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直是我在国内的学者中让我敬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学者之一，先生具有良好的数学功底，但是他并没有过多的用数学符号来修饰自己的思想和文章，相反，他采用启蒙意识的质疑的方法来看待周围的一切。这种把个人功利和学术理性有效结合的模式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像李维森把老婆孩子放到国外自己则回到国内，开始在贫瘠的经济学土壤上耕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篇贫瘠的土壤变成充满生机的绿地。不知道现在的丁丁和韦森老师心里有何感受？
其实，从我的理解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和自然现象一样，其存在就一定有自己的逻辑。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之所以会发生，而社会科学在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时也会按照一定的逻辑在思考。
齐美尔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一书中的分析依然没有脱离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范畴，这种分析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哈耶克的分析具有异曲同工之效。思想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思想的供给和需求与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并无太大的差异，所不同的是思想更加趋向于一种内心的改造。丁丁在《经济原考》一文中就开始对不同文化中的经济一词做出探索性思考。类似的韦森也开始了自己对于语意的刨根究底式的追问。他至少在好几篇文章中对秩序一词做出了探究，最后干脆改为“制序”算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启蒙式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目的在于探索一种新的方向或者一种新的可行性路径。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国内的学者是不喜欢质疑或者不愿意质疑的，因为质疑是由成本的。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家长式的说教，我们把这种说教看做是一种接受式的习惯。这样，家长无论说什么，不管对与错，你都得接受。当这种文化模式被迁移到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之中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就被这种文化同构了。我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过程中也就很少去质疑了。简单的、机械的接受最终就变成机械的记忆。这种记忆使得我们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应用出现教条化。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学的神秘主义色彩，其表现形式就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作出肆意的判断和预测。
丁丁和韦森的学术道路在中国目前来说是艰难的，但是又是必须的。这种学术理性和无奈最终有可能让他们以一种更加委婉和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隐喻可能就是一种最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