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城市就业压力归咎于农民工非法进城。认为企业雇佣（没有手续的）非法进城的农民工要比雇佣城市居民省很多钱：他们不用为农民工交纳社会保险，仅此一项每月就能节省600元以上，而且农民工的工资低，再加上他们大多住单位，可以任意加班加点，又不要车贴，又能节省几百元。

所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工挤占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岗位，于是乎各地城市都出台了诸如“暂住证”、“务工证”之类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对付进城谋生的农民。可是这些手段并没有阻挡住农民工的进城潮。

5年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开的饭店最多的时候就雇佣过30多没有“合法”手续的外地农民工（另外还有50多上海下岗女工）。2001年4月12日，徐家汇警署出动十多辆警车30多警员，大白天营业时间，冲入饭店抓走正在工作的全部外地农民工，造成轰动。后来给的理由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合法用工手续。这些人被非法关押长达一个多月，在龙吴路“遣送站”受尽非人折磨，但是被释放的当天又返回上海找我要工作。所以，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阻止农民工进城。现在去上海的饭店，你会发现，几乎90%以上的服务员、厨房工人都是外地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没有合法手续。以至于个别饭店用了几个本地人做服务员，还会在店堂告示以招徕顾客。当时我的饭店之所以能够那么红火，也是利用了上海人的这一心态（认为本地人卫生），在店堂和外送工作上全部安排了本地下岗女工（可是她们的工资是当时外地农民工的5倍！）。

纠其根本原因，我们错在没有从源头上去找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原因，而只是将眼光停留在农民身上。其实，源头不是农民要进城而是城市的企业需要廉价的农民工。所以用行政手段阻拦是没用的。如果没企业需要农民，他们自然会离开。如果我们能够用人性的、和谐的制度对待农民，农民反而难以在城市占住脚。

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他们认为，如果给农民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农民就更不愿意离开城市了。其实，因为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够，如果企业用这样低文化、流动性大的人，还要为他们交纳和城市人一样的社保费用，还有谁会用农民工呢？所以，让农民工与城市人一样待遇，农民工反而无法在城市站住脚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向进城农民工提供免费教育，这能把在城市非法打工的农民工的孩子拉回学校，不但能进一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因为现在农民工没有受完9年制义务教育的占9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称，现在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4亿7千多万劳动力（实际人数不止这些，因为这其中没有包括在外非法打工的孩子）。也就是说，农村人口中每2个人中就有1个劳动力，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农村人口中，孩子的比例高于城市，现在倒挂的原因就是农民工中95%以上没有受完9年制义务教育就出来工作，甚至大部分小学都没有毕业。这些人并非不愿意读书，而是没有条件读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主要地是农村人口比较分散，70%以上的孩子读书要步行几个小时（上海等发达地区实行班车接送，但是贫困地区就没有办法），如果城市向进城的农民子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最起码能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中有1/5回到学校，城市就业的压力可以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可是，几乎所有城市（包括上海），不但不这么做，反而都出台政策限制农民工在城市正常生活，对农民工子女就读施加限制（收借读费），硬把这些原本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推向工厂。

以我所熟悉的民营企业“上海凯建实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厂主要从事出口塑料袋彩印工作，雇佣的几百安徽定远县蒋集乡农民工中，很多都是全家来上海打工，他们99%初中没有毕业，70%小学没有毕业，30%的人年龄在18岁以下。去年，这些工人来帮助收割，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不愿意读书。他们的回答都是：愿意读书。因为他们很清楚，学历有助于从事更技术的工种，能增加收入。可是现在要在上海读书，必须额外缴付借读费（如果加上书杂费，每个月要一百多），而他们的收入都很低，根本付不起钱。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废除农民进城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给进城农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甚至，应该向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才可能把他们从工厂拖回学校。而这些费用可以通过增设“农民工教育基金”来解决，由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负担。这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最“便宜”、“最得人心”但是又是“最恶劣和最有效”的措施。

五、“土地资本化”农业才能现代化

（未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7 20:51:55编辑过]

