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物价上涨

　　在《通货膨胀过程》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过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因为资本推动的信用掺水过程，新增发行的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加入社会资本循环体系，从而参与从金融市场到产业领域的社会分配过程；而物价上涨则是由产业领域的资本循环与投机推动的，因为人类的生存与消费依赖于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产业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将物价推高到消费者能够容忍的最高限度，同时绝大部分工资劳动者相对贫困化。因此通货膨胀和收缩与物价的升降并无因果关系。相应地，中央银行通过所谓的调节货币供应量来控制或者减缓物价上涨率的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都是不存在的，勉强为之也就是隔靴搔痒，抠破了资本信用掺水这只“靴子”，物价上涨的“脚痒”依然如故；这也是所谓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屡屡失效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经济学界，还存在所谓的“适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润滑商业的巨轮”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扩张了资本的利润幅度，改变的实际上是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后果，产业资本的所有者因此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工资劳动者在工资调整相对于物价上涨滞后的前提下，他们相对贫困化，既有的储蓄缩水，整体消费能力和生存质量下降。因此，所谓的“适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也就刺激产业资本在商业领域的活动更加活跃，资本循环的状况在短期内可能更加顺畅，随着工资劳动者的工资及其积累的储蓄更快地因为物价上涨而消耗，资本生产与社会消费因为利润与工资的分配矛盾同时加快积累，经济危机到来的时间可能会提前。

　　利率和货币供应或者通货膨胀一样，都是属于信用范畴。利率依据实际形成的借贷关系链条而节节上升是信用资本循环与投机的使然，并且具有经常性；前些年的民间高利贷现象，不过是这种必然性的反映，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炒钱”。物价上涨则是产业领域的社会产品分配的范畴，是产业领域的资本循环与投机的结果，同样具有经常性。利率和物价上涨并不具有相关性。中央银行所谓运用利率政策工具“反通货膨胀”政策宣示的豪言，往往成为虚话。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物价上涨从来也没有理会过什么货币政策，徒劳的货币政策的屡试无效的结果就是货币政策执行者要么怨念所谓市场机制不健全，那些在市场中的人们没有理睬他们；要么就是换用以前也不怎么灵光的政策工具，换上某种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新概念和新词汇，尽管心中无底无奈还是将把戏继续玩下去！比如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所谓“通货膨胀”，是一些社会资本对粮食、蔬菜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轮番炒作引起的，从炒作的品种来看，其中明显含有境外资本策动和参与的因素，以破坏人民基本生活的稳定，同时谋取暴利。到2011年年中为止，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加息和堪称猛烈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但是各种消费物价的轮换炒作却反而有升温迹象。消费物价没有理会2011年1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纪要，也没有感动于2011年6月份出台的《2011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华丽的词藻；“央行将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有效控制通胀”最后证明不过是镜花水月。从那以后，物价仍然没有理睬央行的政策意愿，市场大众继续收到的还是那种漂亮深奥而又一无是处的央行报告。

　　货币政策、就业和经济增长

　　市场作为人类的社会化生存体系而存在，从而成为经济的基本组织方式。在市场体系中，因为资本的主导地位和对人类生存的全面控制，因为垄断资本通过市场过程对中小资本所有者或者财产所有者持续地剥夺，从而造就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迫使被剥夺殆尽的人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并形成雇佣关系，获得工资来维持自身以及家庭的生存。在整个资本的社会生产体系体系中，劳动者只有与相应的劳动生产条件相结合，才能开始资本的生产活动，工资作为资本的一项预付成为资本对劳动进行投机的起点，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才被资本组合进自己的生产过程。在产业资本循环链条或者网络的各个环节，劳动者被资本雇佣并且吸收；只是在最终消费市场，资本将所有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再卖给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对劳动的投机才最后完成。经济或者社会生产是为了人的消费与生存的目标，但是在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经济或者社会生产被资本异化，资本在市场的循环与投机中首先是获取利润，在此前提下才会有其次，也就是为了人的消费或者生存；换言之，如果资本不能某个产业或者多个产业中找到运用领域并且因此获取利润，资本也就不会开始资本的生产与活动，更不会有资本的预付和对劳动者的雇佣。雇佣劳动者并驱使他们为资本自身劳动，成为产业资本的核心特征。在以市场为组织方式的资本社会生产体系中，就业有着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产业资本找到他的运用领域或者途径，从而在社会生产体系的某个环节开始资本循环，构成产业资本循环链上的一个环节，这是资本就业；另一方面，在资本能够就业的基础上，才有劳动者被雇佣和就业。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增长”的概念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因为产业资本的循环体系或者网络被西方经济学硬性割裂为所谓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所谓GDP统计具有重复计值的嫌疑；在价格采样上，因为不存在“均衡价格”，所以无论是采用平均价格或者某个生产流通环节的价格都是不合理的，实质上忽略了产业资本循环链条对劳动进行吸收的累积——工资的累积和利润的累积。其次，无论是在经济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因为更低成本与费用的产业资本的驱动机制，以产品单位成本最低、产业组织更规模经济的资本生产与循环占据市场渠道并且更迅速扩张生产规模，从而将高单位产品成本的生产排挤出市场之外。换言之，不是所有的产出或者产品的劳动积累都能够走到最终消费环节并且被人所消费。社会生产过程是一个喇叭形蜂筒，面向生产起点的一方最大，而面向消费终点的一端最小，蜂筒中交织着产业网络体系，在这些网络的不同环节都会有高单位产品成本和费用的的生产要么找不到买方，要么找到买方却最终不被买方认可，从而在这个资本循环的环节上被排挤出市场渠道或者喇叭形蜂筒，从而占据这个生产环节的资本面临失业。这些最终被排挤出市场渠道的所谓产出，因为被私人占有，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浪费；只是在这些环节以前的资本生产，因为雇佣劳动者并且发出工资，对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体系的运行有所助力。真正有意义的社会生产，其意义恐怕仅限于在最终消费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零售总额，一方面包括劳动者用工资收入购买消费品，另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因为资本的自然积累、因为个人及家庭的生理限制，资本所有者仅用获得的小部分利润购买消费品的交易总额被包括在最终消费构成中。

