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和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起，被公认为是中国五大著名商帮。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鲁商创造的独特的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从体制来看，在最北段的山东商帮，很厚实，很有国有企业特色。

　　“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

　　总体概述

　　鲁商是山东经济社会宝贵的人文资源，伴随着“鲁商”概念迅速叫响全国，鲁商已成为国人解读山东经济、山东速度、山东精神的一种范本，成为山东的一张崭新名片，鲁商崛起的意义已超越其经济领域，成为山东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大事件。

　　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鲁商创造的独特的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鲁商特色，从体制来看，在最北段的山东商帮，很厚实，很有国有企业特色。

　　历史渊源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形成背景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 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货币

　　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 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 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 千户之多。

　　齐国的工商管理

　　管仲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还实行" 官山海" 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 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 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 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经商之道

　　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

　　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中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 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 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

　　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鲁商 - 鲁商使命

　　鲁商使命：履信尚义兴商润民

　　企业使命是对企业存在意义的高度概括，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最高目标和根本目的。它昭示着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也体现了企业的理想与追求，激励着企业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职业操守，同心协力推动鲁商走向成功。

　　鲁商使命释义： 履信尚义、诚信经营、多方共赢，崇尚道义、致力和谐诚信经营，在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作中，相互信任和尊重，实现共同的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公众的利益，贡献税收，保护环境。平衡国家和社会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促进多方和谐发展。

　　兴商润民：立足零售、发展商业，挚诚服务、润泽百姓

　　以零售业为主业，集酒店，地产，医药，教育，传媒等多元化业态发展的集团公司。挚诚地服务于每一位顾客，每到一处，都要致力于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的繁荣，服务百姓，造福一方。

　　鲁商 - 社会影响

　　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学思想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国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魏氏家族：百年清代鲁商代表人物

　　魏氏家族所能考到的先祖为河北枣强县农民魏自显，明洪武年间迁徙至山东棣州永安镇，即惠民县魏集村，后代逐渐发迹，十世时达到家族鼎盛。据说，魏氏家族五世前一直务农为本。

　　魏氏家族所能考到的先祖为河北枣强县农民魏自显，明洪武年间迁徙至山东棣州永安镇，即惠民县魏集村，后代逐渐发迹，十世时达到家族鼎盛。据说，魏氏家族五世前一直务农为本。至长支五世时，多人出仕为官。至十一世，除许多人是邑庠生、郡庠生外，24 人是太学生，20 多人有官职，五品以上的13 人，最高从二品阶，家族先后与23 个官宦人家联姻。

　　魏氏家族在财富上的暴发比政治上的暴发稍晚。至四支七世，太学生出身、以后任布政使司理问职衔的魏毓柄，“禀承父命”开始经商，并将重点由“陶朱”、小杂货转为钱庄、食盐、当铺一些新兴暴利行业。其“协和”商号在惠民及蒲台县城（今滨州市滨城区驻地）广设分号。还于村南黄河堤岸建造了码头，购买了十几条船只，改陆运为安全快捷的水运，货物进出大大加快，一举抢得先机。他与天津、大连、连云港(601008,股吧)、济南等地客商建立了稳定的商业关系，还与晋商钱庄有业务上的合作。由此看，作为清代中后期鲁商代表的魏氏家族，财富聚敛之道与当时的浙商、晋商、京商并无二致。

　　至于魏氏家族历史中最重要人物魏肇庆，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生于1853 年，是魏毓柄的重孙子，靠在甲午海战时捐白银1000 两作军饷，被钦赏为同知职衔，正五品阶，其余不得详知。但可以推断：同知在清代为知府或知州佐官，分掌或督粮、或缉捕、或水利等吏务。这是一个集司法、行政及某些地方性政策制订大权于一身的官职，是一个极实惠的肥缺。可以说魏肇庆是典型的官商。中国封建史上所有成功的商人要么有深厚的官背景，要么干脆就是官。

