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权产生在中国有比较长的历史传统，这有其历史合理性。<br/>  中国地大人多，矛盾复杂，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下，各种对立的利益阶级无法有效率和低成本的沟通和妥协。所以直接或间接的民主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出现过，不论是在农民阶级内部，还是在地主阶级内部，更无须说在在地主和农民阶级之间。<br/>  在民主无效率和不经济的情况下，集权相对是个较好的制度选择，它将权力和责任集中到一个相对中立的政权，由它决定一切大小事务。它的相对中立，来源于它的专权，由于它的专权，它不必单纯依附于不可调和阶级中的任一个，这保证了它的相对中立性，也使得矛盾不可调和者之间实现了共存，而不是共亡。在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没有直接的议事权，但它们拥有某种否决权，一旦这个政权背离了它的中立性，严重地损害了某一阶级的利益，它将被推翻，这就是改朝换代：历史上既有被农民群众推翻的政权，也有被地主贵族所推翻的政权。<br/>  二、民主不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历史的制度选择，正如同集权制的产生，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它和集权制是从功利性的角度出发所做的选择，只不过不是个人功利，而是公众的功利。民主也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决不会是历史发展的终级模式与选择。如果有某个时代的人把民主作为信仰的话，也只是在它的实用性上添上些华丽的色彩，让它更富有鼓动性，更能诱惑人。<br/>  但现在来说，民主确实在逐步具备实用性。而且，时代已发生了变化，进步了许多，通讯和交通技术发展了，民主也不再向过去那么高成本了，而且效率也不是很低了。民主可以逐步推行的先决条件具备了。<br/>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工具，也是需要学习的，正如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也不会天生就会使用工具。怎么学？当然是从实践中学，从小处开始学。在使用民主的过程中，掌握它的优点，同时也明白它的不足。这需要一个过程，肯定也要付出成本，正如我们学走路时摔跤一样。我们希望这个成本尽可能小，轻轻的摔不要紧，重重的摔还是不要，谁也不希望当学会走路时，自己却摔残了。<br/>  所以，推行民主实践先要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等局部和微观的方面着手，这仅仅对个人、对一些团体利益有影响，但不容易对整个社会和国家造成大的影响和震动。在我们还没完全掌握民主这个工具的优缺点前，尽量不要拿国家和社会首先作为实践民主的对象。为了大家的利益着想，在民主没有把我们所期望的给我们的社会带好的利好兑现之前，我们还需谨慎行事，给自己和国家留下翻本的机会。当今世界毕竟还不太平，即使如俄罗斯般的洗心革面，它们也还不会把你当朋友。<br/>  三、我们必须尽快实践民主，这不是为政治而政治，而是因为它直接制约了我们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因为在当前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背后，都隐约闪烁着民主缺乏的危机。<br/>  国外的企业主应该会很羡慕中国的企业主，因为这些员工太听话了，也太好说话了：工资老板定，加班不讲条件，不须付翻倍的工资。中国有工会，工会有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责，但工会干部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官方指派的。在这样一个资方强大，劳方分散而弱小的社会，劳资分配也相应的不公，劳方的收入始终被资方控制在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收入分配的不公，使得社会供给和需求结构不对称，幸好我们有强大的贸易顺差，它使得剩余的产品能够有个闸门可以流出。但是，贸易顺差多了，别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意见，毕竟它们的人也不希望光吃饭不干活，让你来养着，以后再来看你这个大债主的脸色。贸易顺差积累得越多，别人的意见越大，外贸的不确定性也越大，一旦对外贸易被限制，这种国内供需结构不对称问题将突现，经济很快可能面临萧条。一个真正民主选举的工会，它的利益是直接与工人挂钩的，它一方面很强势，另一方面对资方却也有弹性，因为劳资双方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共赢的。这种弹性使得当企业发展较好时，工人可以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当企业遇到困难，它也会与资方协商目前的困难和办法。这样，虽然工会是微观层面的，但从宏观上来说，它使得分配能够相对公平，劳动者就业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系统有了弹性。