农民，似乎不只是农民了！

大体看了一遍。

农业的规模经营是以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为前提的，它的基础是城市或整个社会能否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容纳转移出的农民。你能在上海郊区租到500亩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地方，有多少农民能像你一样，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顺便问一下:中国的粮食单产是不是世界第一？农村人口增长是不是快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机械增长、总体增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8 18:05:56编辑过]

回9楼

袁隆平的杂交稻亩产1600斤，算得上第一了。有些亩产很高的籼米，没有意义，农村用来围猪。

现在，谁都能租到地种稻子，因为农民不肯种粮食。但是要花租金。安徽要我去种，租金只要100元/亩，但是那里的收购价低。

过去因为农业税，农民自己种赔钱，不种要交税，所以求我们去承包。现在免了农业税，情况不同了。所以，我说免农业税是坑害农业现代化，我在后面会谈，这里不罗嗦了。

现在国家的统计是农村人口有1.4亿转移到城市，所以表面上好象是农村人口没有城市增长得快，其实看一下上海连续几年人口负增长，就能明白教育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只要是教育完善的大城市，人口增长一定低于教育不完善的农村。

农业只有规模化才可能现代化。

可是现在土地大多在农民手中，一家一户的三五亩地，既没办法机械化耕种也没办法规模经营。可而不机械化，耕种成本就降不下来；不规模化，农产品价格又上不去。1斤稻子才卖几毛钱，1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几元钱。可是小农经营模式迫使农民只能卖稻子而不能加工大米，同时，个体耕种模式又导致劳动效率低下：一个人只管几亩地，如果按照正规地成本核算，人均2亩地的人工成本应该是3千元/亩，分摊到大米中，每斤的人工费要5元钱！这一进一出，农民的损失显而易见。

显然，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问题是，农民又视土地为生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愿意交出土地。尤其是，现在没有了农业税，农民即使抛荒土地去城里打工也没了损失，就更不愿意交出土地了。另一方面，再用过去的人民公社的办法集中土地显然也行不通。所以，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集中土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围绕土地经历了3次反复：

1、土改——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的土地交还给农民；

2、集体化（人民公社）——将农民个人手里的土地集中到集体手中；

3、联产承包——将土地的集体耕种改为个体耕种。

以我来看，只有“土地资本化”才可能再次实现土地规模化。就是：承认农民手里的土地是“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集中形成规模。这应该算是第4次变革。但这不是人的集体化，而是土地的集中化，目的是实现规模经营。

这就决定了它与人民公社的本质不同。最主要体现在分配体制上：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本（土地面积）分配。就是：按照农民交出的土地面积大小决定他们在企业中的股份大小，这样，农民交出土地后就可以不再参与劳动（可以安心去城市打工），只在年终时参与分红。

2003年我向上海市委书记建议“土地资本化”实验（最初我使用的是“村委会股份化”的名称）。2004年，上海第一家股份制农庄在奉贤区成立，据说运转非常顺利。这是必然的，因为：土地集中以后由少数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管理，不但能大大降低耕种成本，还会导致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上升。因此。“资本化”实际导致原有土地“增值”。也就是说，农民不参加耕种以后的收入反而比自己耕种大大更高。这就决定了“土地资本化”的可操作性。

我在《我种了500亩地》一文中（http://forum.blogchina.com/p712088.html），专门介绍了为什么规模耕种能获得更大经济收入的原因。这里就不再重复。

六、 农业税不能免

现在的土地大都在农民个人手里，所以农业都是小农模式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障碍。就像我，如果不是种几百亩地，种优质品种就没有了意义；使用有机肥料也没有了意义；大米也就进不了宾馆饭店，就得不到高的回报。而且，我种地的人工费就要增加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现在机械化种地平均每亩地只要0.5个人工）。

正因为存在农业税的原因，农民个体种地赔钱，不种地又要纳税，所以，金山区廊下镇的政府才能够从农民手中大量回收土地（土地流转）转包给我这样的实行规模种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如果我们取消农业税，农民抛荒土地就没有了损失，外出打工的时候就没必要再去出租自己的土地给别人种，就可能会选择让自家的土地荒芜，因为土地荒芜还会增加土壤肥力，下次自己再种的时候还可以节省肥料钱。显然，取消农业税会延缓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却起不到给农民减负的作用（道理已经在前面说过，这里不再重复）。

