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及主要特征
            ——英国爱丁堡大学基特教授访谈
            
            何秉孟 姜辉
            200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姜辉博士在英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其间同爱丁堡大学政治系主任拉塞尔·基特(Russell
            Keat)教授座谈，就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和美国模式的关系、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何秉孟：我和姜辉博士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包括欧美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我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姜辉博士主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今天我们想就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
            
            基特：我这里也先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主要研究领域。我的研究背景是政治哲学，主要研究工作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
            
            何秉孟：我们从英国科学院那里了解到，您对市场经济研究很有造诣，因此我先请教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依您看来，市场经济有哪些模式？每种模式有哪些主要特征？
            
            基特：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要区分一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我认为也有必要区分几种不同的模式，例如北美模式、西欧模式、日本模式还有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模式，它们在关于公平、分配和福利政策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
            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分，经常涉及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界限问题。例如，教育和文化设施，它们是否也要包容在市场之内，还是市场之外由公共机构提供支持和保护。我认为不同模式市场经济的区分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市场经济影响到人们如何思考经济范围之外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没有限定边界的市场经济，将会把我们日常的许多重要关系，诸如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等，也转变为明显由市场主导的关系。这在我看来是必须避免的。我们要充分享用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好处，但也不能容许市场经济主宰我们的生活。
            我自己关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现在仍然受到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的影响。我认为马克思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对道德和政治的关注的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们在建构市场经济时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建构一种市场经济，使之同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重要价值相一致。
            
            何秉孟：您的一些见解我们很赞同。我们希望您能够再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专家访谈基特：好，那么我再谈谈市场经济的界限问题，以及保护文化和教育机构免受市场力量侵害的重要性。依我看来，重要的就是不要使它们直接受到市场力量的主宰，不要受到市场竞争和利润的不良影响，因为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化功能。这样能够保证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自主地产生和形成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
            我再谈谈市场经济本身的形式问题。从经济领域内部看，我认为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使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性企业和公司不要过于直接地受金融市场和资本所有权的控制。我认为有必要为生产性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它们能够自主地行动，免遭全球金融市场的直接控制。我认为很有必要防止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形式。从这一点上看，欧洲和亚洲等地区具有不同特点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必要支持这些市场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我期望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
            
            何秉孟：刚才您谈到了几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如北美的、欧洲的和亚洲的模式等。那么，它们之间有哪些不同?
            
            基特：我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市场经济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了解，我的知识主要局限在欧洲和北美，当然在以后的几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但是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资本主义模式有许多优点。部分是因为在这种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家能提供更大程度的和更多的福利支持和保护，与此相联系，社会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也要小得多。而在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则产生了很大程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经理和工人在工资和薪金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要大得多。这就是我倾向于德国和北欧资本主义模式的重要原因。
            我对此再作一点评论。目前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盟内是并存的，因而在欧洲内部存在着重要的政治斗争，即哪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能够通过实践检验成为主导的模式。英国同欧洲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显著的，我倒是希望英国输掉这场战争。与之相关的是英国工党和工党政府的发展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工党上台执政时，许多工党的支持者都希望，工党的胜利将会加强英国同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例如同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一致性。当时，许多人都期望工党政府将会越来越远离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此前的保守党政府就是推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但是实际情况却让这些工党支持者大失所望。工党政府还是继续坚持推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努力将其推广到整个欧盟地区。当然我也是这种失望者中的一位。
            
            何秉孟：那么，在关于市场经济研究方面，马克思的理论对您的思想和立场有哪些主要影响?
            
            基特：我想补充两点。第一，如果回到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早期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我认为，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优点，就是在工厂和企业工人的劳动中产生了较小程度的异化。这至少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工人影响和参与经济企业决策的程度要高，并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二是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中，工人容易对某一种特定的工作形成终身兴趣，如汽车工艺、电子工艺以及其他许多种生产技术，他们能够就某一种特殊工艺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工人在评价自己的工作时，不仅仅把它视为挣钱的手段，也把它看成是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和途径。第二，我认为，对消费和消费品的重视也是很重要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们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消费品，这对人们的利益和价值十分重要。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消费品和消费的价值。我们刚才讨论了生活中市场界限的问题，我认为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消费品和消费领域具有生产率和创造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否定。我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同等重要的。
            
            
            三、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和美国模式的关系
            
            何秉孟：您在上面谈到，工党政府继续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坚持推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那么依您看来，工党政府实行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基特：我们回溯一下，早期“第三条道路”提出的时候，这一理论看来试图要有别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它努力把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些优点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价值结合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越来越淡化了，因而“第三条道路”也就不再是一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的道路了。
            
             何秉孟：这样看来，“第三条道路”提出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是这样吗?
            