当经济发展遇到波折，整个社会也能保持相对安定。<br/>  再说农业，农业产品价格近年波动似乎比较多，今年以来价格也增长比较大，政府也开了不少会，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发放农业补贴，让农民多养猪什么的。看后，心里总觉得不得劲。这些措施在短期应该效果是会比较显著的，我们的政府正好又显示了一下自己的调控能力。但从措施来看，都是些“治标”的方子，而没有“治本”。政府如果仅仅是这样个调控法，将来真的是大有可为，直到把自己弄得束手无策为止。应该还有些比较有利于改善供给层面的措施，这就是农业协会，或行会。让农民有自己的组织，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这样农民才有力量，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王道。大量的散户式的农民，毫无价格决定权，只能被动接受或不接受市场的价格。接受的话就生产，不接受的话就做些其他的，市场供需之间有的只是钢性的碰撞，没有协商与妥协，市场供应当然就会无序，从而出现价格大起大落。什么农产品今年价格好，明年大家都种（养）上了，明年价格跌了，大家又都不种（养）了。马克思说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放在这，就是需求的社会化，与生产的分散化的矛盾。受害的不仅是农民，还有普通的消费者：今年猪养得多，每人每天吃肉1斤，明年猪养得少，每人每天1两，这种吃法，消费者怎么满意。而分散的农民要获取充分的市场信息成本很高，不经济，组织起来，才有效率，有效益，才有和收购商讨价还价的力量不会被挤榨到只剩成本，才不会被动的跟着价格盲动。<br/>  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尽快进行民主实践改革。举个现象，对于政府部门的黑暗面，我们的舆论监督很好很强大，这是好事。但问题是，到底谁更应该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我们的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要这些代表，是因为个人面对政府总是弱小的，而法律却又是成本太高的（而且也不一定那么有效），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人，代表我们的利益去监督政府，让政府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摆出一幅高高在上的主人的架式。到政府部门去办事，要谦卑本应是公务员们，而不是我们。但是，很遗憾，这些代表虽然形式上是我们选出来的，可实际上我们可能连他们是谁都不太清楚。<br/>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因为国内有坏人，国际上也有，这么大的国家，国内国际的问题难免复杂且多，政府太弱了是不行的，但这个强大不能体现在面对老百姓时也如此，尤其不能体现在主要为一方百姓服务的地方政府面对老百姓也如此。这不能只靠政府自觉，而要靠监督和强制，需要一种制约，否则会影响整个社会效率和老百姓的福利。我们养了那么多公务员，再多养几个专职人大代表应该没问题，至少监督政府不乱花钱而省下来的，应该也比较多吧。另外给这些代表每人一些上电视竞选的机会，再在固定的时间让他们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这不需要很多钱。整天都是政府部门领导在电视上露面，也要把一些机会让给监督他们的人才公平。最关键的是，这些代表是大众了解以后选出来的，他们的饭碗决定权在大众手中，这样他们才能真心地或者被迫地为大众利益去监督政府。<br/>  同时，他们也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一个良好中介，当这一中介缺失时，出现的只能是政府与民众的互不信任与猜疑，纵使有的时候政府真的是无辜的，也无法解除民众的怀疑。真正的代表不仅是对政府的一种制约，也使得政府更加有动力去为公众利益服务，改善民众所在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福利水平。为人民服务，充满激情的一句口号，但激情是有可能淡去的，当激情散去，只有用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个口号仍有效。世界很复杂，虽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很好的预期，但也会有不确定性，甚或挫折，在那时，如果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仍得不到有效沟通，再来调整和修补可能代价会很大。<br/>  我们不需要冒这个风险。只要在各个市县，拿出一部分地方人大代表职位真正给公众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去选择，让普通民众在自己生活的那一块地方，真正有了主人的感觉，让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面对普遍民众不再那么强势。那么，无论当我们在国内发展或国际上遭遇挫折，政府和民众仍能互相信任共渡难关。<br/>  这些就是现阶段要推进民主建设的原因。<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