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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0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新浪财经共同主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57期)"于6月11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发表了题为《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演讲。

   吴敬琏表示,"十八大"做出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走。其把困难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说话;第二,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第三,过去积累的矛盾和困难很多。

   在谈到现实关于"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争论时,吴敬琏表示,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

   对于如何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吴敬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第二,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第五,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第六,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改革征程,现在我们一个总的口号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要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开始。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开展我们新一轮改革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回忆一下我们二十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今后的改革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改革所建筑起来的平台上前进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二十世纪做了些什么,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构筑了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上。

   刚才前面讲到1984年,1984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起点。1984年的时候,中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全面的改革。中间经过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曲折,到了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做出了三中全会的决定,1994年又有一轮新的改革,那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统制经济残留仍旧存在

   从1992年、1993年、1994年进行的改革使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就构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就使得我们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二十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遗产。

   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算的做出的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它的特点是保留原来理论上的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的干预,准确地说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人们通常把它叫做统制经济。

   在二十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保留了许多统制经济的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的遗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统制地位。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

   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应该说主流观点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很不完善,还是一个半市场经济,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所以在2003年中共中央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定里面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是这个情况没有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十八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这些情况,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上,我们要全面的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这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这种过渡性经济的特点就是它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有一个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的问题。是哪一个因素在成长,哪一个因素在消亡。

   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的被消除。政府从它不应该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以法制为基础的,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没有能够得到成长,没有能够得到发扬。而旧的体制的遗产变的越来越强势,就会造成一种情况,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导的那么一种经济体制。

   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可能性的前途。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它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寻租腐败活动侵入党政军系统造成大众严重不满

   我们刚才讲到了,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那些生产发展,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起来。但是这个决定从后来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决议执行的不好。当然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过去几年,有一些高层论坛上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呢?大多数人认为,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它在二十世纪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使得人们陶醉于这些成就,觉得没有必要来进行改革。

   因为要进行改革的话,就要舍弃一些旧的东西,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虽然做出了决定,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有市场去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代替。

   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强化了。所以原来的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要求转型,要求从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的匮乏变的越来越严重,环境的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变的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问题从80年代的后期,那时候因为存在着双轨制,也就是说存在着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于是就表现出了官倒。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的。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利用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

   80年代后期官倒现象已经开始露了头。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

   二十一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们的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得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利用这个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这个资金投入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因为政府手里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的非常的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的越来越庞大,所以腐败的问题也变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出现了普遍的买官卖官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寻租腐败活动一直侵入到党政军系统内区域体制中,造成了大众的严重的不满。

   十八次代表大会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根据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我们学术界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要求,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这么一个基本方针上的决定。

   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决定,对于"怎么进行全面的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这个决定要求通过163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决定》所要求的体制。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做说明的时候讲"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怎么才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中全会决定另外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的一种愿望,是一种目标。怎么才能做到?要建立一定的体制,建立一定的制度。

   三重全会决议讲"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一定要有这样的制度基础,它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基础,再有这样的愿望也是做不到的。实际上经济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体制基础来。这个体制基础是什么?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中间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

   这句话里面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要求说明了正好是针对我们现有的体制中间的弊病。比如说一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它不外是用两个系统来构建它这个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因为行政系统的条条和块块,这两个系统就把市场的经济联系切断了。到二十一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市场上运行的,但不是一个统一的,不是一体化的市场。它是一个被条条块块所切断的碎片化的市场。所以现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国家范围内形成了一体化的所谓国内统一市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要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的分割。

   第二是开放的,现在市场里面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所谓国企的是在政策里面,集体是在附则里面,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是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在另则上。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对待的,它们能够平等地获取市场要素,对它们一体开放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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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20 10:19:49
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恶化。我认为只要能保就业,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关系并不大。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好处是能够提高GDP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了,这样是很高的比例,债务率不能够再提高,杠杆率太高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对于中长期造成了更高的危险。
   有人说现在货币政策总量已经过紧,其实是不对的。比如说去年从广义货币来说增长13.1%。7.5%的增长率,再加上2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就是9.5%,和13.1%比多出3.6%的货币超发。所以我觉得最正确的方针该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碰到的这些困难。
    