　　此时魏肇庆及其家族所营，似乎与他的祖爷爷、爷爷们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规模扩大了。其家族在京津等外埠都开设了钱庄、盐铺及当铺，参股了济南等地的布店及纺织厂。当时食盐被收为官卖，魏家凭借特殊身份，不仅取得了食盐的销售权，甚至在惠民一带广开盐铺，盐的销售量占去全县总销售量的一半。

　　魏肇庆终于没能守住他的家业。

　　树德堂建成的翌年春，魏肇庆择得吉日，携妻及二子二女乔迁新居。魏肇庆本人却积劳成疾，久治不愈。8 年后的光绪二十年，即1902 年，49 岁的魏肇庆因风湿病复发而不治。据说魏肇庆一直恪守一夫一妻之家风，不曾纳妾。其妻为其生育二子二女。长子魏?，曾在京任内阁中书，做些秘书一类的事务，后弃职回乡管理族务。但举人出身的魏?，明显缺少父亲的经商才能和兴趣，各地店铺放任族人和亲属自主经营，各店铺连年亏损，相继倒闭。蒲城当铺竟因一场大火烧得精光，家中积蓄甚至不够还押当人之债。还有一种说法是魏?娶了5 房妻妾，且吸食大烟，魏氏协和一支败落始于他。

　　郁郁寡欢的魏? 死后留有二子，老大曾参加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并变卖过家产购置军装武器，可惜以后下落不明，无后。老二幼时随其母改嫁。魏肇庆的二子叫魏杰，早亡，亦无后。

　　魏肇庆小女相貌美丽，天性孤傲，一直觅不到门当户对的郎君，竟耽成老姑娘，抑郁而死，还不到40 岁。如今，游客很容易从深院里找到小女当年的闺房，还可以找到魏肇庆专为爱女修建的茅厕墙基。这高墙、深院及木窗棂上静静的斜阳带给游客的是无尽的唏嘘。

　　魏肇庆的城堡虽然没有遭受过匪盗袭击，也未遭受过黄河水患，却无法抵挡一个家族的衰落。当一个王朝气数将尽之时，它的臣子们亦理所当然地从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弘扬儒商文化, 记录鲁商人物

　　山东，孔孟之乡，儒家思想植根于山东人的心灵深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在山东商人身上的，就是关注民生，把经商当事业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企业大小，企业主都会把自己的企业和地方、和国家联系起来。这种既重财又重义，心系国计民生的品德，为鲁商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山东商人守诺言，讲诚信，商道即人道，人脉就是钱脉。山东人重感情，讲义气，山东商人以义气、忠诚为自己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山东商人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讲究的是“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致利”。他们对待钱财的看法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千金“义取”，千金“义散”。教育学家这样评论山东人：“有两个人在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英雄”。山东商人受前者影响，表现为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注入商业活动，讲究商业道德; 受后者影响，则表现为豪侠之气，通融坦荡，树大目标，干大事业。

　　近年来，山东经济的迅速发展令海内外瞩目。在研究山东经济成功发展的模式时，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大象经济”、“群象经济”，意思是说一批在行业里有重要影响的大企业支撑、引领着山东经济的发展。

　　鲁商精神的巨大能量，已经成为山东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商战，需要造就一代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人，这批商人即我们所说的新儒商。振兴中华，需要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需要新一代儒商。新儒商概念的界定就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会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

　　伴随山东企业的飞速发展，山东企业家群体开始涌现，张瑞敏、周厚健、马纯济、谭旭光等山东国企掌门人，黄明、高元坤、王若雄、李洪信等山东民企大腕，周宇、窦大海等新生代鲁商新秀，他们无不实践着鲁商群体的光荣与梦想!

