时有65%的人认为关键是要“善于解决问题”，有57%的人相信“数学出色”非常重要。弗雷和艾肯伯格（1993, p.190）同样指出，研究生教育“是理论导向的，是以抽象的方式进行的，很少关注制度事实”。

1988年，美国经济协会成立了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状况的委员会。在一份权威性的报告中，该委员会担心“研究生培养计划可能会教育出太多极具技巧但却对现实经济问题极为无知的一代白痴专家”（Krueger et al, 1991, pp.1044-5页）。委员会的成员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 1990, p.445）指出：

“学生和教师都发现经济学充斥着技巧而没有实质内容。……委员会检查的很多宏观和微观理论考试……测试了解决数学难题的能力，但却没有关于经济学的实质性知识。……只有14%的学生报告，他们的核心课程确实强调了‘把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问题’”。

唐纳德·麦克罗斯基（Donald McClosky, 1991, pp.10-14）大约在相同的时候写到：

[8]“为了做到严谨，现代经济学过多地依据各种假定在多维空间中进行研究。……一个又一个经济系已经被形式主义者所控制，形成了多维空间研究的‘古拉格’（Gulag）*。只有极个别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在教授经济学，特别是对一年级学生更是如此。他们教‘工具’，而这些工具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过时了。”

然而，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注意。此后，形势并未好转，而是每况愈下，甚至已向世界范围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促进了我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理解的杰出而且仍然健在的经济学家，目前并没有供职于经济系。诸如W·布来恩·阿瑟（W. Brian Arthur）、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等著名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已在经济系以外的地方取得成功。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鲜见于最著名的经济学杂志，大多见诸商学院、技术政策、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之类的出版物。经济系已经成了应用数学家的天堂，而非研究现实世界经济的学生的乐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系滋养了符号而非实质，成就了公式而非事实。

相反，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试图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体系及其过程的学者，都在大学经济系任教。这些经济系聚集了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类的人物。到了这个世纪末，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根据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标准，二十世纪初期很多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可能难以在一所重要大学获得一个教职。到了这个世纪末，很多对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经济系的工作了。

看一看今天的很多经济学系，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我们见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杰出经济学家所没有的先入之见。在这些经济系里，工作和交流的方式，职业评估的准则，均与1900年的情形大不一样了。能够包容杰文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种广博而现实的观点的经济系已不复存在了。例如，到英国的剑桥和曼彻斯特、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经济系参观，可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数学的严谨，而不是其是否恰当和符合现实。[9]数学家控制了招生、课程安排、教师的招聘与晋升、以及最著名杂志所发表文章的把关等（Hodgson and Rothman, 1999）。他们把持着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任命主席、分配资源、评估国家的或机构的研究基金的申请。他们贬低非数学家和对核心假设持不同意见的质疑者。如果你发现一位反正统经济学家，他或她会抱怨被剥夺了权力，他或她要有什么影响的话，就要从属于形式主义者的意愿及其占统治地位的准则。很多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简单地选择放弃，并采纳了主流经济学的技巧、方法和假设[3]。也许不再有“经济学的危机”了：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反对者的抱怨。

在这样的经济系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种经济系已有很多——经济学作为一门内容广泛而极端重要的学科，就像在马歇尔时代一样，确实不再处于危机之中。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系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在此以外的地方，在商业界、政府和其他非学术团体内，经济学被视为一门浸淫于技术的学科，既不恰当，也不实用。这种认识已很普遍，而且还在继续扩散，具体表现在经济学学位课程入学人数的下降和转向学习诸如商业这样的相近课程[4]。

然而，公众所持的异议，至今还不足以帮助那些希望能在经济学领域进行课程调整的人。相反，入学人数的下降和经济系预算的缩减，已使经济学教学大纲的内容进一步变窄了，实际上已经让非数学的、非新古典的、历史的、制度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或者注重方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失去了工作机会，并促使正统经济学更为顽固地进行自我辩护，反击批评。

1.1.3 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和多样化[10]以上这些过程是全球性的，主要是受到在美国内部取得的发展的推动。美国在该学科的研究、出版物和最主要杂志上取得的优势，已经具有了颠覆性，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情况更是这样[5]。英语作为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语言这一趋势，有助于强化美国的支配地位。在英国，经济学研究现在过于缺乏，加上资金严重短缺和支付能力极差，没有充分抓住英语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就在1980年的时候，英国还拥有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尼可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和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等人。然而，今天他们都已离开人世，这个国家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经济学家已寥寥无几。欧洲的其他地方，经济学研究也与美国相去甚远[6]。再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形对比一下，那时毫无疑问，两个拥有最多著名经济学家的国家是德国和英国。德国因其蓬勃发展的历史学派，及与其语言相同但观点相左的奥地利学派的不断兴起而更为强盛。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前往德国接受研究生教育（Herbst, 1965）。然而，英国和德国经济学研究的状况和声望已今非昔比[7]。

