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在一开始集中在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这些技术产品的用户只有ZF。这样对于美国ZF的负担就很重了，美国就必须把自己的军事工业产品推广对世界市场上，除了自己的原有的经济发达的盟国之外，还要推广到其他的欠发达国家。但是这样的国家ZF没有钱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这样美国就必须提供推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转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当然这些被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选中的国家一般也是美国的盟国或者保护国。这其中就有韩国和中华民国。在60年代，美国强制日本实行产业转移，美国对日本的一般劳动密集产品增加关税，逼迫日本产业转移。日本借此实行其所谓的雁阵战略，首先将劳动密集产业向台湾和韩国转移，这个转移带动了韩国和台湾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到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这两个经济体终于实现了经济的自立，从美国的沉重的财政包袱开始变成美国的招财童子。台湾是69年美国停止经援，台湾和韩国成了美国剩余军火的市场。美国把二次大战中和50年代制造的大批剩余军火销售到这两个地区，当然也是以倾销价，再后来就是美国的高级武器，如战斗机。这些地区还是美国技术的主要市场。那么韩国和台湾的模式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资本，美国的市场，本地的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韩国和台湾开始了工业化的起步。在通过初级工业化取得积累，实现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然后开始经济的扩张。这是在90年代。而韩国和台湾的资本主要出路就在中国大陆。日本在这里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日本预想的雁阵战略，其产业转移实行梯次转移。首先是韩国、台湾，可能还有新加坡，次一梯次是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可能有印度尼西亚即所谓的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日本试图让中国与日本保持至少2代的技术差距。这个设想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基础。日本的汽车工业拒绝投资中国，结果是德国人进来了。日本设想在四小虎之后再转移其劳动力密集产业到中国，一头牛身上要扒下4张皮，太贪心了。结果是香港、台湾和韩国的相关产业抢先进入大陆。结果是直接挤压了日本在四小虎投资的市场，这些产业的市场其实都是美国和欧洲。由于中国大陆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优势，直接挤压了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产业，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完成初级工业化，当然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不能完成，产业也就无法升级，最终导致97年的东南亚的经济金融风暴，彻底摧垮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这个过程看得出来，在市场经济下的产业升级有赖于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转移，原有产业在本土随着各种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逐步地资本所得下降，丧失竞争力，就必须转移到别处或者国外，在劳动力等要素便宜的地方继续获得利润，用这个利润支持本土的产业升级。这个利润的来源一是生产的剩余，是由本土输出的资本利得。再一个是产业链中本土技术和管理输出的价值链的不平等交易利得。由于资本输出获得的税收减免和非法交易则是额外的利益。这些利益支撑了本土的产业升级的资本。由于产业输出要由本土提供技术和高技术的部件以及设备，带动本土相关产业的繁荣，引导产业升级，并且为产业的升级赢得市场。这就是战后新兴国家的起飞之路。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出于绝对的控制地位。高技术的源泉在美国，从美国第一梯次流向日本，第二梯次，日本经过吸收改造后，通过产品和技术流向韩国和台湾，再流向东南亚。中国的产业转移的来源混杂，有日本、也有台湾和韩国，还有香港。这些基本上都是一般加工技术和通用技术。中国的高技术实际上主要来源与自己。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不可取代的，它提供了技术、市场和资本。日本实际上是可以取代的，因为日本能够提供资本，但是不能提供市场。日本提供的技术是可以取代的，而美国能提供的技术是不能取代的。美国能取代的技术实际上大部分已经被日本取代了。美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本控制模式，就是开放式的产业链。最典型的就是PC产业，他的接口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到这个产业链中来。PC的核心CPU是美国控制的，操作系统是美国企业控制的，其他的都是开放的，主板、甚至主板上的主线芯片，内存，各种板卡，显示器，硬盘，各种应用软件都是开放的，这就造就一条非常长的产业链，由于是开放的体系，PC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等。这个产业链可以容纳各国的相关企业，像印度的软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联想也是这个产业链的一部分。这样的产业链可以提供各个国家的企业相应的利益，也就实现了相应地控制。

这种开放式的产业链控制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标准资本控制模式，即便是波音飞机，它的产业链也是开放的，日本、中国、法国、德国各个工业国家都是它的零配件供应商。这种通过产业链的控制，把各个国家相关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利益的一体化，但是美国拿大头。这是一种以资本和技术为纽带的软控制。资本主义国家接受美国技术的代价就是接受美国标准，因为这是进入美国市场的通行证。拒绝美国标准的代价就是因丧失市场而被淘汰。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不能讨价还价的问题。当然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就意味着必须为美国的技术支付大笔的金钱，也意味着独立的技术路线的死亡。