　　管仲: 引发齐鲁历史上第一个商业繁荣期

　　管仲成为齐国首富的时候，他已经被拜相称侯，齐桓公管他叫“仲父”，而他朋友鲍叔牙则被称为“老师”。鲍叔牙教会了年轻的国君很多东西，但年轻人难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比如在管仲到来之前，他就很喜欢驾着马车载着美人在临淄城的大街上裸奔，兴起了更出格的事也干得出。鲍叔牙就告诉他你这样不行，讲了很多大道理，国君很受启发，决定胸怀天下。事实证明齐桓公是干大事的人，他在决定听从鲍叔牙的建议而起用管仲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国家给“股份制”了，还给了管仲不少股份——临淄城里的“市”的税收三分之一归他。管仲不负众望，致力于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齐国很快就强大起来，他也很快成了首富。他为外来商人提供宾舍和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还在临淄城里开设了国家大妓院，让300 个女子住在里面卖淫，国家向她们征税——所谓“夜合之资”——据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些故事，还未及管仲思想之万一。仅举一例，或可窥其一斑。

　　齐国的国势并非得天独厚。管仲问齐桓公：“齐国有多大？”齐桓公回答：“方圆五百里。”管仲给他分析了一下，说齐国有五分之一的地基本上都不长庄稼，吃饭都困难，你能靠这个来立国？“以齐之国势，宜其永为诸侯弱”，这是后来梁启超先生的评价，但管仲是怎么改变这种局面，不但使齐国富强，而且还能一匡天下的呢？

　　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当时“齐有渠展之盐”，是列国最主要的产盐地。管仲实行盐铁专营，把最优势的产业从私人手里夺过来，收为国有。

　　管仲说囤盐，桓公曰：“诺。”从十月到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齐桓公问管仲，盐都存了，干啥用？管仲说，马上就开春了，大夫们也别修墓、整那些楼台亭榭啥的了，老百姓也别煮盐了，专心忙农活。其实真正目的是限产，结果盐价坐长十倍。齐桓公高兴坏了，问怎么办。管仲说下令把咱存的盐都卖到梁赵宋卫濮阳那些地方。桓公曰：“诺。”很快卖完，“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管仲以独占盐利之故，一举而撄他国之金万余斤，资本之豪，举世莫敌。但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齐桓公把管仲叫来问他，你整这么多金子干什么用？管仲说，听我的，你下令让那些贺献、交税的，都必须用黄金。天下的黄金本来就不多，而且大部分已经被齐国赚来，而且锁国库里不拿出来流通，金价因此已经大涨了，现在可好，“贺献出征籍者必用金”，结果，“金坐长而百倍”。齐国境内金价大幅上涨，其他各国持有黄金的人都纷纷跑到齐国来，卖个高价。最后，天下之金，尽归于齐。

　　现在，各国都严重缺乏黄金，所以金价也都向齐国看齐了，甚至比齐国还高。黄金作为最强势的衡量货币，金价越高，则物价越贱，包括民生之本的粮食的价格，也是一路走跌。

　　这时候，管仲再次出手。先出政府之金，以购境内之谷，使齐国境内的谷价，高于邻国，则邻国民之趋利者，自相率辈其谷而输诸齐。故其言曰：“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于我，若下深谷。”（《轻重乙篇》）又曰：“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于吾国矣。”（《山至数篇》）齐政府拿出其吃下的一部分黄金来买粮食，一转眼，天下大部分的粮食，又被齐国独占。

　　管仲以金谷御百物，并以金与谷互相御，以此控制天下。相比20 世纪末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国际游资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之举，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管仲之纵横，令人叹为观止。

　　管仲相齐就商业而言很有些起三代之衰的气势，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齐地良好的商业传统。原来姜太公被封在这里，盐碱地，人也少（地潟卤，人民寡），光靠农业很难发展，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商贾反复往来于齐与各国之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引天下风气之先，这是何等壮观场面。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而管仲的经验很快被列国竞相效仿，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繁荣时期。