更重要地是，农业税现在是农村县、乡二级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我所调研的安徽定远县蒋集乡，根本没有工业，乡政府的开支完全依赖农业税，所以乡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现在没有了农业税，虽说国家可以财政拨款，但是十拨九不足，这些地方政府还可能重视农业吗？

所以，农业税是不能免的。如果真想给农民减负，可以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或者搞农业补贴。上海就是这样，规模种地的补贴就高，比如我，去年政府每亩补贴80元，规模小一些的补贴60元（今年补贴加大到200元），2亩3亩种的就不补贴，土地荒芜的就收回。

而且提高粮食价格政府根本不用拿钱，只要在粮食收购季节加大粮食储备力度，粮价就自然上涨了。所以，粮食价格上涨的费用实际是由消费者分担的。而且大米每斤涨2角，粮农的收入就能翻番，消费者每月的开支仅仅增加6元。与水、电、煤、房屋、交通费用的增加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也完全可以被工资的增加所消化。比如，上海昨天刚刚宣布，今年最低工资底线由去年的635元提高到690元，增加了55元。

退一万步讲，即使城市低保户难以承受粮食涨价，政府也容易补贴，而补贴的数目决不可能超过农业税的金额。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减免农业税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9 20:47:33编辑过]

谢谢楼主的回复。但我想杂交水稻不能代表总体的粮食单产，尤其是在中国北方、中国的西部地区。同意农业税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观点，但并不完全，还有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问题、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问题，致使土地经营难以规模化，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可能使得县乡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一块财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向教育的——以至于有农村义务教育是农民付钱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人口增长不等于出生率。楼主是不是混淆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8 20:25:27编辑过]

我的原意是想说明，中国在粮食的种植技术方面并不落后。因为我们不能用水稻的总体亩产来衡量不同国家的粮食种植水平。必须在相同自然条件下，这种比较才有意义。比如在西伯利亚，水稻亩产即使只有100斤，种植水平也非常了不起，决不亚于亩产1000斤的上海。所以我说，即使中国1.8亿亩耕地只产了9千多亿斤粮食，但是如果改搞美国式的现代化，产量只会减而不会增加。同样地，虽然美国、加拿大的粮食总体亩产高于中国，但是如果让10亿中国农民个体去种，总体亩产还会更高。要知道，中国耕地（不少还是山地）的质量远不如美国、加拿大，所以中国的这点亩产，绝对是高水平的。

我反复强调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中国农民贫困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们缺乏粮食种植技术，也不是我们的农业没有规模化、现代化。而只是“农民太多了”。这些，我在后面还要谈，这里就不重复了。

关于农业税，如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哪怕好处再小都值得赞赏。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减免了农业税，表面上每亩地降低了几十元成本，实际上化肥、农药的价格上涨幅度已经完全抵消了它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而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农业规模化，土地流转的实行，所以我说它根本就是百害无一利的东西，是那些坐在沙发上研究“三农”的人“克利空”。

关于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农村都大大高于城市。只是，由于近10年来，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城市，有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反而超过农村了，但这是不真实的。

七、没有耕地的中国更强大

坦率地说，如果中国没有了耕地，或者说中国的耕地全成了工厂，那么中国一定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强大到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对她说不，强大到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她提供粮食，为她提供石油。不说别人，就说朝鲜，美国鬼子狠不得把他们五马分尸，可是知道他们缺粮食，还得捂着胸口送。前几天刚宣布赠送5万吨。为什么？怕朝鲜乱仍原子弹。

再说今天的美国，阿拉伯国家恨他们恨得要死，可又有谁敢不卖给它石油？联合国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一样地，如果有人企图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利，不提供粮食给我们，我们完全有权利也有能力强迫他们提供。反之，虽然我们有粮食，但是国弱民穷，别人一样会来抢粮食。

我们长期受自力更生的思想桎梏，幻想什么都能够自给自足，所以担心农田少了就不安全。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荒。其实这都是自己安慰自己，毫无用处。就拿石油为例，现在我们的石油已经有一半依靠进口，以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要不了10年，就会有90%的石油依赖进口。光粮食自给自足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没必要对农田转为工厂过分紧张。说实在的，不拿出农田来盖工厂，又怎么解决10亿农村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呢。只要拿出农田的代价是我们能够强大，就根本用不着犹豫、害怕。

