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波及范围还在扩大。因为有国际资本作为媒介，美国的次贷危机变成了全球危机。美国的金融机构从各个股市撤资自救，造成全球股市震荡此起彼伏。其他国家开始担心美国 “以邻为壑”，将次贷危机转嫁出去。各国对国际资本保持着高度警惕，同时也在尝试向美国输出资本，占领潜在的价值洼地。次贷危机可能是一个契机，其他国家资本给美国输血的同时，多中心的金融市场就可能形成。

各国出口贸易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也将经历一次不情愿的“断乳”。出口依赖型的经济体，将遭受美国消费者精打细算和美元贬值带来的压力。对中国来说，劳动力价格上升、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已经让出口加工业遭受了巨大的考验，而次贷危机又可能雪上加霜。透过美国的次贷危机，我们看见了自身的漏洞。在追问“美国怎么了”的问题之后，我们真正要面对的还是那个老问题：下一步，中国经济如何自立？

次贷危机向经济整体传导

　　《21世纪》：美国媒体担忧，美国经济会走向“失落的十年”，是否真有如此严重？次贷市场是如何将危机传导至整体经济的？

　　管涛：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即长期的资产价格暴涨，导致比较严重的泡沫；于是，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次贷出现问题；然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交互作用不断绵延，引发消费问题；继而波及到整个美国经济。2001年美国IT泡沫破灭时，格林斯潘采取降息措施，用房地产泡沫来弥补股市泡沫破灭，仍然保持强劲的消费势头，所以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衰退，很快就复苏了。但这次不同，美联储注入流动性、降息等措施在短期内对股市有点提振作用，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投资者已对经济基本面丧失信心，所以随后股市还是会掉。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于稳定市场作用寥寥。

赵锡军：次贷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低信用等级的住房贷款，通过证券化成为高信用评级的抵押产品。很多投资机构通过拆借资金来购买此类产品，当它出现了问题，这些机构就出现亏损，引发流动性不足，并且由这类机构扩散到跟它相关联的其他商业机构，从这类产品扩散到所有的证券产品，最终又传递到房地产业，传递到信贷市场，使得正常的房地产贷款、正常的消费贷款都受到影响，形成信贷市场的紧缩。信贷紧缩使正常的消费信贷畸变，房地产信贷大大收缩，房子没人买，又引发房价进一步下跌。房价下跌又导致那些拿房子做抵押去贷款消费的人不愿意还贷。就这样，信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交互作用、恶性循环，导致两者都受挫。这种颓势势不可挡地向整个经济领域扩散，使所有正常消费活动、投资活动收缩。

《21世纪》：面对经济衰退的危险，美国政府采取了降息、减税等干预措施，能否起到作用

　　黄卫平：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不管怎样扩张货币，增加的只是流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偿债能力的问题；第二，美联储利用政策杠杆调控，不能防止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放大和金融崩溃；第三，就目前局势来看，美国的监管机构好像没大说实话。美国的透明度好像挤牙膏一样，出了事透明一点，再出事再透明一点，现在监管机构并没有在透明度、实际监管、金融机构自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认为解决措施无非是两个：一是政府买单，一是通货膨胀。美国现在有政府买单的苗头，但具体会采取哪种措施，尚不好定论。

管涛：如今美国经济面临的是高通胀，不同于格林斯潘时期的低通胀高增长。虽然美联储在降息，但是由于投资者的通胀预期仍在上升，实际利率还在往上走，再加上市场恐慌，基本上大家都不敢往外放贷。所以说，在高通胀的环境下，低利率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到底有多大，还是一个问题。

另外，美国也面临开放带来的问题。美国的降息以及注入流动性等措施，并没有全部施及美国的经济体系，而是通过开放向外溢出。据悉，美国今年1月份的资本净流入量较去年12月份相比降幅很大。在这种态势下，有人预计美元可能会像当年的日元一样，成为一种利差交易工具，就是说，美元的利率很低，而且在贬值，投资者可能大量借入美元，去购买其他的货币资产。因为这种开放的环境，美联储降息政策的效果也会受到制约。

李稻葵：我觉得，美国经济阵痛在短期内会得到缓解，有三个理由：首先，保尔森和伯南克的组合是一个“梦之队”，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很准，很有超前性。其次，得益于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国外存在大量的资金资产，可以在短期内用来营救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第三，在财政政策方面，耗尽美国财力的伊拉克战争反而是特别有利的条件。这场战争耗费了美国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的GDP。当新总统上台之后，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逐步从伊拉克撤军，一旦撤军，占GDP4%的财政支出就可以用于解救美国经济。另外，美国尚有投资空间，譬如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这都有利于缓解经济压力。

次贷危机的全球化

　　《21世纪》：降息造成了美元贬值，会对国际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会否因此由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美元贬值是否会将经济危机转嫁到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

　　王宇：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欧洲央行降息，会面临比美联储更大的压力，因为欧洲工会组织在劳资谈判中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一旦出现通货膨胀，工会就会要求提高工人工资，进而可能引发欧元区物价水平和工人工资交替上涨的过程，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出现过，最近欧洲央行很担心会重演。因此，尽管美联储已经6次降息，欧洲央行一直保持欧元4%的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如果欧洲央行继续坚持紧缩性货币政策，欧元区经济可能出现放缓的压力，同时，欧元对美元会继续大幅度升值，致使贸易赤字增加，又进一步影响了欧元区经济的增长。另外，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最近在降息，也会对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与欧洲央行相比，日本货币政策面对的压力可能要稍小一点，但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央行也面对着CPI上升和GDP下降的双重困难。因此，日本中央银行也面临两难选择：是加息以抑制通胀，还是降息以促进增长。日本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国家，受油价、粮价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很大，抑制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

