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今,在投行工作是否还是一个传说?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尽管现在投行人员的素质早已参差不齐,但投行之外的人仍然羡慕那些正在投行或曾在投行工作的人,主要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投行的造富效应。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或者去掉这个定语也行)都有想多赚钱的冲动,毕竟,这也是个人能力的某种反映。所以,尽管“occupying wall street”以及高盛前雇员在《纽约时报》上公然抨击高盛的“money making culture”,让华尔街在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负面词汇,甚至在中国,媒体上对投行的负面报道也日益增多,但仍然有不少人试图进入投行工作,特别是在当下中国。
最近有不少人向我咨询进入投行工作的事,哪怕是能进入一些国内中小券商也好;而更有很多即将到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公开地在电视节目上说,他们的目标是进入美国华尔街,在自己的履历上添上辉煌的一笔。而我发现,即使我说了再多关于投行的工作压力大、出差时间长、没有个人生活,问我的那个人却仍然对投行持有美好的幻想,哪怕我在心里已经默默判定这个理想青年完全不适合投身投行工作。
2010年初,在我还以百倍的热情战斗在投行第一线的时候,投行部安排我在项目上指导一名实习生了解投行工作,这个小青年当时就读威斯康星大学本年二年级,目标也是进入华尔街工作,他彬彬有礼的叫我“老师”,做事主动,除了对投行一无所知外,各方面都很优秀。当时他推荐我一本书,叫《monkey business》(中文译名:《华尔街的大马猴》),是两个投行助理记叙华尔街投行人生的,我当时很不屑:只能在华尔街做到BA就辞职的人能对华尔街有什么深刻见解呢?
如今,我终于“逃离”了投行,有机会以一种平静的心态读完了这部纪实书籍,我发现里面有些东西触动了我。
说实话,从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来说,华尔街投行(或者你可以说外资投行)与中国投行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同——这也恰恰是我接下来想要重点叙述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说,有些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投行工作带给我们的身心折磨和对生活美好追求的丧失。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我们这些经历过投行洗礼的人积累了或多或少的财富,然后或走或留,但无一例外,觉得身心俱疲。我们习惯了苦中作乐,习惯了熬夜加班却不考虑什么加班费,我们学会了有时拼命有时偷懒,学会了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后一醉方休然后精神饱满的奔赴下一个项目,我们一度忘记了那些让生活丰富精彩的旅行和朋友聚会,忘记了周末宅在家中的简单快乐,直到我们终于离开投行回归人间,或者就这样一直在路上疾走,停不下来。
投行,是一份特别的经历,但你不一定非得尝试,因为人生有太多种可能性,很多经历远比在投行工作精彩,你不一定非得通过糟蹋自己的青春来证明自己。但如果你问我,投行人生为什么值得我多次书写,为什么那些在投行痛苦挣扎的人在考虑换个行业时会有那么多的顾虑,我会引用《Monkey business》结尾的文字来回答你:“人们在放弃一项自己曾为之倾注过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苦心经营过的事业后,难免会自问决策是否明智。”“生活就像跷跷板,需要的就是一种平衡。在我和特鲁珀还是投资银行家的日子,就仿佛跷跷板的一头站着一个又胖又贪婪的家伙,另一头是一个快乐的小精灵。你根本看不清那个家伙怎样移动,所以怎么能达到平衡呢?”
在我彻底告别投行工作又不能放弃时常关注这个行业的市场动态的情况下,我很想结合《Monkey business》这本书,写一写华尔街投行与中国投行的区别,当然,也顺便书写我投行的经历,给向往投行的人一个参考,给自己留下一点日后回忆的参考。
我可能会写到太多这个行业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一面,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从目前的一些迹象来看,我有理由相信,这个行业会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那些至今仍算少数派的负责任的投资银行家未来有可能会日渐增多。
区别二:加班的真相
