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到五一了。最近抵制家乐福似乎成为了一种潮流。看来很久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自己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福利分析吧，这个福利分析会包括物质方面的和费物质方面的，希望大家评论一下。

首先呢，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次活动关系到的中国国内各方分一下类，有一些是明显的分类，有一些则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判断总结出来的。1、家乐福员工；2、不参与者（也就是会照常去家乐福买东西的居民，这里假设所有的中国人平时都会去家乐福买东西的，因为如果本来是不去的话，那么也不存在由于抵制出现的福利变化了。）；3、由于某种利益发动抵制家乐福行动的人；4、为了爱国而抵制家乐福的“爱国人士”；5、跟风效应而抵制家乐福的人士；6、由于某些压力被迫抵制家乐福的人士；7、反抵制家乐福而非家乐福员工的人士。

对于第一类人来说，利益肯定是受损了，其中可能包括实际的工资收入（如果工资中有按照销售业绩分成的成分的话，当然对于固定工资的人士来说这个效应比较小）、社会形象（主要是心理压力）、及其他（包括可能由于该事件增加的额外工作）。

对于第二类人来说，情况比较复杂。首先是如果家乐福大打折，从而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消费者剩余，然而必然也会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这应该说是一种损失。受到的社会压力由于所处的社区的不同，由于身份的不同而不同。不过既然选择了做第二类的人的话，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肯定也认为自己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因此消费者剩余的净增加就取决于三个东西，一是家乐福五一时候打折的比例，二是可以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三是这种社会压力在个人心中的重要程度，或者用经济学的办法，可以通过一个类似汇率的东西把这个压力转化成为物质利益，暂时把这种汇率成为实现率吧。

对于第三类人来说，既然是由于某种利益发动抵制家乐福的，那么他们的收益应该是正的，至少在现阶段看来是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区分究竟是由于商业利益，还是任何别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利益，因为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而且这次的行动越成功（成功的定义可能不一样），他们的利益也就越大。

对于第四类人来说，虽然从表现上，似乎他们的所得必然大于所失，否则他们不会选择推动这个活动，可是我们仔细分析发现，首先对于这一类人似乎不能适用经纪人假设，另外从单纯的物质利益上来说是净损失的。由于缺少了一个可以购物的场所，因此也就是说人为的把本来就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向了更加垄断的程度， 由此增加了生产者剩余，减少了消费者剩余，增加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另外从费物质的角度分析，首先是个人满足感，这自然是达到了的，但是这种满足感的机会成本太大，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别的途径可是实现这种满足感的，由是，这种满足感带来的福利增加就是存在问号的；再说对国家的贡献力，似乎不但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从中央的态度可以看出），反而可能会引起一些反政府的人士利用这样的潮流，造成对国家形象的危害。总的来说，这还是取决于自我满足感的实现率的大小。

对于第五类人来说，其物质利益的变化和前一类人的相似，不过其个人满足感和社会效应远远没有前一类人那么大，因此可以看作一种净损失。

第六类人也是得到了一种净损失，物质利益不用说了，和前面两种人一样的，而由于是受到了周围的人群的鄙视或某种不得不做的原因，或许仅仅是为了避免去做第二类人而受到可能出现的极大地社会压力，其心理感受必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是一种负的所得。

对于第七类人而言，物质利益方面没有什么所得（或许应该考虑到印制传单的成本？这样的话应该是净损失的），而费物质利益可能有一定的自我满足感的实现，但是却要受到比任何其他群体所要承受的更大的社会压力，因此两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个群体的效应是不明确的，而这种效应的最终度量取决于两种非物质利益各自的实现率。

分析完了七者的收益损失，我们再来看哪一部份是现在的主流吧。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那就是第二类、第四类、第五类和第六类。从物质利益上来说，全社会必然是净损失的（虽然第二类是净所得，可是从其所得的根源上来看，一定小于后面几类的净损失的。因为其所得来自于总需求的缩小）。而费物质利益来说就比较难以分析，但是初步就总的效应分析应该也是净损失了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机会成本的问题，以及将自我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社会压力上时，经验数据表明这种自我满足的所得必然是小于社会压力带来的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