            基特：可以这样说。
            
            何秉孟：当初“第三条道路”提出的时候，还吸收保留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价值观念，同时也力图吸收北美模式的一些好的东西。现在看来，工党经过七年来的执政实践，差不多把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都抛弃了。
            
            基特：是这样，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再说一点。虽然“第三条道路”理论有一些好的内容，但我认为它至少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充分地关注贫困和经济差距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它强调个人机会、教育和成就，但却忽视了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例如收入和住房条件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在的英国是很严重的。在美国，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也是十分严重和普遍的。
            
            姜辉：我们了解到您还擅长政治哲学，所以我想再问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传统上，工党属于左翼阵营，保守党属于右翼阵营。但是现在，左翼和右翼的区分似乎已经变得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阶级和政党选举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基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保守党在选举中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的很大部分的选票。这当时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结果真的是这样发生了。我认为工党为了赢回这部分选民的支持，就令人奇怪地采纳了保守党的一些政策主张，它们对工党的传统选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保守党政府采取的一项很受欢迎的政策，就是允许人们租住国家或地方所有的公共住房，允许人们购买这些住房。这项政策很受欢迎，并赢得了工人阶级中的许多选民。当时，工党已有近20年的时间在野了，为了重新上台执政，吸收保守党的一些政策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工党和工人阶级选民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就是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但是在60—70年代这段时间里，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质量不尽人意，甚至恶化，所以一些工人阶级选民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支持工党。这时保守党声称他们能够采取变革措施提高这些服务的效率。现在工党政府也努力在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加以改善，它现在试图采取的一项措施是，把市场化、私有化引入公共服务领域。我认为这样的措施不可能充分解决问题，这种社会改革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它是否可行还有待观察。
            
            姜辉：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政策而言，目前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
            
            基特：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不同。例如工党政府还是希望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重视贫困问题。但是工党和保守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现在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尽管现在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小，但我认为这种差别还是重要的。现在有许多工党成员和工党选民对政府的纲领和政策持不同意见，他们是较为远离保守党的，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仍然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对现在工党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会逐渐在工党内恢复影响力的。
            
            四、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近况
            
            何秉孟：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此前我们已经同英国的几位学者交谈过，看来他们一般都是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而您在一开始就认为要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此看来，您的见解和他们的观点有些不同。我的理解是不是合适呢?基特：是的，是这样。我的观点深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一些学者的著作的影响，他们试图构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让市场在一种非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中运行。我认为人们对这些著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至少在英国过去的10—15年里是这样。在我看来，这是很遗憾和不幸的事情，因为这些著作真的很重要，它们试图设计不同于1989年以前的苏联的集体共产主义模式，努力建构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能使社会主义朝着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新的方向发展。很遗憾的是，在过去的10至15年里，关于这个话题的辩论不多了。
            
            姜辉：关于这方面，我也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您在谈话中谈到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曾对欧美等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著作进行过研究，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一些著作，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一些著作等，都是当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那么依您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蔓延的情况下，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是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影响了?
            
            基特：也不完全是这样。许多年前，我也读过戴维·米勒的著作，而且在70年代，我和他一起在兰开夏大学工作。我认为他的著作很有洞察力和启示。在近10年来，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之所以少了，并不是因为这种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这些学者转变了研究方向。他们目前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兴趣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而是全球公平问题，特别是分配公平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他们研究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关注的焦点从实际的经济体制转向全球分配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现在虽然还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各种模式的辩论，但是人们越来越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等同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讨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了，人们更多地研究各种资本主义模式。这尽管很重要，但也很有限。
            
            五、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
            
            何秉孟：您刚才说西方理论界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探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相反，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重视引进市场机制。1992年，中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见9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进程虽然在欧洲变得薄弱了，而在中国恰恰兴盛起来。
            
            基特：确实如此。我对中国的情况很感兴趣，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何秉孟：2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过程。以往的理论体系，都是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相混同，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而我们的理论探索认为，市场不过是调节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我们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如何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多年来下功夫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重点进行五个方面的改革：其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完善市场体系，以逐步取代计划管理体制；其二，明晰产权，将财产所有权同企业经营权分开，以解决计划体制下的政企不分弊端，使企业成为市场的经营主体；其三，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法人治理；其四，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允许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其五，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竞争中壮大、发展自己。当然，在实践中也有许多争论。我注意到，英国科学院知道我近期正在研究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部分学者受此影响，主张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取消公有制，推行私有化。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性理论，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也发展一些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经济。
            
            基特：在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著作，也提出建立合作的和个人的所有制形式问题。很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主导的所有制应是合作所有形式，由工人拥有企业，国家为工人合作企业提供资金或资本。当然，对此也有许多反对意见。
            
            何秉孟：从我们的情况来看，中国发展程度比较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也就是我们所经常强调的，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为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投入都由国家负担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鼓励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为它们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策上予以保护和鼓励，包括引进外资。这就是我们主张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依据。基特：我问一个较为宽泛的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哪些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因素的发展?
            
            何秉孟：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绝对不能搞私有化，要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结构。第二，把市场调节和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节结合起来，国家在宏观调控中还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第三，要避免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此前20多年的改革期间，过多地强调了效率，强调公平不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现象，下一步我们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第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将逐步兑现我们加入WTO所作出的承诺，与WTO的某些规范相适应。同时，我们必须确保经济安全，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不能搞完全的自由化，否则，国家的经济安全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基特：是的，我同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何秉孟：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主要有四个基本主张：一是私有化，取消公有制；二是市场化，取消国家调节职能；三是自由化，也包括金融自由化；四是全球一体化，美国想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模式。新自由主义的这四种倾向，我们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何秉孟、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