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14日博客中读到一篇以家长身份写的博文，题目叫《读美国小学五年级作文有感》，而这位家长显然是华人，只是其家庭生活在美国。

从这篇博文中可以看到，美国五年级的小学生从接受老师要求作文开始，就与中国同龄孩子不同：中国是一个班级几十人做同一个话题同一个题目，而美国则是要每个孩子自己找题目，他们称之为找课题（project）。我敢说，现在哪个老师在中国小学五年级的教室中忽然宣布：每个学生要自己找一个课题去做，绝大多数中国小学生都会吓傻，至少也会感觉莫名其妙。因为在中国，“找课题”，往往只有对在读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有这种要求。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教育就比美国要求国民独立晚了十几年。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同，暴露的是美国从娃娃开始就要求解放思想，中国却从娃娃开始就禁锢意识，而这样做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中国人的独立性差，独立性差的结果是创造性差。美国有一大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到今天有几人？即使我们所见到的中国那些有创造性的人也都不是中国教育的结果，除了某些我们一时还不了解的因素外，只能说是上帝要他们有创造性。如果有谁说中国的这种教育也能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人，那真是活见鬼了。

其实，中美孩子在思想解放上的差距至少在近百年前中国有识者就意识到了。胡适先生原本有一女儿，名叫素斐，五岁时因骨结核病夭亡。一年半后，胡适在梦中竟梦到了女儿，梦醒后起来即以《素斐》为题还作了一首诗，并且是“一面写，一面哭”。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明胡适思念女儿太甚。

胡适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叙述这件事时，还提到一件小事：在美国哥伦比亚，一个旧同学请他吃饭。这个同学有一儿一女。女儿幼小时有病，后来虽然好了，身体也还不是很强壮。胡适去时，她在睡觉，后来醒了，听说胡适来了，“女孩子在床上喊妈妈去，说‘要看看胡适’。我去见她，她不过八岁，坐起来喊我。我心里很感动。”

若是在中国，一个八岁大的“丫头片子”，对像胡适这样的尊贵客人去了，大约只能称“胡伯伯”，而直呼其名，要算大忌，一定会被大人当面呵斥。然而，我们从胡适信中不仅看不出孩子的父母认为有什么不该，胡适先生竟然也还是“很感动”。这大约就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人格教育的结果吧。然而，看看当今一些不遗余力宣扬推崇儒家思想的人，巴不得中国所有第一天入学的孩童都身着汉服，都给孔子下跪。这种人真是要祸害中国！有位自称与秋风（即姚中秋教授）很熟的新儒生慕朵生在一家网站的跟帖中直接说：“总言之，不论是谁，只有彻底复古更化，彻底尊孔崇儒，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合法性之重建。”其“口号：儒家：不主流，毋宁死！”给人的感觉：这人像是疯了。

不过，坦白说，尽管自己也认为那孩子没什么不该，也还是想知道美国的孩子为什么就没有中国这些所谓的“家教”？直到这两天，才算是看到了“答案”。3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有篇文章，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因到美国访学一年，把孩子也带到美国去上一年学。作者在文章中告诉我们：“有一次，我去参加家长会，惊讶地发现孩子直呼其历史老师的名字，还和他来了一个熊抱，好像是老朋友见面的样子。这种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着实令从教30年的我感慨不已。”

这一下子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原来，在美国，老师从不高高在上，更没有中国的“师道尊严”一说，而是亲密如朋友。中国的学校、中国的老师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说到这里，又联想到前不久宋彬彬们的道歉。道歉当然是应该的。文革时宋彬彬们的“疯狂”确实值得反思甚至忏悔——而本人当年只有10岁的年纪，居然也贴了班主任凡素洁老师一张“大字报”（约二十年前本人即在信阳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过小文章表达对不起凡素洁老师，今天在这里再一次向凡老师忏悔），今天想来简直莫名其妙。

可真的就莫名其妙吗？好像也还是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我不知道别的班级别的老师如何，只知道在读小学时，特别是读一二三年级，老师只要认为学生的作业做得不好（“不好”包括两点：一是做错了，这往往是算术题；二是写得太难看，这往往指字迹），就常常是一脸怒气地将孩子刚做的作业从作业本上一下子撕掉，而且还往往出现同一个学生一斯再撕的情形。最极端的，有时一堂课，老师居然能将一个学生的一个作业本撕完，然后让那学生回家找家长买作业本去（记忆中凡素洁老师倒不是这样，而是指其他个别老师）。这种情形如果出在美国，我估计不仅家长会要求这老师向他们的孩子道歉，还极有可能会被学校立即辞退。至于老师摔学生铅笔、文具盒更是家常便饭。如果学生被点名叫上去“验板”，或是默写生字，或是做算术题，如果生字没写出来或是把算术题做错了，那就只能站在黑板一边看着重新喊上来的学生如何做，算作处罚。时至今日，五十年过去，自己闭着眼睛还能记起当年上课时教室里常常站着许多学生，甚至站满过道。

