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贡献是被称之为市民社会的自发的、自我调节的经济这一思想。正是亚当•斯密的天才发现了有可能把市民社会同政治领域（国家）分开，发现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碍市民社会可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发现市民社会具有达到最大限度收益状态、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潜力，从而发现了要求产生一种能使市民社会处于独立于国家状态的哲学理想。
亚当•斯密虽不是最“唯物主义”的苏格兰哲学家，但却是最有影响和最有名气的一位。《国富论》中的四阶段理论虽不是最突出的，但这一理论的逻辑却使斯密把商业与自由联系起来。商业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是彼此相通决定的。商业可以看作是繁荣的关键，但只有不受阻碍的商业追求才能导致最大限度的繁荣。因此，自由又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并可用流动（即可输送的）形式来积累财富的商业，使商人不受政治专制的支配，从而增加了发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产业革命初期从事著述的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可使产量和生产率获得空前的增长。如果能在广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提高了的产品，那么这种分工就证明是有利的，所获利润也可重新投资于进一步的创利活动。在探讨分工与市场发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财富增长的过程中，斯密既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农主义者所施加的农业倾向，又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商主义者所施加的狭义商业倾向。剩余不只源于土地，获取财宝（贵金属）也不再是经济繁荣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财富可以表现为（能再生产的）可销售的商品。如果财富的占有者把财富用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则财富就会增长。
斯密所提供的启示的另一个方面是必须让各个个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论证寻求其自我利益的个人也间接和无意识地促进了集体利益这一点时，斯密把市民社会的概念具体地表述为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有益的体系。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利益；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无ZF状态导致一种有秩序的世界；这种秩序不是由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而是由许多个人的无意识的行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领域因而变成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自主的领域，私有的个人也从市民中分离出来。以前人们曾有种种担心，即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监督，秩序就可能崩溃，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会引起内战的爆发；与这些担心相反，斯密描绘了一幅关于恰恰由于国家不涉足私人领域而出现的一种和谐、友善和繁荣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会被证明是一种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断进步的体系。鉴于财富是由可销售的、能再生产的商品构成的，因而作为生产主要动因的劳动（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的分工）就成了衡量这些商品价值的明显的尺度了。但是劳动不只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它还被看作是产生价值的起因或来源。然而，如果劳动是价值的来源，那么人们如何能证明非劳动收入的两个主要范畴──地租和利润──是正当的呢？
马克思是通过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经济学的。因为黑格尔在其国家历史的ZF中所使用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市民社会的概念都源于斯密。在这里，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与政治社会相脱离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尔通过论证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的分离既是基本的社会分离的起源又是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力图从理论上把普鲁士世袭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私人利益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利益领域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能用高于市民社会和处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阶级的”途径来协调。这些就是等级制、官僚政治和世袭君主制。在批判黑格尔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普选权、无产阶级和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思想，它能够通过引入共产主义而废除市民社会的矛盾，从而促进人类的自我解放。但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自主性作为论点的基础。马克思后来的研究脱离了国家理论而转向研究市民社会运转的理论，即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无疑，历史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手中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价值论使作为价值尺度和来源的劳动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剧了。马克思虽然同意积累的理论，但却力图运用内在批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机能的有利方面成为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并运用价值论中的矛盾形成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他力图证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绝不会导致集体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导致危机的不断爆发，并且证明资本家克服这些危机的企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将为通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于是，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他证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