此外，经济学的境况在取得好转之前，可能还会变得更糟。形式化过程已占领并封锁了组织机构的各个层面，而且正处于不断发展的势头。[11]与经济全球化一样，理论经济学形式化的国际化过程，主要是由美国推动的，而美国的统治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可是，其他国家的变化情况则大为不同。全国性机构和其他地方性机构控制着形式化和美国化的范围和速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语的使用范围，另外就是能否运用一种与英语相抗衡的非英语语言进行理论研究，以及这种语言的强大程度。使用非英语语言进行经济学交流，可以暂时起到保护各自的知识传统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在最主要的、英语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全球性压力，为数学家提供了优势。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要按学术杂志的要求写文章就很困难。而数学家可以用数学获得最主要杂志发表文章的进入权。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对教授任命进行全国集中管理的程度，以及对研究基金进行集中控制的程度。在一些国家——但不是英国和美国——教授是由全国性或地方性政府机构任命的。研究基金在某些情况下，与英国相同，实行集中管理。然而，负责任命经济学主席或分配研究基金的全国委员会，容易被那些注重提升其国内研究的“科学”信誉的形式主义者们全面接管。

这些语言的和机构的因素，有助于解释过去几十年向形式化退化的相对程度。让我们有选择地考查一些国家的情况。在美国，由于没有实行集中的教授任命和存在多渠道的研究补助奖励基金，使得为数不多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在影响较小的学术边缘生存下来。但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减少，而且后继乏人。在英国，隐含在全国性基金“研究评估计划”（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中的集中管理，已大大加快了形式化进程，并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非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在极个别的经济系外，已极难得到一个教职（Lee and Harley, 1997）。瑞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那里，人们的英语普遍很流利，加上研究基金和教授任命机构都由全国集中控制，使反正统经济学家已被完全排除在经济系之外，但却在商学院和其他地方得以复活。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奥地利等国现存的反正统经济学家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12]反正统经济学家在这几个国家得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法国调节学派、“奥地利”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已衰落的反正统学说，在衰退过程中依然保有的力量。与此同时，在这些欧洲大陆国家，形式主义迅速接管的过程已显而易见。

在前东欧集团国家，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性政策，正统理论已经败落。然而，大学教育水平依然较低，图书馆资源匮乏，按国际学术标准来看，其反正统理论的质量相应较低。那些较为聪明而且更有影响的学者游学美国，很多人回来后就成了美国经济形式主义的热情倡导者。

在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迄今反正统经济学在日本最为强大。那个国家有相对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学术结构，并崇尚以日文发表学术论文。但即使是在这个另外的国家，学术美国化的全球进程和经济学中日益成长的形式化，也已现端倪。

甚至对于主流经济学，这种危境也难以说是健康有益的。创造性的进步有赖于批判。很明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众多发展都得益于对它的批判所带来的促进[8]。例如，批评者过去常常抱怨主流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忽视制度，把公司看作是一只“黑箱”。主要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弥补这一缺陷的持续性尝试，成就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81, 1990）、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 1982）、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 1973）、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 1981）、奥列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75, 1985）及其他人的“新制度主义”的惊人发展。另一个例子是，主流经济学家过去在他们的大多数模型中假设“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限于处理信息和知识的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已经探讨了放松完全信息假定的重大含义（Lamberton, 1996; Stiglitz, 1987, 1994）。再如，主流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过去常常在报酬递减下来分析，现已不再如此了（Lucas, 1988; Romer, 1986）。此外，新古典理论的内生偏好函数，由于排除了文化对偏好形成的影响而受到强烈批评。[13]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96）为弥补这一缺陷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而且在表面上——如果不是从根本上的话——似乎弥补了这鋈毕?/SPAN>[9]。

