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的硕博招生情况和收费制度改革情况，很多高校都已经开始着手对导师带硕博生体制进行了改革。如去年已经去面取消公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取而代之的上海大部分高校和中山大学等。但奖学来源于什么呢？上海交大规定两金（奖学金和助学金）大部分来源于导师的科研津费。而去年浙江大学推出的政策—导师招生，要向学校交费，额度基本为硕士300元，博士1200元。前些天有消息说厦门大学也准备效仿浙江大学，向导师收费。而收费方式更加别致。硕士500元，博士好像是随人数递增的。

    对于这件事我的看法如下：

1、公立学校办学宗旨是促进教育，培养人才，推动知识的普及、进步，而不是盈利。我认为这是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一个落脚点。

2、教育部改革收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一方面，通过两金帮助在校全职硕博生解决经济问题，让其安心学习，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通过每年进行奖学金评比，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是我们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3、有了以上两个依据，我们来看一下向导师收费的制度是否完成了以上两个任务。网上已经有针对浙江大学去年实行的这一制度的情况分析，其利在于从表面上看，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控制导师的招生规模，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而弊端在于不同的学科导师申请课题的津费不同，课题数量不同，因此每个导师的科研津费是不同的，有的多，有的少，科研津费多的导师在没有实行奖学金和助学金制时，早就开始给学生发放助研金了，而科研津费少的导师，由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选择少带学生或者不带学生，浙江大学历史系包伟民教授便公开发出声明拒收学生。

4、下面我们从学校、导师和学生的角度分别讨论一下此制度的实行会具体带来的影响：

 从学校的角度，相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讲，学校是一个强势角色。教育部规定了制度改革但并没有规定两金的来源，国家教育部并没有专项资金用来辅助此项改革，来源只能各个学校自行解决。对于学校来讲，虽然它并非像企业一样以赢利为目的的，但是有钱好办事的道理谁都是懂得，而且凭空多出来这个一个支出，所以便想到了转嫁。因此便有了现在的向导师收费作为来源。当然这一举动在学校看来，也是符合其办学宗旨的，因为最近导师疯狂扩招研究生，有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之嫌，这一制度正好可以一箭双雕。但是，试问导师扩招，是导师说了算吗？每年的招生规模是学校制定的，一年找来100多个硕士，而可以带学生的硕导数量又没有增加，导师不扩招能行吗？

从导师的角度，导师在这一事件里面纯属悲情角色，因为它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对于导师来讲，绝对是帕累托退化。那么，如果这一制度实行，他们会怎么做呢？第一有很多导师，尤其是文科类的导师，会像浙江大学包教授一样，拒收学生，尤其是硕士生，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导师来讲真正有生产力的是博士而非硕士，尤其是最近经过扩招良莠不齐的硕士生。第二我们要注意到导师也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他首先会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既然已经付出了，那么收回来便天经地义。有两种手段，第一招收可以为导师带了收入和课题的学生。第二导师完全变为老板，学生完全变为民工。之前，可以一些导师处于心虚或者作为老师的些许良心，可以不会完全将学生当民工，会偶尔提到学生的学习和进步，而此时，既然大家都已经这么赤裸裸了，那么他也无需心虚了。

从学生的角度，在以上三个角色中，学生是最弱势的，因为其他两个角色都是它的上峰。这个制度貌似为了学生着想，让学生受益。但经过这么多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后，原始制度的效果更已经大打折扣。导师在选择学生时，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仅仅出于学术判断，而是添加了很多其他因素。因此很可能导致许多人应该读而读不上。

综上所述，硕博士将成为学校和导师的一种另类资源。原始制度的初衷将被极大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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