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的历史》

　　这次“中心”邀请我到香港，我很感谢。事情的缘起是因为我的《粮食的历史》得到“中心”的关注。2008年底，我完成了该书的第一稿，以后几年，我继续修改，到今年初完成了修订稿。九年时间，我个人的精力、时间大部都耗费在这本书上。虽然我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写作时期经常出現的压抑的心境也难以逃离，但我还是为自己能独立做完这件事聊以自慰。

　　《粮食的历史》是一个县的三年饥荒的通史，当然是将它放在全国、省、地区的背景下叙述，是立体的，纵横交错的。从粮食统购统销到所有制下放到生产队，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全书除肿干病、公共食堂、非正常死亡设专章叙述外，主要以时间为线索，在每一时间截面，以粮食为导引，制度、政策的破坏性作用是重点，以揭示1959—1961年的若干非连续性制度、政策与饥荒的因果关系。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彭水是三年饥荒的重灾区，可以做为地方样本进行剖析。

　　1.在全国、全省的饥荒版图上，彭水县是重灾区之一。三年饥荒是全国性的，但地区之间的饥荒程度不同。人口增减变化是饥荒发生、发展，程度高低的刚性指标。彭水所在的四川省是重灾省。1959—1961年，全国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累加为负值的有8个省，四川列第一，为－83.74‰，第二为安徽，－49.83‰，第一、第二之间落差很大。其余6省依次为贵州、青海、甘肃、河南、广西、湖南。以三年为一时间段，比较1955—1957年，四川省1959—1961年，死亡多615.2万，出生少302.9万，两项合计900万以上。〔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1955—1957（正常年份）与1959—1961（饥荒年份）的人口增减变化的比较，未计人口基数变化的因素。〕彭水是四川这个重灾省中的重灾县之一。在四川省1959—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加数据完整的85个县中，为负值的84个县，在84个县中，彭水列第十位，为－173.13‰［前三位荥经、涪陵、大邑都在－250.00‰以上。数据由四川省各县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编撰出版的县志记载提供。甘、阿、凉三州48县（人口300万左右，占省总人口3—4%）未计。我对多数县志的人口统计资料取采信的态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家统筹下，全国绝大多数县完成了中共建政后的首轮县志的编修出版。那个时期环境比较宽松，且修志人员多为退休退职或接近退休退职的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他们经历过饥荒，在地方疏于干预的情况下，有一定的真实反映三年饥荒的人口增减变化情况的空间。〕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加负值为全省的2.06倍。1959—1961连续三年，彭水人口总量急速下降。到1961年底，全县人口由1957年的378369人降至315282人。1959—1961年死亡70846人，出生11327人，比较1955—1957年，死亡多57688人，出生少13994人，两项合计71682人。全县共58个公社，1958—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值。三年人口死亡率累计300‰以上的有14个，其中6个公社达到400‰以上，最高的猴狸公社为491.74‰，几近二分之一。龙洋公社岩角管区三年人口死亡率累计423.14‰，死亡人口平均年龄31.67岁，死绝21户。棣棠公社云木管区十生产队到1960年底，除一个孤兒逃离异地外，全队人口死绝，生产队番号取消。〔数据由彭水县统计局编《四川省彭水县1949—196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63年8月）提供〕

　　2.三年饥荒，中央决策的制度、政策，省、地区的贯彻意见，在彭水有充分的演绎和完整的施行过程。现存的档案书证有大量的史料（包括细节）可以深入地反映饥荒历史。例如，全套完整的龙洋公社1961年《人口普查变动登记表》原始记录，就清楚记载了1959—1961年全公社死亡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原因。1262名死亡人口的死亡原因，分别为肿病659，干病249，杂病231，老病33，饿死18，自杀8，被杀和打死7，中毒5，记载不详52，经我调查验证，基本真实，具有统计分析意义。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了从初级社、高级社、公社一直担任会计的郁山镇朱砂村农民胡文焕保存的全部会计原始账簿，其中详细记载了三年饥荒时期农民的决算分配情况，使我們了解到当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广大的经济基础和农民收入水平之上。1958年决算分配，全县70438户，归钱49152户，户均23.7元；补钱21286户，户均19.1元。归补互抵，全县户均10.75元，而且，大多数没有兑現。农民辛苦劳动一年，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倒补的情况普遍存在，以致穷到连国家配给的少量布票（1960年每人1.8尺，1961年一般居民3尺，高寒地区5尺）也无钱购买。那时在乡下，到处可见衣不蔽体的农民。就是在这样广大的经济基础和超低的农民收入水平之上，我们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共产主义供给制，搞阶级斗争，实在是有点荒唐。三年饥荒，大凡其它重灾县的乱象和悲情，诸如干部的违法乱纪，农民之间的虐杀，食白膳泥，人食人，等等等等，彭水都存在。1962年2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两、三月后夏收，彭水走出三年饥荒。这也是全国最后走出饥荒的部分地区的大致时限。

　　3.彭水县建制很早，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之后，两千多年，少有变更。这可能与彭水地处乌、郁两江交汇处，历来为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有关。近代以来，也没有撤并的情况，一直完整的维持着县的建制。自康熙中期到民国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历经五次县志编修，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记载。彭水地貌由丘陵河谷，低、中山构成，高低差1000米以上，呈立体型气候。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赋予了农作物生长和农事活动的多样性。全县的幅员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和人口数量（1958年376770人）在内地大致处于中等规模。这样，一般说来，稳定的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县域幅员和人口的规模体量及自然地理条件的三元素比较适合做叙史样本的载体。