现在之所以一提耕地转性就很紧张，是因为我们确实缺少耕地。问题是我们不是缺少一点点耕地，如果要想让现在的10亿农村人口都靠农业致富，我们起码还缺少1000亿亩耕地！因为只有人均100亩地的时候搞农业才能够挣到钱（我就是例子），可是我们现在只有18亿亩地。所以，即使我们再挖潜，再节约出几亿亩耕地也无济于事。而为了节约着几亩地，放弃了发展工业的机会，才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不负责。

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是耕地转性后不能闲置而已，如果闲置就要及时收回。只要转性后的耕地不闲置，无论多少农田转性都没有坏处而只有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依靠行政审批没有用，它只会滋生腐败，更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开征“土地使用税”。

八、土地不能无偿使用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表面上土地国有；实质上人人都在无偿使用，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这就产生一种极度地社会不公：谁拥有的土地越多，谁就占便宜（因为土地从总体上讲只会升值）。于是，大家拼命攫取土地，一方面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占有土地而不是开发土地”为目的的“地产商”。我不敢断言“房地产泡沫”是不是与他们有关，但是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他们“功不可没”！

这些人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搞土地，然后囤积待涨。而且有个怪现象，这些“地产商”不要农业地，免费给他们都不要。为什么：因为要交农业税。所以，一直以来，反而农村土地很少有荒芜的。现在，农业税一免，问题就出来了：连我这样的“良民”都加入了“圈地”大军。我在上海“圈”的这500亩地，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农业地，不能搞房地产，但是以上海现在的发展速度，要不了几年，一定会被“征用”，那时我一定会成为亿万富翁！

相信，现在各位已经不难明白其实我是“项庄舞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我圈下的这500亩地从事农业能够不赔本，我早晚能有一天会“大发”！

这怎么行？！这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而我们又是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更恶劣的后果是会导致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抛荒土地。而90%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富裕。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征类似农业税性质的“土地使用税”。不管城市还是农村，使用土地一定要交税。当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土地使用性质，税率可以不同。政府应该通过浮动的“土地使用费”来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向。

可以预言，只要“土地使用税”的税率定得合适，任何得到土地的开发商都不可能闲置土地。而只要土地不闲置，中国的发展就不会“闲置”。如果开发商因为投机购买土地而破产，政府也没损失，正好收回土地重新出售。这要比开征“房地产交易税”更易操作。而且二者相比，“土地使用税”是对“资源”征税；“房地产交易税”是对“发展”征税。虽然区别只有2个字，其意义却决然不同。比如，“土地使用税”可以对高尔夫球场之类的用地怔高税率，对经济适用房之类的用地怔低税率。它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很容易地杜绝房地产泡沫。并且，它能成为国家稳定的财源。而“房地产交易税”根本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不交易就不能征税。

其实，最重要地是：开征“土地使用税”，能够对我们早晚要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打下基础。而“土地私有化”将是我们缩小贫富差距、彻底解决农民贫困难题的最后一张牌！

九、“土地私有化”是我们手中最后的一张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9 8:50:43编辑过]

这不是个农民，是个农业资本家，他在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这里的文章说明中国农业第三阶级开始登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看，土地承包走到尽头后是农业第三阶级的天下。

中国的经济出路就在于通过扶持这种第三阶级，“消灭”农民，“消灭”农村，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逐步阶级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其实，“三农”问题的核心就二个：1、人的问题；2、地的问题。

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手段。要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只有让农民离开土地，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消灭”农民。所谓农业现代化也好，农村现代化也好，10亿农民中，起码要有9亿离开耕地，才可能实现。而农民一旦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根本就用不着我们操心，农业现代化自然就实现了。

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一直认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解决农民贫困的途径，这是本末倒置，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以为，有了华西村、南山村这样的先例，全国农村都可以比照，这是我们看问题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其实，全国的总消费量就那么点（只有3亿城市人口），如果农民人数不减，等于是10亿农民为3亿居民生产农副产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难道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明白吗？如果，人口比例倒置，12亿居民对1亿农民，我们还会有“三农”问题吗？