《Monkey business》向我们揭示了华尔街疯狂加班的可怕程度,每周30到50小时的文字处理工作,80%的文案会被否定,连续72小时不合眼的加班,8天路演,飞行12000英里,穿越7个国家8个时区,他们的受虐程度都超常。金融危机爆发时,我们甚至在电视中看到,雷曼兄弟的那些初级投行员工还在不知就里的加班,我简直怀疑他们就是在盲目的瞎加班,做些毫无意义的工作。《Monkey business》部分证实了我的猜测:长期在投行工作的员工已经不会独立思考了,他们只会机械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华尔街的超常人加班反映了这些华尔街核心人物的焦虑症:他们不到项目开会讨论或招股书付诸印刷的最后一刻决不定稿,他们是偏执狂,也是完美主义者,他们靠折磨下属缓解他们的长期工作压力。他们逼着所有的投行助理加班只因为一件事——加班已经成了行规。
如果你因为这些描述认为投行生活很恐怖,恭喜你,在这个环节,中国的投行胜出了——我们稍有人情味儿。在中国,根据你的职位、能力,还有项目的具体情况,投行加班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意义。
我刚到投行工作的第一个项目是上市公司再融资,我那时对投行一无所知,连上“巨潮资讯”查上市公司公告这种弱爆了的事情都是同事教我的,当时项目上一共四个人,我和一个同组的女同事,还有另一个女同事因为在项目上时间比较长算主要项目成员,再有一个保荐人全面负责整个项目。我遭遇的第一次加班是因为我们在做材料的过程中发行人律师猛然发现该企业不符合证监会要求的配股条件,我们必须将再融资方案改为非公开发行,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就熬夜改公告和股东大会文件。
我刚来屁也不懂,也没人教我,我很想做些什么但真的什么都不会做,于是整夜只能在那里检查文件里的错别字,看着别人在那里改文件忙得团团转。按说我做过律师应该擅长这种格式文本,但他们似乎也没有把东西交给我来尝试的兴趣。于是我只好干坐着陪他们加班,很不好意思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我想,一定有很多投行人员在菜鸟阶段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投行老手们通常都自己操刀,以便按时赶出符合要求的文件。
在中国投行,通常投行人员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做业务的能力,没有什么所谓的系统培训,因此,中国投行喜欢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而不是像华尔街那样偏爱商学院的优等生。在中国,没有与投行对口的商学院教育,我们也不需要像华尔街投行的分析师那样不停的做模型分析。如果你当年也崇拜过在外资大投行工作过的“明星分析师”曾子墨,看看《Monkey business》第一章就可以知道她每天都在做啥。
简言之,在中国投行,加班的第一阶段为陪坐和打下手。
再后来,我由初级菜鸟升级为高级菜鸟(你姑且可以理解为在本土券商由项目经理升级到高级经理),可以独立撰写一些不复杂的招股说明书章节了,这时我的加班增多,不过都是为了赶写招股说明书和调整格式。这时我遇到了愿意教我一些具体业务问题的领导,他在项目的前期不大写东西,因此很愿意在现场口授我一些投行知识和业务规则,小到如何用word调整格式,大到一些财务知识,在我这个阶段,也就是这样而已。
不过,当他们开始讨论募投项目的确定以及管理层讨论分析时,我这个外行就完全插不上话了,我只能看他们写好的章节来学习,如果领导和企业董事长讨论这些重要内容的确定,通常我只能旁听,对其内容一知半解,也许到了十二点或者更晚,他们会发个善心让我先回宾馆休息。
这一阶段,我负责了大量技术含量不高的申报文件内容,比如保荐说明书,上市申请报告等,当年投行做一个项目也就三个人,所有没技术含量的章节和文件全部由我一个人操刀完成,由于听话肯干效率高,我算是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由于原来在律所工作过,我自以为自己在文件处理上已经算是认真仔细,但和有些投行男人一比,我完全甘拜下风。他们会小到一个标点符号是全角半角,数字的字体,文件是左对齐还是居中对齐而把文件改来改去,我当时改得抱怨连天,但却因此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显然,今天,很多投行人员不大重视这方面的细节工作了,以至于媒体上出现了太多招股说明书犯低级错误的报道。
看过《Monkey business》,你会了解到,在国外,投行人员非常重视制作出一份格式精美、文字无误的项目建议书或融资方案,因为那代表了华尔街金融服务的严谨认真。而在中国,不知什么时候起,实用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家都把实质重于形式这话背得很熟,因此很多时候即使发现招股书里有不少文字错误和格式不统一也懒得改正,反正IPO上会被否不会是因为这些小事情。
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投行的加班都比较温和,甚至在项目初期也不用加班,到点就和企业一起下班。一些业务骨干甚至惯于在项目上偷懒,先让那些新人拿招股书写着练手!企业有问题就解答一下,没问题的话,每天电脑一开一关,一天就过去了。到招股书快定稿的时候才进入相对恶性的加班,十二点、一点,忙着核对招股书前后文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保荐人有时在这个阶段才会在现场出现,通读招股书,有经验的保代开始提示下面人改正那些有问题的章节,混日子的保代则在这个时候开始熟悉项目情况。