　　这要让孔子赶上这样一个年代，该是一件多么痛心疾首的事情啊，好在他要在100 多年后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好在他还有那么些宽容，给后世树立起“见利思义”的标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像管仲善于让商业和政治无限靠近一样，成为影响齐鲁商人经商性格中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

　　范蠡: 在山东成就商人之祖

　　当范蠡带着西施泛海浮舟到达齐国的时候，孔子刚受了冷落一厢不情愿地离开。那时候齐国国都还保持着“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的景象。管仲带给齐国的商业繁荣在他死去100 多年后仍在继续。范蠡对他身后的两千多年而言，基本上成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既然是遁世就得低调一些，他带着家眷也没进城，就改了姓名，叫鸱夷子皮，在胶东那一带苦身戮力，耕于海畔，父子治产，没有几年就积产数十万。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做宰相。他干了几年就很感叹：“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于是就归还宰相印，散尽其财，分给朋友和乡邻，一身布衣，闲行而去。捐了家产后他一路西去，到了定陶，发现这是个“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好地方，于是又定居下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应时而动，据说还干了制造陶器的实业，没几年，“陶朱公”又名动天下，富可敌国。

　　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资本向土地流动，看来自古就有。范蠡似乎也遇到“富二代”的问题。他曾经批评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后来肯定也没教育好，因为史载，这个小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小儿子命没保住，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在财富传承方面，范蠡终究还是不错，“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可见，子孙还能传承家业，并且“修业而息”，也涉足资本运作层面。

　　子贡: 孔子的商业观

　　与范蠡同时，鲁国也有一个名扬天下的大商人，叫做端木赐，不过，大家一般都知道子贡而不怎么知道端木赐，其实是一个人，就是拜在孔门经常和孔子辩论让他很难堪的那个家伙，还经常鲜衣怒马招摇过市让颜回他们越发显得寒酸。这子贡出身商人世家，曾相鲁、卫两国，后经商于曹、鲁之间。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大概因为自己是个商人的缘故，老被孔子搞得很自卑。可又没什么办法，就套取孔子对自己商人身份的认同感。他对孔子表白：“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他说他不愿意别人强加于他，他也不愿意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要讲恕道嘛。但孔子就说了，你做不到。你是一个商人啊，还是个成功的商人，经商不就为赚钱吗？你有所赚必有人失，你还讲什么恕道啊？

　　这回答真是令人愤懑。子贡就一再追问：“赐也何如？”你就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吧。他问这话的时候，孔子刚刚评价了他的同学公冶长、南容和宓子贱，不止评价高，还有现成的实惠。

　　（孔子说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看到这个会说鸟语的年轻人已经到了“乐天知命”的最高人生境界，就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了他。孔子说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一个有能力又能够明哲保身的人难得啊，赶紧把自己侄女许了给他。孔子说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据说这子贱做单父宰的时候很有成绩，“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整天弹琴自愉，从不出门，就把单父给治理好了。孔子大概从这家伙身上看到一些尧舜的风范，都有点感动，就整天“君子、君子”的赞不绝口。一辈子在幻想中追求现实，一到现实问题上，夫子就自然流露出无为的思想来，真是道可道非常道。）

　　这子贡看这情形就很有些沉不住气，就迫不及待地问自个儿咋样。孔子这人内心里就不怎么喜欢子贡的张扬，就实话实说，不咋样啊，你，不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嘛。所谓子曰：“女，器也。”孔子早就说过“君

　　子不器”的话，就是说君子不能像一个器皿一般老放不下现实中的各种欲望。言下之意，子贡离君子之儒还差点，就是满脑子都是欲望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子贡刺挠人出了名，连老师也不轻易放过，就追根地问：“那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孔子看他要上劲，赶紧给人台阶下，说是瑚琏吧。就是古代祭祀时用来乘放粮食的器皿，都用玉做的，珍贵啊，实在是器中最为无比尊贵的神器。这对大商人端木赐的评价也够高了。