昨天从大连开车去北京，路过辽宁的盘锦，看见那里一望无际的绿绿葱葱的农田，人影都没一个（那画面比WINDOS桌面还美），一架飞机停在路边，实在忍不住就下了车与飞行员聊了一番。他们一天就能为几十万亩农田播种、施肥、洒农药。而且以中国现在的能力，全国都可以立即实现这样的方式种地。如果真如此，那么有200万劳动力就够了。所以，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多余“的10亿农民往哪里去？如果让他们留在农村，就只能与那几百万人分饭吃，永远都不可能富裕。所以，解决农民问题一定要从“消灭”农民的角度入手！前面罗嗦了一大堆，也就是为了这一点。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怎么使农民离开土地，是研究怎么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把农民从耕地上解放出来。

我的建议是：“土地私有化”。

因为现在农民进城，虽然容易找到工作，但是无法安家。除了户籍法律还在禁止农民进城安家以外，最主要地还是没有钱。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不够安家，政府又拿不出费用给农民安家。如果按照10万元/人提供安家费，10亿农民进城就需要100万亿的费用。别说我们，就是美国也没有这个实力解决。

如果“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就能够卖掉自己的土地，就能有钱去城市安家。

但是这个“土地私有化”的困难不小，撇开政治上的分歧不谈，实际上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可以这么讲，中国得以“疯狂”发展（布什语），一方面得益于外资的大量涌入，另一方面就来自政府出卖（批租）土地的获利。这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代价是农民至今相对贫困。实际上，政府将本应该属于农民的钱拿去兴建开发区。所以，现在虽然很多地方富了，农民依然贫困。政府先是低价给农民安置费换取土地，然后高价倒卖给开发商。如果“土地私有化”了，政府就没钱可赚了，但是农民就会富裕了。何去何从？

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土地已经变相私有化了，因为所谓50年或者70年使用权，已经与私有化没什么区别了。这是错误的。首先，这个70年使用权不包括农村土地，其次，这也仅限于商品房用地。所以，中国绝大部分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尤其是农村耕地，农民还剩25年使用权。尽管今年人大会议期间，温总理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诺，土地承包给农民的政策长期不变，永远不变。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法制社会，不是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了，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律。尤其是这样重大的根本问题，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仅仅以领导个人出面表态，根本没有用。而且，即便农村的土地承包真能永远不变，但是只要不能买卖，仍然与私有化有本质不同。所以，我这里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标志是可以买卖（目前农村的土地不可以买卖）。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土地私有化了，国家就能开征“土地税”，反而能有稳定的收入。上一章我就分析过：现在表面上土地国有，但实际上国家收不到一分钱，因为人人都在无偿使用。这样，得到土地的人就不会珍惜土地，就会产生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拉大贫富差距。

综上所述

“三农”问题存在已久，一直没能解决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存在错误：我们把农业、农村问题放在了农民问题的前面，误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了农民问题就能解决。实际上，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延续这一指导思想：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包产到户，都是在企图通过农业现代化，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农民相对贫困的问题。这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肯定行不通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指导思想的错误，本文探讨了错误的原因。

本文通过作者在农村整整一年的实践，和之前二年对各地农村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太多了”。只有减少农民，农业、农村才可能现代化。

继而，本文论述了减少农民的可能性，并指出，实际上我们已经成功地为4亿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只要我们再做最后的努力，农民就能最终转型为居民，这一努力依赖：

1、取消户籍对农民的歧视，让农民合法进城；

2、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农民能卖掉土地进城安家。

楼主的文章完了？

同意楼主最后对问题的归结：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太多了”。只有减少农民，农业、农村才可能现代化。

但感到解决方法上跨度太大。农民进城并不只是农民缺钱的问题，还有就业就会、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能力问题、在城市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障等问题。取消户籍限制，农民合法进城容易，但能否保证农民同样享受附着于户籍政策的利益，同样这笔开支会十分巨大，否则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从当前的政策趋向看，中长期内土地私有化在中国不可能实行，最多搞活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个人感到土地私有化像是不能预期结果的试验，能否取得理论上推导的结果难以预料。