　　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政策理论是作为反经济危机的对策而发展起来的，具有逆周期施行的特征。在经济扩张期，产业资本形成和活跃水平逐渐增长，产业资本循环体系对劳动的吸收过程取决于产业资本循环的总体规模，就业人数随着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的形成而逐渐增长，同时因为就业和工资关系的扩展、工资收入的形成，为整个社会产业体系的运行提供牵引，只要它们的生产构成新的生活方式和内容的物质来源或者创造来源，这些领域中的产业资本会重新活跃，并且将物价在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重新推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活动的整体回升，直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产品系列出现消费饱和和市场普及。随着新产业形成所带来的产业资本运用余地的扩大，产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上升也为金融层面的利率提高提供空间，从而利率水平因为信用资本循环环节上的活跃而整体上出现上升。与产业领域的低成本生产企业盈利最丰厚、生产和市场销售扩张最快、最能成为垄断者一样，低利率要求的金融领域的企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成为金融市场的宠儿，金融资本运用扩张最快、最能获得市场优势和垄断地位；信用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双重马太效应”机制始终起作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在收缩整个市场体系中的货币资本，对市场中自发的信用膨胀过程具有抑制作用，从而产业资本的形成与就业会变得相对缓慢，它可能延长经济扩张期的时长。

　　而在经济收缩期，因为新产业中的资本相互残酷淘汰、各个市场环节持续走向垄断，并且新产品的消费已经普及，商品交易关系的维度充分发展，新产品消费带来的市场机会已经被资本利用的相对充分。新产品消费走向以新换旧的格局，新产品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相应地产品过剩局面也广泛出现，被新产业带动的其他产业资本规模的继续扩张不仅没有余地，而且被迫转向收缩；市场中资本的自身生存只能在进一步提高垄断水平、调整结构上下功夫。此时对市场先行垄断的资本对非垄断资本的市场排挤和压迫日益剧烈，收购、兼并和破产案例日渐增多。随着大批非垄断企业被迫退出新产业，产业资本循环在垄断资本和非垄断资本之间同样出现两极分化，非垄断型企业不仅面临经营困难直至最终退出，相应的失业人数也就日益增加。失业增加和社会悲观情绪逐渐形成和蔓延，引起消费上的谨慎，此时的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流出也开始出现并且加速发展。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同样是在企业选择中具有倾向性，信用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双重马太效应”机制仍然起作用。此时的中小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即使得到融资，也可能是利率经过层层加码过后的高利贷，高利贷授信降临到中小企业身上，也在为中小资本所有者的被剥夺提供潜在条件。而得到授信的垄断企业因此提高了对非垄断企业的市场排挤淘汰能力，加快收购兼并和推动非垄断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使产业资本活动的规模更快速下降和失业人数更快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垄断企业的产业组织更合理更有效率，同时技术水平更高，不仅出现机器排挤人的现象，企业持续降低成本的行为也会导致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推动工资水平的整体下降，另一方面则是非垄断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者双双失业。这样失业引起的最终消费下降和市场中垄断局面的出现，推动生产与消费的双双螺旋下降。

　　在经济收缩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推行而产生的新增货币资本，即使经过金融过程，实际上在产业领域很难找到运用余地，既不可能增加就业，也不可能推动产业资本活动重新走向活跃，进而提高资本的社会生产规模或者经济总体水平上升。这一点已经被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后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实际效果所证实。

　　值得指出的是，经济收缩期的中央银行对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执行，因为对产业领域影响甚微，而货币资本的运用也就转向金融领域。被加强的市场垄断资本也就同时开始对金融市场中的中小资本进行绞杀、吞并，以便获取利润。这也是在经济收缩期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出现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推行不仅将信用膨胀的气球吹得更大，通过“双重马太效应”在产业和金融两个层面加速了新产业中的垄断局面的形成。垄断资本在控制和操纵老产业的物价的基础上，又对新产业的商品价格形成操纵自如；金融市场的资本活动继续活跃和有扩大的趋势，产业领域的资本活动水平不再上升，所有的商品报价都被垄断资本定于高位且居高不下，这也就是所谓“滞涨”局面的出现。