我当然知道，就像中国亲娘热老子说的，孩子不打不成材，老师对学生的这种严厉确实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可是，当我们跟美国的教育一比较，中国的老师、中国的学校，尤其是中国的教育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甚至羞耻吗？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认为我这个作者当年一定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坏学生”，半个世纪后跑来泄私愤。错了。本人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本人还做过班上的“学习委员”。

讲出上面这些，绝非要过分责怪老师，只是想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数年前自己还曾读到过一则短文，说中国孩子画完画，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孩子则是问“好不好？”别小瞧了这点差别，这些孩子的将来从这差别中似乎就能“注定”他们很大的人生走向，甚至简直就可以说：“两国孩子将来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许已隐约地体现在这不一样的‘问’中了。”那么，中国的孩子为何是这样问，而美国的孩子又为何是那样问呢？这就与他们各自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同有关了。

作者讲了自己移民（[url=]微博[/url]）到美国的所见所闻。先是他5岁的儿子进了当地一所美术学校，上绘画班。可没想到，这孩子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说不想去了。孩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画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叫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后来，这位移民通过亲临孩子班里观察，发现“天哪，那些美国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的笔法都没有”。然而，这位移民由此似乎也明白了，“教”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本、不规定模式，让孩子自由地去“构图”，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画的画也完全是一种“创作”。正因是这样，这些美国孩子自然也就不会问“像不像”了。而如此培养出的孩子，思维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开创性的人才。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把“像”作为自己最高追求，中国的老师对他们所教的孩子往往也是这样要求。

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他去世前由他的学生经手出版的《论教育》中说：“在人类的种种发明创造中，有两项可以看作是最困难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然而，“父母和执政者害了孩子。前者只关心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舒服，执政者则把他们当成统治的工具。二者都是从事物的现存秩序出发来教育儿童的。但是真正的教育应当以培养能够适应整个人类美好未来状况的人为目的。这样他们才能创造出这种状况来。”（均转引自【苏联】阿尔森·古留加着，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康德传》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创造出这种状况呢？康德认为，学校根本不应由国家来掌管，因为一切文明都是从个人积极性开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教会人们思考。而李大钊当年在接受访问时的谈话中说：“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186页，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版）而中国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中国的老师们如果懂得人格教育，也就不会出现上面我回忆中的那些情形。

美国从幼儿开始搞公民教育，中国幼儿老师向家长要“表示”

几年前的岁末年初，一家网站一共给我寄赠了两本书，主要是对本人对这家网站不断发去文章“支持”表示一种感谢。寄来的两本书中一本是周有光先生的《朝闻道集》（自己喜欢得不行），还有一本是《从理念到程序——我亲历的美国大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自己也很喜欢。书中文章大都是国家派到美国考察或叫观摩总统大选的地方官员或学者回来后发表的“观后感”。原本想，这些官员或学者在国内这种体制下熏陶久了，即使出去观摩，回来的“观后感”又能写出个什么“好调子”来呢。然而自己错了。书中不少文章不仅都写得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说对像我这种没有机会走出国门以及国内其他官员简直堪称有启蒙意义。不过，这里还是只讲从书中提到的一件小事看人家社会的公民教育是如何从娃娃抓起的。

要举的这个事例，出自《我眼中的美国选举与民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观察报告》这篇文章，作者系上海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员。作者文章写了几大部分，而第三大部分第6节的小标题是《细微之处的公民教育》：作者在剑桥投票站观察选举的过程中，发现门口有八九个大约三四岁的幼儿在东张西望，并没有走入投票站，这引起了作者的好奇。经观察，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来参观投票站的。只见老师为孩子们轻声地讲解着这是什么地方，大人们在做什么。

这很令作者感叹：“看着幼儿们清澈的眼神和似懂非懂的神情，我既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又为美国无处不在的公民教育而感慨万千，这大概就是美国孩子为什么从小就知道选举的原因吧。”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当老师告诉孩子们这些人是从中国来的客人后，小家伙们立即七嘴八舌说开了，而且提到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叫鲍勃的孩子“也是中国娃娃”，可以想象当时孩子们觉得“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再接下来，当作者一行提出要和孩子合影时，只见“老师俯下身去轻声地询问孩子们，是否愿意和中国客人一起照张相？”这时，孩子们开心地大叫OK，但也有个孩子轻轻地说了声No，“于是老师就将他挡在自己的身后与我们合影。”

这是一件“小事”吗？也许要算，可也可以说不是。请看作者紧接着写了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在震撼我的心灵，我相信，刚才老师的言行举止必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之中。”

那么，这种“细节”也存在我们对幼儿的教育中了吗？好像没有。不仅没有，说出来还真有点“丢人”，最近每年教师节前，一些幼儿的家长都会在互联网上议论，而议论的“主题”竟是那些做家长的该如何对幼儿园老师进行“表示”……我的天哪！

一说起来，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自古“尊师重教”，甚至有“天地君亲师”一说。老师为学生“授业解惑”，学生打内心感激老师，这好像都是天经地义、太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当我们看到人家幼儿园的老师是那样地进行公民教育，而我们这里却还在向孩子的家长要“表示”，这哪里有一点“公民教育”的影子呢？一想到此，就不难明白：中国的公民社会离我们还有多么地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