等到决定去北京,最悲催的日子就正式开始了。三点睡觉八点起床,或者一晚上不睡,早上报了材料才可以回宾馆休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过程时简直要崩溃,明明困得所有反应都变迟钝,还在挣扎着修改招股说明书,一得着机会就在沙发上打盹。我当时纯粹靠着心理暗示才坚持着度过了那可怕的一周,每次我累得不行就想象每多工作一小时,就有一张钞票飘落在口袋里,对于年轻没见过多少钱的我,这招有点管用。我当时还来不及想到:如果这项目上会被否,我连加班费都没有。作为一个菜鸟,我完全相信我领导和同事的水平,在那高歌猛进的红火年代,我们倾向于乐观。后来,结局果然很悲惨。
再后来,由于一边要做项目一边要应付保荐人考试,我的投行生涯就变得更加悲惨。白天在企业写了一天的文件,晚上回到宾馆还要自学会计、财务管理之类的东西,一搞搞到十二点,天天如此。有时,自己负责的章节写不完,晚上回到宾馆也会自觉的改来改去。投行都是夜猫子,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比较有创作思路。于是自愿加班成了习惯,每个老投行都是工作狂。
再到后来,我在投行部负责质量控制的时候,我把疯狂的加班习惯也传染给了我的下属。那会儿部门里工作多,有时我去企业做现场核查时还没来得及看他们招股书的初稿,于是我就在飞机上看这些文件。我发现,由于我整个飞行时间一直开着电脑看文件,我的同事也丝毫不敢懈怠,纷纷效仿我的工作狂态度。大约三到五天的现场核查,每天加班到一点左右。
在华尔街,那些助理级别之上的高级职员通常不亲自参与文字性内容的全程加班,他们只在后期审阅文字提出修改要求,然后让他们的下属一遍又一遍的改来改去。而在中国,即便由初级员工负责撰写招股书,业务骨干和保代对招股书的指导过程也是全程性的,甚至干脆就自己来写一些重要的章节,文字工作的部分对中国投行来说非常关键,这是中国证监会批准项目通过的全部依据。
当然,在哪里都少不了那些偷懒不干活的人。在华尔街,这些人会在年终业绩考评时被某些同事揭发,或是在项目失败时找到下属做替罪羊,也有可能就自己承担责任。而在中国,差不多的故事也在上演,有些人把招股书写得一塌糊涂让其他同事替他们“擦屁股”,或是不负责任地拿份儿保代津贴或是项目签字费舒舒服服混日子,当然,也有人在投行混不下去,只好走人。
说到底,加班的真相就只有两种:累得半死,或是滥竽充数。
区别三:谁才是忽悠高手
《Monkey business》一书向我们介绍了华尔街投行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作者称之为“投行食物链”,每个级别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分明,从一个级别升至另一个级别要有足够优异的表现和一定时间的磨炼才行。
简单说来,最低级的是分析师,用该书作者的话说,“分析师根本算不上是人,就和猴子一样。成堆的猴子,互相趴在背上,挑拣着对方毛发中的虱子。”通常而言,没有在商学院学习过的人进入投行就只能做分析师职位,做些琐碎却繁重的工作,慢慢被调教成投行的机器人。再往上就是该书作者所处的银行助理职位,从这一步开始,你可以被称作一个banker,“投资银行助理所作的很多工作都和价值以及成本核算相关。原则上讲,每笔交易都离不开估价。”所以,这些普通的投行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模型,算估值。当然他们也做些建议书,撰写初步的融资或财务咨询方案,但按我对此书的理解,分析师提出这些方案必定是基于以前既有的案例,难得说有自己太多的创造和专业分析。如果你足够幸运,熬过了助理阶段的煎熬,就可以进入投行的高级职务序列,从副总经理到高级副总经理、执行董事、高级执行董事(我觉得你可以简单地把这些职位对应对我们熟知的VP、D、ED和MD),这些人不再从事具体的项目文字工作,他们从低到高分别负责监督项目执行过程、整体推进项目、开发新项目和整合投行客户资源及业务资源。
在中国投行,我们也有所谓的等级制度。纯本土的券商里投行职员级别包括项目经理、高级经理、业务董事、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那些合资券商或沾过外资气的券商里投行职员级别包括A、SA、(AVP)、VP、(D)、ED、MD,加括号的项目表示在有些券商中这一职位序列没有设置。总之,只是内外资券商叫法不同,在公司中的地位各序列基本相同,比如我本人在本土券商做到过总经理助理的级别,相当于合资券商中的D(Director)。
不过在中国投行,特别是本土券商,级别的调整相对灵活,特别是在保荐代表人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有的年轻人考过了保荐人考试,甚至迅速注册为保荐人,他的级别就可以很快得到提高。有时候,我们本土投行内部就只有两个级别:保荐人和非保荐人。
在当年保荐人资源还特别稀缺的时候,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我听说A某考过保荐人考试后立马升格,被周围的新人称做“A总”,过了一年,那新人也考过了保荐人考试,当下改口把“A总”叫回“小A”,表示二人就此又可以平起平坐了。
不过,抛开保荐代表人制度不说,在中外投行,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在业务能力之外,忽悠能力高的人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升职,说得洋气点儿,如果你与客户及监管机构沟通的技巧不行的话,在投行里很难受到器重进而快速成为一个高级别职员。