　　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考察

　　在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中，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这四个目标中，物价上涨缘于市场中产业资本投机与循环在垄断条件下将资本循环的一系列终点的卖方报价哄抬的更高，所谓的就业是以资本找到它的运动领域并且能够获利作为前提，产业资本开始它的循环，吸收劳动者并且提高就业，充分就业状况无非是一个市场体系中的劳动者被最大限度地吸收并且作为资本生产的一个要素参与产业资本循环过程。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概念本身存在致命缺陷，所谓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质不过是让产业资本的运动体系更加活跃有力，保持劳动者就业和工资发放也为产业资本更加普遍地带来利润，从而维持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观念，不过是市场均衡观念在资本国际循环领域的延续，国际收支不过是一个时间阶段内通过金融过程信用资本进行跨国界配置和产业资本超越国界循环的统计，也就是这段时期资本跨国运动的反映；资本的国际运动与循环的利弊未必表现在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上，而在于资本如何获取利润和对相关利益的考量。很显然，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仍然是将人格化资本这个市场主体排斥于观察视野之外的，而人格化资本始终是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经济衰落和所谓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的源头和动力。因为在市场中资本的主体性和利益倾向，人格化资本不可能屈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中央银行不可能驱使人格化资本放弃它们有利可图的事业，更不可能逼迫人格化资本去干那些无利可图的买卖。

　　因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掌控了政府政治权力体系，也就完全左右了中央银行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所谓的市场中的资本或者企业应该屈从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志。西方经济学家们因为忌讳市场中资本主体性的讨论，甚至刻意掩盖，他们对资本主导的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理解也就远离现实和真相本身，本末倒置也就不足为怪；洋洋大观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玩弄虚幻概念和逻辑的庞大观念体系，相应的货币政策理论实际上奏效与否，不过是他们在自弹自唱和自欺欺人。所谓的四大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是为这种伪科学的理论徒劳辩解；货币政策掐架不过是一个屋檐下一群货币政策的执行者们盲人骑瞎马的后果！既然看不清，硬性实行这些政策不过是在赌博；而政策掐架本身导致政策制定者们的茫然，当然来自于他们的思维混杂与矛盾，时不时地产生一些“瞎子摸象”似的争论。

　　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关系维度上货币政策的意义

　　在以市场为基本组织方式的经济中，因为人格化资本主导了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活动，从而也就主导了经济的运行。在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对立关系中，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人格化资本通过对劳动者的雇佣，控制了社会生产，并且以控制社会生产为前提控制了社会消费。人的生产组织体系因此在资本化的同时，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以人与人关系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且发挥生产组织作用，生产也就社会化。

　　资本的生产与社会消费的矛盾是由于资本追逐利润、天然不平衡的市场分配过程所致，是因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普通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通过信用掺水过程，对货币资本的创造和提供进行收缩和扩张；这些归属于不同资本占有者、数量时时变化的货币资本，通过金融过程和信用资本循环向产业资本循环领域配置，从而在市场人与人的关系体系中部分展开资本私人占有关系，进而参与对社会产品的分配。货币政策所产生作用和影响所及局限于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提供参与社会分配的手段，强化了垄断资本对市场体系的控制，客观上加强了在生产方面的资本力量，而不是扩张在社会消费中具有最广泛基础的劳动大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没有在最终消费市场对整个资本生产体系增加牵引力。相反地，因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增加了又一批要求对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者，实际上是在加剧而不是缓和分配失衡的矛盾；这就是进行所谓“总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实质。西方经济学家们人为地将“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分割为市场体系中的两个对立层面，于是所有的私人资本经过金融过程后在产业领域中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未能够到达产业领域的部分金融资本，都幻化成了“社会总需求”，直接置换了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关系中的消费一端而成为经济运行的虚幻牵引。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中包含货币政策理论的政府干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用于“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为供求理论的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对政府政治权力体系的控制与操纵，西方经济学中的反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理论和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理论一样，都与现实的市场与经济运行不相干，表现为各自两张皮。西方货币政策理论所描述的所谓机制或者体制仅仅存在于那些描述者的理论虚构或者想象中，而市场中的资本则提供大量的例外或者反例对他们的“科学见解”进行嘲弄和讽刺。他们的经济理论不仅脱离了经济本身为了人的生存的本质，而且他们作为西方资本价值观的传道者，也无法自证其身，要么是尚未理解资本运动本身，要么是自欺欺人。在政府干预思想产生后的百年间，尽管西方经济学界以及政府对政府干预（包括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所谓的“调整和改进”，经济危机仍然“顽固”地频发并且复杂化，当今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仍然处于深化发酵之中。至于我国政商学界的一些人将这些伪科学理论奉为圭臬并东施效颦，在政策实务中自弹自唱，也就不知所谓了。（续完）(本文作者清湖渔夫系和讯博客著名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