　　三年饥荒史，彭水具有典型性，当然，象彭水这样的具有样本意义的重灾区全国全省还有不少，但作为个人写作的条件，彭水更有利于我。其实，这是我家乡的不幸。

　　二、1959—1961三年饥荒是若干非连续性制度、政策的破坏性作用的结果。

　　1959—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彭水粮食产量逐年从2.2亿斤降到1.46亿斤再降到0.93亿斤。1961年粮食产量为1957年的37.95%。

　　四川省1959年粮食总产316.4亿斤，比1958年降132.7亿斤。随后逐年降到267.9亿斤再降到231亿斤。1961年粮食产量为1957年的54.22%。

　　全国1959年粮食总产3393.6亿斤，比1958年降559.4亿斤，随后逐年降到2876亿斤再降到2730亿斤。1961年粮食产量为1957年的69.98%。

　　由粮食危机引发的饥荒的是1959—1961年若干非连续性制度、政策的破坏性作用的结果。这里的“非连续性”是相对于“连续性”而言，也有特别、特殊之义。这些制度、政策存在的时间短暂，没有连续性；有的更是，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大可能有。林毅夫在《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中，认为三年饥荒“更有可能从1958年秋集体化的性质从重复性博弈变为一次性博弈中得到解释。”他认为在“一次性博弈”的激励结构中，不可避免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结果，它贯穿于1958年集体化的自愿运动结束后整个强制性时期。林认为，集体化运动1958年前是自愿的，1958年以后是强制的。强制性时期自1958年到1980年代初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出現，大致20年的时间。但是，虽同属强制性时期，与1962年后的农业经济徘徊不前、农民生活困苦的历史场景比较，1959—1961三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断面——在经济建设和平年代巨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在关注贯穿强制性时期的连续性制度安排的同时，尤其要关注这个特殊时期若干非连续性的特别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所发生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很难全面深入地解析这一场人类历史上非常惨重的灾难。

　　这些非连续性的制度、政策主要的有——

　　公社和管区所有制。

　　公共食堂制度。

　　管区统一掌握粮食制度。

　　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统一规制。

　　粮食高征购和大量出口的政策。

　　公社所有制。三年饥荒时期的所有制制度，经过了公社所有制和管区所有制两个阶段，比较之后的生产队所有制，一是时间短暂，二是没有达到有序和稳定的运行，便发生了改变。就彭水的情况，公社所有制始于全县实现公社化的1958年9、10月，基本止于1959年3、4月，大至七、八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短，但破坏性极大，这种破坏是基础性的，涉及各个方面。它的破坏因子在三年饥荒中，持续地发生作用，农民一步一步深陷饥荒的泥淖。

　　公社所有制几乎在一夜之间，剥夺了社员家庭大部物权，也拆除了原农业社集体之间的物权边界。这是一场对公私财产的粗暴的劫掠。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单元的地位，一些农民家庭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受到严重侵占甚至损失殆尽。家庭经济组织作用的破坏，使最基础的应对饥荒的自救能力弱化、丧失。物权没有边界，对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破坏超常。几个月“一平二调”“共产风”的肆虐，大量房屋被拆毁，成片森林被砍伐，无数古木大树毁于一旦，自然和人文的资源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在公社所有制内，管区与管区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资料、劳动力可以平调，产品分配可以拉平。在此体制下，无论处于何种条件的管区、生产队都缺乏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公社所有制规模过大，难以有效的组织生产，导致生产秩序一片混乱，形势一天比一天糟。

　　公社所有制时期过渡滥用民力，农民的体质体能受到严重损害，元气大伤。自1958年大炼钢铁，尤其是建立公社所有制后，农民成为推动“大跃进”的实体力量。他们不仅要担负农业生产，而且要大炼钢铁。劳逸结合一纸空言，每日劳作十数小时已是常态，还有不时的通宵达旦直到延以数日的连续劳作。由于劳力紧张，农村年满16周岁即按成年劳动力使用。彭水参加一水电站建设的3000余名民工中，不满16周岁的童工占三分之一，最低有至十二、三岁者。一部分妇女分担了以前主要由男劳力承担的重体力劳动（犁田犁土、重力运输等），由于劳累过度，妇女普遍患闭经、子宫下垂疾病，而且在三年饥荒中，成为妇女痼疾。几十年后，不少老人回忆当年，刻骨铭心。他们说，祖祖辈辈，没有经历过。家说散就散了，夫妻、父母和子女，你奔东、他奔西，十天八天不见人；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无家可回；难睡个安稳觉，晴在做，落雨也在做，生也吃，冷也吃，象牲口一样。过度滥用民力，加之粗劣的生活条件，整垮了农民的身体，疾病集中爆发，死人增多，1958年全县死亡人口的73.37%集中在下半年。这一年，彭水人口首次出现中共建政以来的负增长。

　　公社所有制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农村基础的经济层面被抽空坍塌，农民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被动和消极的境地，农村以粮食危机为根本特征的饥荒迅速发生。

　　管区所有制。从1959年4月全县“分级分权”建立管区所有制，到1961年春统一掌握粮食的政策退却，公共食堂解散，管区所有制空转，存在两年多一点时间。这是饥荒继续发展，并在1960年冬到1961年春达到最困难程度的时期。

　　管区一级之前基本上是以建制村组成的联社，辖若干分社（高级社），但各分社仍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社是松散型组织，不是经济实体。公社所有制后，联社成为管理区。分级分权后，公社所有制下放到原本就不是经济核算单位的联社（管区）一级，松散型的组织成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经验和经济的积累，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生产队与管区之间生产和分配分离的矛盾。而且，在坚持不断反右倾的背景下，和公社所有制一样，管区所有制排斥所有的社员个人的小自由、小私有，是一种极端的集体所有制，极端到集体之外，社员家庭和个人，一窝南瓜、几棵白菜也不能种，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准生火冒烟。农民的生路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