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今
西藏拉萨的3.14事件，在西方引致了一系列鼓噪，从总统、议员到新闻媒体，均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呼吁、抗议、指责直至谩骂，各种可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遥相呼应，除了意图抵制奥运会外，还想在拉萨建立领事馆、办事处，监督中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染指中国的内政。西方集团俨然一副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模样，摆出了一副唯我独尊、拯救世界的架式。对中国人在国内国外为3.14事件而发出的民族呐喊，却嗤之以鼻，或视而不见。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曾几何时，鸦片战争的炮声还清晰可闻，鸦片对中国人精神和肉体的毒害甚至延续了几代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在中国抢劫盗窃的文物宝贝，至今还在世界各地的文物市场上拍卖，赃物都还没有销完呢。面对这帮昔日的强盗，中国人难道还得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吗？难道就不能发出愤怒的吼声吗？！
以上算作愤激的情绪化语言。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西方政客在竞选中竞相抹黑中国，竞选成功后则与中国握手言欢，这是竞选政治的需要，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有时挥舞大棒，有时挥舞橄榄枝，我们也可以理解。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与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所联合举行的一项民意测验中，欧洲人把中国看作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这从西方强权政治理论来看，也还不难理解，因为按照西方强权政治理论，国家强大了，就要对外扩张，就要对外侵略，人类文明几千年来，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行事的。依此类推，中国现在强大了，也会对他国构成威胁。假如西方国家也从中国的现实政治考虑，中国今年要举办奥运会，又要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会去镇压西藏拉萨的和平请愿，引爆zangdu这颗炸弹吗？再愚蠢的政府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无论中国官方和西方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谁更客观，谁又充满谎言，仅依此理推之，整个拉萨事件更可能是少数暴徒在拉萨闹事，国外势力在境外应和，利用奥运圣火传递的时机，有计划、有图谋的反华闹剧。这也同样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西方列强会争辩道，我们现在己经不是强盗，我们也不仅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我们是在为“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战斗。多么冠冕堂皇的论调！这种论调不仅使西方人自己感到理直气壮，也迷惑了不少的中国人。为此，我们对这一问题要多说几句。
我们暂且假定“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依循这一理路，来看一看问题的究竟。
如果说“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世界各国自然会遵循它，不须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它，如有不顺，或恶言相向，或出兵干预，搞出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派头。
据说西方人认为“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个理由是，这一普世价值是有历史渊源的，它可以远溯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其实，这一点也难于成立。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意识到，古希腊民主政体只是骚乱与短命的代名词。西方现代学者也有人指出，古希腊民主与西方现代民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更遑论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了。古希腊古罗马只辉煌了几百年，接踵而来的是西方延绵一千多年的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农奴遍地，国家破碎，加之教会对人们精神和肉体的禁锢，使西方世界处于历史的最低点。严格地说，西方现代民主最多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现在就把它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视作人类前进的方向，是不是太性急了一些？！
西方“民主自由”的炫目光环更多地得助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强盛，人民富足。但是，西方人自已恐怕都没有弄清楚，西方的富强，主要是拜市场经济所赐，亦或是“民主自由”所为。翻开西方的历史，先是有十二、十三世纪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然后才有文艺复兴，才有地理大发现，才有启蒙运动，才有工业革命，最后才有宪政制度……不能说“民主自由”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但归本溯源，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才有了西方的巨变和世界的巨变。最近的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俄罗斯采用了西方的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道路，曾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大倒退，而中国坚持自己的政治道路和市场经济取向，则有了连续几十年的让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重要分野。
西方人崇尚“民主自由”自有它的道理。远的不说，只就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而言，它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的“人性恶”论，简略地说，按照这种理论，个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只维护自己的权利，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没有人会为他人着想，会去争取和维护他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都追逐自己的利益，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战争；为了避免在这种对立与战争中人类归于灭亡，于是形成契约社会，形成国家；在这样的社会与国家中，为了保证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实现，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实行民选，实行多数原则，实行任期制，实行权力监督……这大概就成了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以上的分析西方政治学家也许不会尽然赞同，但逻辑理路只能如此。客观地讲，西方的民主政治有它的优长之处，尤其在公共权力的制衡方面，是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历史中做得最好的。但是，西方现代的公共权力己经发生蜕变〔这一点这里不展开〕，而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放驰也为西方社会留下了难于治愈的病根〔这一点这里也不展开〕，当民主国家在国内形成多数意见时，也会对人类造成灾难，如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极端的例子。
最后，我们再简单比较一下中西方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
前面我们己经谈到，西方的现实政治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其实，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今的民主国家，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对利益的追逐，强调个人自由，认为它们是天赋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进一步认为，每一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必将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基于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与认识，西方人认为公共权力的执掌和行使如果由个人来操控，必然产生利用公共权力来谋求个人的私利。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腐败，西方人发明了执政者由公民选举，由公民监督，由公民随时可以撤换的制度设计。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以“性善论”为前提的，秉承劝人为善的宗旨，因而更强调个人利益的收敛，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甚至强调舍己从人、舍生取义。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更着重于把个人的利益融入群体的利益中。而在公共权力的执掌与行使上，则强调执政者的个人品质，主张圣人、明君、贤士来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这样才能做到大公无私，中正不偏，并为此而发明了一套精深的政治学说与制度。
从人类历史的长程来看，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秦汉大一统以后的中国，在将近两千年的时段内领先于世界。这在西方史学界也是有定评的。反观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在个人利欲的膨胀中过早的凋零了，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人们会说，中国在近代落后了，被动挨打，割地赔款，饱受了欺凌与屈辱。确实如此。但中国的落后不是输在价值取向上，主要在于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以中国当时的农耕文明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抗衡，焉有不败之理。现在的中国，正在大踏步的迎头赶上，赶超西方己经不是太遥远的事了，而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大的变化，这才是让西方国家真正害怕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西方人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惯性，认定中国强大后一定会向外扩张，构成威胁。殊不知他们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缺乏深入的了解，中华文明历来都是内敛的，包容的，和合的。从古到今，中国的版图的确有所扩大，但这种扩大往往是民族融合、文化感召、经济交往的自然结果。当今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和平崛起的信号，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这是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的。世界可以拭目以待。
诚然，近代西方产生了太多的思想家、科学家，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不应成为西方人傲慢的理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为世界文明作出过不同的贡献。如果西方人把自己看作人类历史的引导者，世界秩序的制定者，价值观念的仲裁者，从而在世界各地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历史的暴发户。如果以这种历史的傲慢态度轻视其他民族的文明，甚至诋毁其他民族的文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应了奥斯汀的那本书名：《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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