然而，当经济学不再有任何批评者的时候，情况会怎样呢？其危险是，该学科将因不再有论战和争议而失去激励。经济系里拒绝多元化，会夺去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智慧之源。在思想领域，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多样化是演化的动力。当多元化和多样化消失时，创新和进步可能会减缓，直至完全停顿。经济学中目前这种知识上的不宽容，完全是在自我毁灭。用各种异端邪说攻击反正统的著作——说“那不是经济学”——暴露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的弱点。多元化是创新和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门科学拒绝多元化，可能会享有短暂的、绝对的霸权，但最终会沉闷而亡[10]。

从这个相当悲观的形势下，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制度性因素的结果。本书中的部分论文更为详尽地展开论述了这一论点，史可鉴今。其次，经济科学退化到如此状况，意味着要扭转其狭窄化和形式化的进程尚需时日。这种逆转甚至可能包括要为该学科重新命名，就像十九世纪末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那样。但是，重新命名的这个学科要以研究现实社会经济体系为核心，因此，不应轻易抛弃“经济学”一词。也许暂作权宜之计，可以把它命名为“制度经济学”，甚或“制度和演化经济学”。另一种选择是尝试为“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分支寻找学术空间[11]。

[14]或许这些名称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研究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学者必须面对社会科学的完全重组和重新细分。诸如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面临着迷失方向和自我定义不清这些严重的内在问题。对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已是支离破碎，分散在商学院、社会学系、地理系、技术政策系以及其他地方。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和院系设置进行重组，既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捷（Gulbenkian Commission, 1996）。但是，至少由于制度上的惰性，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总体上说，扭转社会经济系统科学的衰败局面，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还是可能的。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仅仅批判目前流行的正统理论是不够的。最为核心也是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理论。但是，这必须是一个理论能够持久的、基础扎实的理论。正如我们在经济学中所看到的，在略微不同的假设基础上另外建立一个模型，是极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正如从社会学的临近科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发明新的术语和分类也是极其容易的事，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只要看一看那些无法获得长久关注而且很快过时的大多数有很好设想的创新就明白这一点了。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书架，正在为那些被遗忘了的理论的残骸而呻吟。

正统理论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在发展一个成型的且已得到认同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理论方面进展缓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之所以过于轻率地指责别人，是因为正统理论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新古典经济学吸取了众多具有非凡才能思想家的综合智慧，花了长达九十多年的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现代的形式。同样，一门新经济学的构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而且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参与。新的概念框架只能以该学科过去的文献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比较与描述它只能吸收其他科学的方法论和主要发展成就。[15]一个全新的、持久的理论的建设，可能最好以思想史为知识来源，并运用现代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提供的各式工具进行归类总结和分析整理。以这种方式运用方法论和思想史并无新意，但却可以建成一个坚固的理论大厦，经得起未来的现实和概念不断变迁的洗礼与震荡。

或许还需要很多年，形势才会得以好转。不过，进步依然是可能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必竟处于我们的一切生活和人类的生命过程本身的中心。应该有一门科学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主流经济学因走向形式主义死胡同而失败的现实，终究会为有关大学和政府机构所认识，因为理论界和商业界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至少在欧洲和北美，他们强调指出现实经济学的研究已支离破碎，并主要在经济系以外的地方进行。接着可能会有人采取行动，可能会把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研究放到恰当的位置上。与此同时，那些承担着建立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或更有意义的科学这一任务的人们——经常是在困难重重、资金不足和孤立无援的局面中——必然要面临建立某些新事物的紧迫任务。

本书后面章节中谈到的演化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在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都已提供了丰富资料的一个考察方向。沿着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是我们在21世纪改革经济学的最佳机会之一。

1.2 本书的一些主题收入本书的论文思考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所经历的狭窄化与日益脱离现实的起因和结果。这些论文也涉及了在那些年里，一些让理论经济学朝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向发展的尝试，希望能够从这些尝试中学到一些具有恒久价值的内容。本书尤其关注的是演化经济学能否提供一种未来的分析方式。

本书着重关心的是，经济学应该避免变得狭窄化和孤立，不仅要宽容本学科的不同方法和范式，而且要真正吸取其他科学的真知灼见和贡献。[16]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社会科学就没有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如上所述，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核心规则方面正面临着同样的危机，而这可能导致需要重新审查这些学科的范围与内容。

奇怪的是，这一危机的各种表现在19世纪末已很明显，当时人们只是逃避和忽视这些危机，等到下一个世纪末又再次显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关系，以及人们的观点之间的关系。19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论述了这些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影响了凡勃伦和其他经济学家。但是，他们的启发未能延续下去，很快就被社会科学的其他运动冲淡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与生物学决裂，转为信奉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哲学和本能心理学就大大衰落了（Degler, 1991）。经济学形式主义的兴起，是实证主义取得胜利以及寻求从技术上解决20世纪30年代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结果。