土地私有化是个牵涉到要修改宪法的问题，确实不会那么简单。可是，不私有化行吗？现在说是国有，可是国家却收不到一分钱，这算是真正的国有吗？土地私有化是缩小贫富差距最有利的手段，台湾有成功的经验。现在台湾最富裕的20%与最贫穷的20%，财产差距不超过5倍！（宋楚俞在北京演讲的原话）。为什么，就是把土地给了农民。

现在上海，突然之间没有了穷人，为什么？因为房价上涨。下岗工人的家也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贫富差距一夜之间缩小。过去，如果我有50万存款，工人家可能只有1万存款，我们之间的差距是50倍。现在，我们的房子都值了100万，我与他们的差距就只有1.5倍了（150比100）。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穷人没有多余的住房，不可能卖房子，因此是虚资产。其实不是，我就把城里的房子卖了100万，在农村花30万盖了个别墅。一样地，上海工人也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去甘肃、去安徽做老板。所以，房子涨价最大的受益者是穷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买不起房子，再涨也与他们无关，但是涨价却能使他们确确实实地受益。有好多老百姓，就卖了自己的大房子换成小房子，已获取资金。那些害怕涨价都不是老百姓。

所以，农村的土地如果给了农民，就会出现一样的情况：

1、贫富差距在一夜之间缩小

2、农民进城可以卖掉土地换取安家费

3、这种大幅度的内需刺激（主要是建筑业），将给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4、工业反哺农业才可能实现（否则，企业下乡投资，土地问题不解决是无法操作的）

还有很多好处而没有一丝坏处，这里不一一指出。

关于农民进城是不是有工作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已经基本解决：有工作。我在第3章专门做了论证。关于劳动保险，农民理应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甚至我们还可以硬性的规定要支付更高的工资给农民，但是结果会是相反的，会导致农民无法在城里立足。这个道理我也在第4章里做了论证。如果，我们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那么你担心的这笔费用与政府无关，全部由用人企业承担。

关于土地流转的问题，我另有文章评论，总体意思是：走不通的死胡同。我的地就是通过土地流转得到的。其中的法律问题无法解决。由于现在土地实际为农民所有，当我向农民租赁土地经营后，赔钱的话没事，只要赚钱，就来了问题。以我为例，现在就有2户农民要求收回土地自己种，等于是要求中止合同。合同法规定，他只要承担我的损失就有权毁约。现在，政府不同意，这些农民就聚众上访。这个问题不解决，又有谁敢在土地上投资呢？所以......

所以，我提出在“土地私有化”前，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方式过渡。但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虽然能够改善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但是会导致农民无法离开土地，或者叫无法出售土地获得进城安家的费用。而我已经论述，农民不离开土地，三农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我们和印度的情况很相象，归根到底，我们比他强的就是我们已经成功地让4亿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而印度还在做梦，幻想通过农业现代化来使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其实，过去我们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无论人民公社还是联产承包，都是这个意思。只是，邓小平搞的发展社办企业，有了现在的雏形，所以很佩服他，这样一个没有理论著作的理论家。

很高兴与您探讨，你的许多意见对我也很有启发。不过，我可不是“不厚道的人”哦。

有些时候感到书上讲的东西不一定对，或很难理解。看来接触实际问题才能有助于提高对一些理论的理解。国研中心《中国中长期发展重要问题研究》中有一章是关于城乡统筹繁荣农村经济的，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比较谨慎的（或许是保守的）。可以看一下。

有一种研究方法是“极端-倒推”，即将某一问题完全归结到一个或少数几个因素，然后分析这几个因素对问题方方面面的影响，提出少数因素决定论。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姓名决定人生等，零增长观点也是按照这一路径提出的，当然分析比较系统。这一方法提出问题有一个效应就是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重视，（好像有争论的东西关注的人总是比较多），进而达到作者的目的。不知复杂的三农问题能否按这一方法解决。

论坛有一句话：社科领域，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发现新规律，简单问题复杂化可以发现新领域。