   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应该做一些什么?
   第一,要防止风险积累。尽量的释放现在存在的风险。可以做一些什么,我这里说一下设想。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有人说基础建设投资没有关系,东西反正在那,这种想法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因为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按基本的约束条件是资源是稀缺的,资源是稀缺的就有一个选择问题,这个资源应该放在哪里。应该尽量放在有效的能够有回报的部分。如果它是没有稀缺性的,是无限的,它只要东西在就往里面投了,没问题。可是因为它是有稀缺性,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的机会应该抓住。你要抓住机会就要避免去走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还是用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来维持。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说政府是有负债,但是在负债表上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而且按照有些单位认为中长期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有的单位认为有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不小。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负债表的杠杆率。
   在前年上海就做了这个事,把上海家化卖了去补充社保基金,因为老的工业城市特别是养老金基金往往会有很大的缺口。另外是三中全会决议里面明确规定要拨付一部分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个我觉的并不难做,使我们国家经济稳定大有好处,而且它对于职工的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以便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不要让它积累起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了地但是没有企业进来的开发区很多,8有一个省有上百个开发区,大部分都是存在这样的状态。需要盘活这些资产的存量。我们还可以想出其它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使得一部分风险把它释放了或者消除了,使得风险不至于积累的太大然后爆发。
   第六,再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锻炼,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的政策。
    
   营改增和工商登记便利化效果明显
   像这样一种方针是不是会有效?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发展和改革更有利呢?从一季度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些印证。
   第一季度GDP的增速比全年来说进一步下降,下降到7.4%,但是就业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2013年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增速下降通道,但是2013年的就业情况是相当好的。2013年政府提出的计划新增就业900万,2013年实际完成的情况是新增就业1310万,完成计划的145%。今年一季度GDP的增速继续下降,就业的情况比去年稍好,所以新增的劳动力基本上消化了,所以登记失业率维持了原来的水平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跟增长的结构有变化,这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第三产业开始起来了。我们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总结十五计划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取得效果的时候,就提出了十一五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一共四个主要的措施,第一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市民的转化。第二个是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第三个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伸展性服务业。第四个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四条中间有两条都是讲的服务业。第二条讲的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讲的制造业里面的服务部分,要提高它的比重。现在制造业和传统的制造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服务化了,就是说它的产业链拉长了,它的前后两端变成它最有活力的,附加值最高,盈利性最强的部分,这两段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前后两端都是在传统意义上是服务业。制造业因为到了现代产业链拉长了。第三项是独立出来的服务业,我们计算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是独立的服务业,没有计算进制造业内的服务内容。
   当时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提出来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提高效率的途径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发展服务业。呼吁了很多年,从这个计划来看,从2006年开始强调要发展服务业,但是七、八年了都没有起来。前年开始起来了,去年就有明显的变化,在我们的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
   因为服务业它吸纳就业的能力比起制造业要强得多,所以因为这个结构的变化,所以虽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情况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改善。为什么我们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到了这两年发生了变化?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改革。最重要的促成服务业开始加速,是两个很小的改革。一个改革是从2012年1月开始的上海的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来到了7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2013年就是大面积的推广了。当时国务院做出的决定说放在一个企业减负的项下,上海改了以后,别的城市都纷纷响应,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看减负减的不多,而且有的行业税负增加了。所以有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很多城市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做,要求都参加这个试点,后来很快在全国铺开呢?有些看到了短期的好处,因为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主持这个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微博]为了支持这个改革让了税,其实有些地方积极于这个改革是从更长远的看,更本质的看,更动态的看。
   那种说营改增其实没有减少多少,有的行业还增加了,需要进一步调整增值税税率,这种是从静态看的。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非常支持这个营改增呢?它是从动态看。营业税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它有一个问题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从动态看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阻碍分工的深化。
   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其实在服务业里面表现的最明显。我们看网购,网购分化出来多少个产业,容纳了多少人就业。有快递、结算、广告等等。所以营改增它的重要好处就是促进分工。分工深化了,一个企业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税并没有增加,如果是营业税的话,分化成五个环节就是五次了。
   另外一个是2012年开始叫做工商登记的简化,便利化。在这届政府简政放权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登记的门槛。从去年的统计,很多地方新登记的工商数目,许多地方都增加了70%,当然有些只是登记了不见得有营业,比如上海是增加了70%多,有一部分是为了自贸区先拿这个牌照。这个时候它才开始活跃起来,主要是一些服务业的小企业。这个只是我们改革的前奏曲,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这一届的领导进行了一些改革。这是很小的改革,这种小的改革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样的例子增加我们对于改革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信心。当然我们现在改革的推进,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我们需要来总结怎么能够把最重要的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把必要的把它认定,然后由政府和大众合力把改革推着前进。我认为政府总是说现在困难是可控的,应该承认是可控的,但是我们要利用在可控的时间里面把体制尽量完善起来,从根本上消除,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存在这么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路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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