然而，今天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都已声名扫地了。此外，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兴起，已经向对复杂系统进行准确预测和还原论的形式化发起了挑战（Gleick, 1988; Lewin, 1993; Stewart, 1989; Waldrop, 1992）。生物学正在向社会科学的基础发起挑战（Hirst and Woolley, 1982; Pinker, 1994; Plotkin, 1994; Weingart et al, 1997）。可是，现代经济学对这些发展仅有最低程度的认识。正当其他社会科学尝试着——迄今还不充分——解决这些问题之时，经济学却甚至变得更加落伍和孤立，没有妥善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思想，而是继续着过去时代的隐喻和方法。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

本书也涉及这样的事实，也就是，经济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变化及其自身制度结构变迁的影响，无法仅靠争辩就使其发生变化。我们通常把有关一门科学与其制度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称为“科学社会学”：在这里应该是“经济科学社会学”。可是，这里使用“社会学”一词可能会错误地表示社会学应该是一种分析方法或程序，而不是根据现实世界的分析对象加以定义的。当把经济学看作由一组核心的（新古典）假设和方法来阐述，而不是看作对现实世界的经济这一对象进行科学研究时，就会犯类似的错误。[17]由于这些原因，尢斯卡里·梅基（Uskali Mäki）和我于1994年建议用另一个替代性的标题“经济学的制度”来描述对经济科学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与经济学的内容和发展进行研究的这一分支学科。诸如引证分析之类的技术可以用于这方面的研究。希望目前和将来有关“经济学的制度”的研究能对那些关注经济学学科改革的人们有所帮助[12]。

1.2.1 概览这是相当悲观的一章。但是整本书积极而谨慎地向较为乐观的方面转移。书中考查了过去和现在非新古典经济思想的若干趋势，发现了最近发展的某些前景。但其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下一章讨论了具有错误导向的某些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同时还列举了改革和拓展新古典教条的较具调和性的尝试，其中包括阿米塔·埃左尼（Amitai Etzioni）的“社会经济学”。另外，还审查了对新古典资本理论的“剑桥”批判的命运，这一批判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似乎威胁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现在已几乎被完全遗忘了。探讨了这些对正统理论的挑战之后，这一章还讨论了经济学中的隐喻的实质性作用，以及该学科怎样才会由其自身的隐喻所限制，或者是得以解放。根据多元化为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所必须这一基础，我们提出了经济学中多元化的通例。

本书接着转向讨论“演化经济学”中有关演化方面的内容，相信这些思想的火花对未来理论的发展最为有用。1898年，索尔斯坦·凡勃伦沿着“后达尔文主义”路线，呼吁经济学大厦应该成为一门“演化科学”。因此，“老”制度主义带上了“演化”这一合法但非独有的头衔。最后，书中还讨论了“老”制度主义的历史盛衰。

后面的章节转向讨论演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18]书里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的纳尔逊—温特分支的发展，这一分支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主流经济理论主要的挑战者。纳尔逊和温特的工作被认为是对主流理论主要的、仍然充满朝气的、极有希望的挑战。最后三章，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与“演化”和“基于能力的”有关思想在企业理论中的应用。正是在这一领域，演化经济学家和其他非主流思想家已经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证的贡献，并已至少持续到了20世纪末。希望本书对其在2000年之后的继续发展和进步有所裨益。

1.2.2 六大任务简言之，本书探讨了很多对主流经济学地位发起的挑战，但本书根本上分析的是制度和演化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局限和潜力。这就是我选择“演化”和“制度”这两个词作为本书书名的原因，并由此引出了六大任务。由这两个词产生的六个彼此紧密相关的主题是：

（1）本书关注经济演化的过程和经济制度，把它们作为经济科学要考察的真实现象。换言之，本书研究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制度。这里考察的演化过程包括了理性行为的演化选择。我们讨论的特殊制度包括了企业。

（2）制度的演化是一个相关的主题，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均有论述。制度是怎样演化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演化的？索尔斯坦·凡勃伦、理查德·纳尔逊、西德尼·温特及其他人的工作，都从这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讨论了诸如企业这样的制度的演化问题。

（3）本书还发展了“演化”和“制度”这两个词，把它们当作可互换或互相补充的术语，用以描述内容广泛而又与独具特色的一系列经济思想：“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被视为同义语；它们都广泛地阐述了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凡勃伦（Veblen, 1898a）提出了“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疑问，他的工作促成了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到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以不同的方式都得以复活了。