通过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利益模式，金融依靠军事控制世界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通过金融衍生品获得利益。通过军事保护获得军品贸易利益。通过控制产业链的前端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通过决定产业链上不同过程的利益分配，也就是定价权获得超额的利益。通过资本输出获得资本利得。美国投资中国的资本平均收益在08年以前是15%以上。中国的贸易盈余美元却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债，只有2%的收益。这等于美国人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中国净赚13%的收益。再有一些额外的收益，比如低价买入中国银行和石油公司的股票，然后高价卖出，当然这是通过ZF行为的，而不是市场行为获得的利益。真是站着就挣钱。中国人要好好学学美国人，让自己的头脑聪明一点，再也不要做出1块多一点一股把国有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投行的事情了。傻事做一回也就够了。

最后说两点，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观点没有错，没有过时。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资本占有的矛盾，有着阶级的对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挽救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第三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产业链，扩大了资本涉及的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这样它从两个方面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源的供给和市场。技术革命使得工业生产所涉及的原材料大大地丰富了。铀矿石可以提供能源，就连沙子成为了微电子产业的基础原料。原先必须靠土地提供原料的纺织业现在主要靠石油化工提供原料。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运行的方式和形态。殖民主义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为纽带的跨国资本控制，因为对于土地的控制已经不是必须的了，它被由资本控制的新的，更隐蔽，更有效地控制方式取代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产业的扩张，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输出带到发展中国家，在扩大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初级工业化。这种资本的扩张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由于资本输出带动了服务业的繁荣，增加了就业。资本输出带来的利益部分地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群众收益，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一旦这个“红利”消失，那么资本主义又会再次地陷入马克思所预言的危机之中。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以石油危机的形式爆发的，根本的原因是廉价的原材料的供应中断，导致自50年代开始的核时代的繁荣终止。80年代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随着IT技术再次繁荣，这次的繁荣有着中国因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廉价的消费品，而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料和高档消费品的出口带给资本主义国家滚滚利润，促成了资本主义20多年的繁荣，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当然这个繁荣周期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而终结。今后也难以再复现，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不再便宜了，而且中国也不打算继续呆在产业链的下游，它准备要产业升级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认识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就能预见到什么时候会出现危机，也能预见到下一次引领繁荣的新技术的领域。在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物理学革命成果中，能源领域还有核聚变，还有量子理论还没有大规模地技术应用。未来的新技术革命必然发生在这两个领域，更可能使量子技术引领下一次技术革命，带来再一次地繁荣。

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说法大多数都是“形而上学”的。简单地说就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是他的产业的分工的地位。一个国家的产业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决定人民的收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进入工业化阶段，除非这个国家受到上帝的眷顾，使得他的资源极其丰富，像海湾石油国家，或者耕地资源极其丰富可以提供高效率的农业，都必然地陷入贫困的“陷阱”。比如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100，那么中国单纯农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只能有美国人1/100。初级工业化，也就是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就的产业为核心产业的国家，其摆脱不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这种产业结构由于处于产业链的末端，缺乏技术含量，因此不得不与广大的低收入国家竞争发达国家资本和市场，自然就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这种产业的人均收入只能达到美国人的1/10，如果考虑到本国资本收益，那么工人的收入就更可怜了。只有进入到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中，才能得到比较高的人均收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当年中国组装MD82的时候，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美国同业工人的2/3。同样，中国从事航天产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也接近美国同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拿一个苹果手机的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就可以看出来产业结构对于一个国家收入的影响。从典型苹果产品的成本构成，各国家和地区电子产业在苹果价值链中的分布比例这两个角度对苹果产品的价值分布进行了分析。处理器，存储器，基带芯片等IC，以及液晶面板，触摸屏成本占比较高。在利润分配中，苹果占据最大份额；韩国公司，美国其他公司也占据了一定的利润；台湾在产业链中附加值不高，利润占比较小；中国大陆同样只获得了较小的利益分配。 一份研究报告名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由美国加州大学和雪城大学的3位教授合作撰写，其中针对iPhone手机利润分配的研究显示，2010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其中58.5%的利润；占有利润排在第二的是塑胶、金属等原物料供应国，占去了21.9%；作为屏幕、电子元件主要供应商的韩国，分得了iPhone利润的4.7%；其他利润分配依次是：未归类项目占去4.4%，非中国劳工占去3.5%，苹果公司以外的美国从业者获得2.4%，中国大陆劳工获得1.8%，欧洲获得1.8%，日本和中国台湾各获得0.5%。
要想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必须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