理论的假设或者推理一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且我的经验是大多数理论的推理都在实践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的观点是：“三农”问题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提法，是个本末倒置的害人的提法。而且问题也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如何让“农民离开土地”的问题。农民离开了土地，农业才能现代化，而不是农业现代化了农民可以不离开土地。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现在是10亿农民围绕3亿居民，怎么可能有出路？如果是1亿农民围绕12亿居民，情况就不同了。市场经济的角度，首先是要有需求啊。农民窝在农村里，那来市场？农民都进了城，市场需求就增加了，首先，增加了住房建设投资，最起码能产生1亿工作岗位，这还不包括因此拉动建才、市政、服务、商业。但是前提是启动资金从哪里来？不能由政府财政开支啊！只能搞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卖地。

农民卖地给谁呢？当然是企业，这就带动了“工业反哺”，进一步刺激市场。这是良性循环。

关于“三农”问题，我最初也不是这么认识的，与中央的看法一致，也在从农业现代化上找出路。2年前的一篇稿子，当时还深受中央领导“青睐”，现在看看很可笑。问题多多，不妨也贴出来给你批判。

楼主言重了，我只是个学生，在学习中，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因此，难免在看问题时被以前学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还是那句话，真正接触实际或许可以改变以前的看法。或许三农问题真的没我想象的那样复杂，只是加加减减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提法可能会给人还在农村打转的感觉，但也有不少人，包括政府方面，提出解决农村农业的出路在农村农业以外的看法，但具体的操作突破口在哪儿并没有论证清楚。

不知道这里居然来了个重量级的业余选手，发财不忘学习，而且确实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佩服。

还来不及仔细看全部文字，就我看到的而言，我的看法是第一和第六部分真该进中南海当教材，但后来阁下的思路有些紊乱了，比如说靠“进城”解决农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就不完全可行。正如您说的，您在开饭店时雇佣了50多上海本地的下岗女工，她们何以与农民工“抢饭碗”呢？可见城市里失业现象本来严重。此外，即便政府完全不采取限制措施，那么蜂拥而至的农民子弟只会导致低级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问题，在东莞等地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后果：数十年工资几乎不动。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如您那样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他们年老之后甚至无法靠田地过日子）。

再如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您该知道上海的地价有多高。为什么？求大于供。假设全国土地分给农民（不管怎么分法），而且一起上市，请问会有什么结果？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相关问题：假设分到地的农民平均每个人得到10万元，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不说通货膨胀问题了，就说现实的吧，有多少人可能靠这笔钱从此不再贫穷？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为什么您在上海租500亩地？显然在安徽的地价更低。

如果有机会倒是很想与您坐下来好好聊聊。

楼上的社会实践有所欠缺.不错,东莞工资多年没动,但是农民工可以学到实用的技术和管理,结识更多的能人异士,总比呆在农村有多得多的发展机会,这才是他们所要的,也是一定能得到的.

假设全国土地分给农民（不管怎么分法），而且一起上市.这个假设太荒唐,土地那么容易上市?谁要购进那么多的土地呢?

分10万元钱给农民,当然会有部分人以此为资本发家致富,更多的人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为什么您在上海租500亩地？显然在安徽的地价更低。这个你就不懂了,你太缺社会实践了.农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你开开窃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2 20:12:10编辑过]

好笑，照你的说法，那在东莞打工的人应该感到庆幸了？何以现在出现用脚投票的情况呢？可见极端走不得。

不错，所以即便土地私有化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我不知道在这点上你我之间有什么矛盾。同样，即便均发初始资本（像另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学友临涯吹风所鼓吹的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结论是显然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只是你对人不对事滥发感想而已。

我的确不知道农产品有什么特点以至于楼主（而不是夸夸其谈的你）非得在上海租地。有什么农产品只能在上海产出而不能在安徽或浙江产出？请指教。否则你去学学制度经济学吧。查了200万字，还能提出上海什么时候超过香港的伪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

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这样可以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迫使他们接受培训,提高技能,从而凭能力而非低工资去与城市劳动力竞争.当然,这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扶持,毕竟许多能力在短期内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他们的这个投资只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得到补偿,由此而来的效益也只能在长期内发挥作用.

再次,诚如作者所言,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第一,农民干的是什么工作?第二,农民干的工作,一般城市人愿意干吗?众所周知,一般说来，农民干的都是一些又脏又累,危险性高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一般城市人所不愿意干的.如果将农民"拒之于门外"了,有一点值得担忧,这些工作岗位会不会出现空缺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