这种所谓忽悠能力,需要在一次又一次的项目实践上慢慢找感觉,你最好早点开窍,别光顾着埋头写文件。
我的忽悠能力提升得益于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那年经济形势不好,再加上A股IPO暂停,我们没什么项目可做,只是忙着四处找项目。有些同事几乎就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我比较幸运,有机会和其他资历更深的同事一起去和不同的企业接触、谈项目,有时是我们参与一些企业选择券商的“竞标”过程,有时是我们在一些PE的介绍下了解一些项目,判断是否能作为合格的IPO项目跟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向我们提出一系列关于上市的问题,包括自身是否存在上市障碍,或者A股上市的一些政策倾向和标准,需要我们进行专业解答。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企业介绍我们投行的优势,甚至展示我们个人的可靠和专业,让企业做出选择我们为保荐券商的决定。
我学忽悠的过程跟基努里维斯在《魔鬼代言人》中扮演的律师在厕所里偷听法院庭审的过程大同小异,只不过我是光明正大的坐在领导旁边听他们怎么解答客户那些关于A股上市的困惑,怎么跟客户忽悠说我们投行和他们公司最“登对”,我一边听一边用电脑做笔记,也算是做会议记录。晚上回家再整理一下,下一次我就可能用同样的招数来忽悠其他客户。
在华尔街投行,初级职员不停加班完成制作精美的项目建议书,高级职员就负责口若悬河地把客户说晕,在与其他投行的PK中胜出。为了拿到项目,这些高级投资银行家什么都乐意去做,可以完全不要脸,通常情况下就是用各种精心编制的谎话和废话力求从各个角度击中客户的要害。这时,投资银行家的工作就是一种推销,他们“真的把推销提高到了一种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投行,真实的情形也差不了太多。忽悠的办法有好几种,当然,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种。首先是出大牌,如果想拿下一个大的项目,派去忽悠客户的人级别一定要高,最好是公司总裁、副总裁级别,实在不行也得投行总经理亲自上,这一招首先就会让客户觉得“倍儿有面子”,体现出我们投行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我曾经跟着不同的公司副总裁参与承揽项目,他们在餐桌上或会议室里与客户侃侃而谈的本事一开始真是吓到我,大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小到某个知名官员不为人知的小笑话,大到我们证券公司各项业务齐头并进的良好形势,小到我们为了某个项目做过的细节工作,无所不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些经历对我日后做PE也很有帮助,因为PE大部分情况下提供不了专业的服务就更得忽悠了!而怎么能在忽悠中体现中你的气场,是一门学问。
第二招是技术派出场。投行总有那么些专业过硬的技术人士,最好是保代,有时也可以是业务骨干,根据事先了解到的企业情况,制作一份充满“个案关怀”的项目建议书,然后再由上述资深投行人士在会面现场当场为企业家解读其公司上市的关键问题及解决之道,最好能让企业家感觉到除了我们投行,没有其他券商能这般懂他的企业和行业状况,最后只剩一句相见恨晚的——缘份啊!
第三招是卖弄关系和资源。譬如一家江苏券商在承揽江苏企业IPO的项目时,最好要充分体现出老乡见老乡的优势,同时亮明自己与江苏证监局打交道多年的经验,在企业IPO辅导验收的过程中坚信一定会顺利通过云云。有时也可以微妙地向企业透露一些会里最近的“风声”,表示自己与会里熟悉,可以在IPO审核的过程中协助企业更好地展示自身优势,化解危机问题。我还见过有的投行向企业称自己做过同行业或上下游的公司上市,可以把其他公司相关情况告知企业或撮合他们的某些生意。总之,告诉企业,你能为他们提供最最增值的服务,除了其他券商都能为他们做的那些事儿,你还能为他们做些别人不能做的事儿,管他到时候执行效果打多少折扣,先忽悠了再说!当然,这些关系和资源的使用,最后多半都是空头支票。
除上述招数外,你还可以使用些其他“下三烂”的招数,就是些不成正规门派的抢项目办法,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刚说了,美国华尔街投行也都做些不要脸的事。比如,用自己惊人的酒量在餐桌上与客户结成哥儿们;贿赂目标企业的某个关键人物,承诺给项目承揽费;或者给某些小气老板们一个慷慨的折扣。
做投行难啊,因为我们是乙方。现在在投行面前唯唯喏喏的企业真不多了,尤其是项目承揽阶段,我们使出混身解数,让客户终于认为自己遇到了最合适的投行,一旦项目拿到,有些客户就会发现自己像是恋爱的人走入了婚姻的坟墓。听说有个项目,一个投行老保代B总亲自上阵忽悠,成熟稳重加专业功底深厚,企业老板对其崇拜有加,把其他大投行都一脚踢走,后来就听企业老板说:咋回事儿?自打和他们签了协议,B总就再也没来过!当然,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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