李稻葵：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五六年甚至十年间，受益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得到了来自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相当数量的投资，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短期内经济比较兴旺，股票市场价格高涨，股市超过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也使这些国家本地的利率比较低，房地产很兴旺，经济很活跃。次贷危机之后，西方主流金融机构重新构建模型、估算风险，发现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可能会出现逆流，从这些新兴市场流回发达市场经济体。

　　有人问，美元利率较低，人民币利率较高，而且在升值，会不会导致资金流入中国？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利差来判断资金的流向，利差只是一个变量，风险这个变量也要考虑到。我个人判断，国际金融机构来中国投资的风险会上升，因此国际资本流入的压力会有所放缓。我认为这对于中国经济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我们的货币政策面临的国际环境在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可能会容易一点，而不是更复杂。

　　《21世纪》：次贷危机对于东亚和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又会有哪些影响？

　　欧明刚：东亚地区多数的国家出口，是以美国作为主要目的地，例如，中国是21%、日本是20.6%、韩国是13%，等等。美国的经济问题，对欧盟影响也比较大，进而会影响到东亚地区对欧盟的出口。美国对东亚地区很多国家的进口速度已经在下降，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张燕生：美国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起码在2008年和2009年，对于我们的贸易增长会有不利影响。在这之中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受到的影响要小，而对于中小企业打击可能比较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外资企业对外部冲击和国内调整的反应比较灵敏，应对能力明显强于内资。

2008年和2009年，我们的招商引资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在外部冲击和内部政策调整的条件下，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会有一个两年的观望期。另一方面，服务业(特别是地产和金融)的外商投资会上升比较快，外商投资的绝对值有可能仍然上升。越南和印度等国家跟中国比，无论是产业档次和投资环境，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工作做得好，它们的竞争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中国能否抓住机遇

　　《21世纪》：次贷危机除了带来危害，是否也给中国带来了战略机遇？

　　连平：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格局发生变化，并且会带来长期影响，我觉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可以起航了。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对美元的影响，现在处在全球货币体系演变时期，我觉得应很好地考虑一下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

　　国际货币要求既能够在境内进行自由兑换，也能够在国际上进行自由兑换。所以要成为国际货币，第一步就是能够在贸易中成为支付结算的货币，现在按照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人民币可以用于计价，但是不能用于对外结算和支付。人民币在1996年已经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随后，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在很多方面也都已经放开，当然短期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短期证券方面资金的流动，控制得还是比较严。我觉得，现在是考虑改变体制的时候。我们曾经研究过，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如果监管部门管理得当，在起步的时候没有风险，完全能够管得住。当然，这只是初步的设想。

黄卫平：因为次贷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重新调整的态势。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形”，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入这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对于中国如此大的国家来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能放弃的，那就要在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入中进行选择。美元不断贬值，最终会不会引起国际金融的进一步动荡？我觉得，现在应该适当地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把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推进金融改革。我的建议就是，目前应该比较严格地控制资金的流进和流出，监管力量要加强，而且限制流动的手段必须有效。我非常同意温总理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那几个原则 ——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必须断掉海外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这样强烈的预期对我们的经济极为不利。

欧明刚：有人问，次贷危机是不是我们购并美国金融机构的最佳时机？我不知道。但是，即便我们收购了这些机构，又能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能力掌控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学习的机会，我们能藉此反思金融改革、金融创新。

　　《21世纪》：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和机遇？

　　张燕生：从中国来讲，核心问题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消费为主，大力发展服务业，真正推动管理、技术和市场的创新，真正使中国从依靠外需和依靠要素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转变为以技术、市场和管理的创新拉动的发展方式。

　连平：企业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出口部门结构完善和升级，这些都需要有时间。技术升级也好，压缩成本也好，产业转移也好，甚至于和外商企业的谈判也好，都需要有时间，因此要有一定的缓冲。中国现在的状况，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30年，对出口部门一直是鼓励、优惠、放松的政策，如果在一两年中就完全改变这些政策，对出口部门肯定是灭顶之灾。所以汇率升值应该小步渐进，避免短期内过度升值，使得出口企业措手不及。

相应地，对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也应该控制节奏。另外，要适当放宽信贷控制。目前对信贷需求还是很旺盛的，突然把信贷口子扎紧，肯定会使一些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我觉得可以适当放宽。事实上，如果信贷政策太紧，可能会导致一些替代效应，比如，最近1月和2月外资流入很多，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币贷款拿不到，就想办法到外面去融资。

　　《21世纪》：次贷危机会给金融业带来什么变化？

　　李稻葵：次贷危机使西方金融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金融创新模式，反思金融市场运营模式，等等。美国国会已经开始讨论，很多金融机构在过去十几年中，在金融创新中做了很多不恰当的事情，需要立法去规范。美国有这样一个特点，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体制都会做出相应调整，而且调整往往是过头的。例如，大萧条之后，他们出了一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把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分开；安然事件以后，他们搞了一个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法值得反思，它使得纽约受到伦敦的挑战，很多人说美国过分监管，不愿意在美国上市，不愿意在美国搞金融投资，跑到伦敦去了。所以，次贷危机也可能使整个金融市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导致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