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我们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仅仅1.4亩,除非地里能种金子,否则绝对养不活10亿农民。去年还是历史上第二个大丰年,粮食产量不过9千多亿斤。按照去年粮食平均价格0.71元/斤计算,农业总产值仅7000亿元。扣除70%的种植成本,农民能够得到的售粮收入不到2500亿元。也就是说,人均连300元都达不到。所以,如果农民只种粮食,不饿死才怪!
有人可能会说农民还有副业收入。其实算个帐就不难明白:中国只有3亿多城市居民,即使按照小康的标准(人均消费副食品2000元),去年全国副食品消费的总量也不会超过7000亿元。扣除中间商的利润(与粮食不同,经营副食因为风险大,所以中间商加价也很高),扣除种植和养殖成本,农民能够得到的副业总收入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均才100元!所以,上述二项合在一起才3500亿元,人均月收入才30元。这点钱连去医院看次感冒都不够!
既然农活养不活农民,本该允许农民进城当工人。可是,我们的体制是:禁止农民进城。更荒唐地是,我们的户籍制度实际是在硬性规定:“农民的儿子只能是农民”。
这种难免让人联想到印度的“贱民”和几千年前奴隶的制度,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施了50多年。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从解放初的3亿爆炸到现在的9亿多的最直接原因。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再过50年,人口就要30个亿了。到那时,人均耕地就不是1.4亩,恐怕连半亩都达不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可是,我们的“专家”仍然不愿意去从减少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像印度领导人那样,幻想永远把农民限制在耕地上,幻想通过增加耕地,增加农业补贴来实现农民富裕。去年刚刚当选为印度总理的印度前财政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完整的模式——因为中国存在着农村人口问题,许多农民都背井离乡到城市安身,造成了中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和严重的社会差异。印度的目标是让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和城市人一样富有。我们要采用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他们留在农村。”
说实话,这是很可笑的“幻想”。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农业不现代化农民就不会富裕,而农业现代化了,这些地就只需要几百万劳动力而已。今年上海小学6年级《地理》课本第70页上说,加拿大98年的时候每个农民就能产23万斤粮食。按此数据计算,中国去年产9千多亿斤粮食有400万农民就够了。所以,去年中国是:10亿农民在抢4百万人的饭碗。又怎么会不穷呢?你硬要把10亿农民限制在只能产几千万斤粮食的庄稼地里,还说要让他们和城里人一样富,不是幻想又能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租的这500亩地,投入不过40万,6个月就收入50万。如果农民都像我,人均有500亩地,用不着政府拿一分钱,他们肯定都会比工人富裕。可现在我们的国家是人均1.4亩耕地,除非稻子的价格上涨100倍,否则粮农决无富裕的可能。
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消灭”农民!这当然不是指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一要从行业上消灭;二要从行政上消灭。
所谓“从行业上消灭”就是“农业工业化”,要像制造产品那样生产粮食、经营粮食,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搞一亩二分地式的小农经济;
所谓“从行政上消灭”就是废止现在的农村户籍体制,取消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行政障碍,允许农民进城。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错误的,首先,农村没有条件实施充分地教育,导致大量孩子没有受完9年义务制教育就出来工作(这样的人起码有1个亿以上),直接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其次,没有文化的农村出生率又大大高于城市,造成人均占地面积不断下降,加重了农村的贫困。
当然,领导们担心的是,一旦取消农民进城的限制,几亿农民涌入城市,将可能造成18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时期的“羊吃人”式的混乱。当时的英国,因为养羊的效益高于种地,地主们纷纷辞退种地的佃户改为圈地养羊。导致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乞讨,场面一度混乱到政府不得不通过颁发《乞讨证》来控制局面。这几乎是每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必有的章节,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残忍。可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者共同“忽视”了圈地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农民最终转化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使得英国第一个从农业国家迈入工业国家,国力空前强大。
其实,今天中国的情况与那时很相似,如果不是这些农村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应该说,我们的城市已经有条件接纳农民大量进城,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千万不能失去这千哉难逢的机遇!因为:
三、 我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农民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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