（4）更为特别的是，本书探讨了生物进化与经济制度研究之间的关系。[19]其中包括研究生物隐喻在经济科学中的使用和影响，及其优点和限制。

（5）本书还分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的演化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理解那些容忍并促进了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条的学术制度和其他制度在过去的演化？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如此抵制变革？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经济学自身在未来才可以发展？因此，本书的重要主题就是上文定义的“经济学的制度”。

（6）此外，作为上一个主题的延续，本书坚持认为，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经济的学术制度的演化，要求一种学术多元化的政策。从一种演化的姿态来看，与经济学自身发展有关的制度性政策结论将是对学术多样性的维持和充实。只有借助于广阔的多元化和极为重要的对话交流，经济学才能创新和取得进步。

[1] 马歇尔在1906年提出了下列准则：“（1）把数学用作一种缩略语言，而不是用作一种探究的动力。（2）把数学为你所用。（3）将它们翻译成英语。（4）然后用那些对现实生活很重要的例子来阐述。（5）数学付之一炬”（Pigou, 1925, p.427）。如果主流经济学家遵从马歇尔的法则的话，经济学可能会因此而发展得更好。

[2] 罗宾逊在美国经济学会1971年的里查德·伊利（Richard Ely）讲座上的演讲题目就是“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Robinson, 1973b, pp.92-105）。另外还可参见Bell and Kristol (198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默罗德（Ormerod, 1994）著作的标题对于沉闷的20世纪90年代可能是最为恰当的：《经济学的死亡》。

* 意为苏联的劳改集中营系统。——译者注

[3]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尴尬，我没有列出许多杰出的同行的名字，他们在交谈中对他们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进行辩护，但不是为形式主义本身的固有价值辩护，他们的理由基本上都是说这是让他们的研究为同事所认可的惟一办法。我不知道读者是否有类似的经历。

[4] 在这些课程里，新古典经济学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蒂斯和温特（Teece and Winter, 1984）令人信服地指出，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管理问题都是动态的、复杂的，常常难以作结构性的分析。他们指出，在这些领域内，新古典那种明显的在已知的结果和可能性的世界里的理性决策假定相对来说是很少有用处的。

[5] 根据1972年到1983年社会科学索引中的引用量，在著名的在世经济学家中，美国和加拿大占了72%，而欧洲仅占25%（Blaug, 1986）。

[6] 对欧洲经济学状况的比较分析的文献见Frey and Eichenberger (1993), Baumol (1995)和 Kirman (1994)。

[7] 读者可以试一试：去问问一位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让他列出国际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德国经济学家。他的回答肯定是每个国家很难超过5个人。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学上曾经是那么强大——如何会如此衰落！相反，任何美国之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打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在经济学上的支配地位的丧失也表现在它著名大学的经济系里。全世界以及德国国内对历史学派丰富的遗产的忽视是一种巨大的失败。

[8] “主流”这个词的意思需要加以说明（“新古典”这个词将在后面的第二章里定义）。比如，（非新古典的）历史学派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德国经济学的主流。与之相对，新古典方法则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国和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美国成为了主流。

[9] 对贝克尔方法的简要批评见Hodgson, 1998b, 1998e。

[10] 1993年成立的由诸多反正统的协会和集团组成的正在发展壮大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联盟（ICARE）这一网络——作者本人是现任主席，它的秘书长是非常积极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把促进经济学的多元化作为其主要目标。

[11] 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尼尔·斯迈瑟尔（Neil Smelser）和里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等朋友正致力于这一工作（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Swedberg, 1993, 1996）。但“经济社会学”这个词还是有一些问题。首先，这个词可能会建议把主流经济学的技术应用于社会学，而不是研究经济本身，就像科尔曼（Coleman, 1990）所做的那样。也许“经济的社会学”这个词更好一些，但这又使“经济学”这个标题向主流让步了，而且会错误地让人认为社会学本身就提供了理解经济现象的工具。“社会学”不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因为它缺乏一个清晰的或者足够明确的分析对象，而且它本身也面临深刻的理论危机。此外，“经济社会学”显然还不能对抗普遍存在的理性选择假定和形式主义方法这些我们已经证明了的主流经济学中的问题。也许正因此，经济社会学只是反正统经济学家的一个临时性选择。

[12] “经济学的制度”已被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这一欧洲经济学家的第二大学会确定为研究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