　　这大概是孔子对商人的最高评价。但商人毕竟言利，怎么也不能列入儒之行列。这个儒，在当时应该还是份不错的职业，干好了应该也有不菲的薪水。《说文》里就说了，儒是一种术士，即是那些精通六艺又

　　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那帮家伙。到了夫子那里，就成了一个学派，而且还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搞得很复杂。

　　子贡在范蠡离开勾践的时候曾经去过越国，我们很乐意相信，他跟范蠡至少有过那么一面之缘。大约就从那时候起，后世便把经商称为“陶朱事业”或者“端木生涯”。只不过，大商人端木赐被历史淹没在他老师的背影之中；而范蠡则让他的老师计然成为历史中一个模糊的身影。

　　著名经济学家计然，据说是山东人，但这连同他的身世一样，都已不可考证。传说他是老子的弟子，范蠡师从他学了《贵流通》、《戒滞停》等七策，只用了五策就帮勾践办妥了找夫差报仇并成为春秋霸主的理想，后来用了七策来经商，屡试不爽。当然，范蠡留给历史的高度绝不仅仅是技巧，也不仅仅是“进则能治国用兵，退则能齐家保身”的智慧，司马迁评价他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实在意味深长——孔子教育子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范蠡，却体现了“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富而有德——这，大概便是他的高度所在。

　　曹邴氏: 春秋时期的钢铁业巨子

　　据说管仲不仅把齐国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延绵数百年而不绝，到孔子时还对他景仰不已，连称“民到于今受其赐”。这商业一脉遗风不绝。就连汉兴之后，邹、鲁也有了“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当然这情形也是形势所逼，本来这“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人民都老实巴交，颇有桑麻之业，也没有“林泽之饶”这样的自然资源，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等到不行了，这才“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正应了穷则思变，变则通这一说。

　　而且那时候鲁地出了个大家，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比孔子还有号召力，曰曹邴氏。这曹邴氏是当时的钢铁业巨子，“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不止搞实业，还搞资本运作，应该是当时最出色的跨国公司。但很不幸，在这“巨贾”头衔之外，他还以“俭啬”留驻青史，“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真正是不放过任何一点“商机”，从商业眼光来看，也未尝不是一种美德。而他最具号召力的，是“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大家都学他去经商而放弃读书了。好在他是在孔子之后，否则，孔子就会越发的痛心疾首。

　　王戎: “竹林七贤”中的另类

　　中国的主流文化对商业的最后的一点宽容，也在西汉到来的时候，随着“独尊儒术”的推行，被董仲舒给扼杀了。自此“重农抑商”的思想笼罩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但商业以及商业精神的发展依旧在这种遏制中努力生长，从未停息。王戎在305 年死去之前，曾经梦想着和管仲一样在政治和商业上都大有作为而名垂青史。但他不会想到，他留给历史被人所津津乐道的，不是他一生所标榜的“竹林七贤”的名声，也不是政治家王戎，而是“奸商”二字。这位西晋大臣是琅邪（今属山东）人，他作为“竹林七贤”之一，据说神采秀彻，善清谈，但实在不怎么受欢迎。每当和阮籍、嵇康他们到竹林里闲游，他一迟到，阮籍就说：“这个庸俗的东西又来扫兴了。”历史评价的“七贤”中最庸俗的这一位实在令人觉得不堪。“苟媚取宠，热衷名利”不说，作为官商，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好像永不满足。他的商业头脑体现在他卖李子上，他们家有好李子，经常拿出去卖，但害怕别人得到种子，于是就常先把核给钻了孔后再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至今。

　　贺兰氏: 大运河畔的商业传奇

　　一定程度上，流通渠道决定着中国商业发展甚至商业区域中心发展的走向。直到近代铁路兴起之前，水运一直是这种走向的关键所在。自两汉至隋运河开通之前，长江便成为中国商业史的承载之地，而南京则成为商业中心城市。齐鲁之邦便因之式微，直到隋运河开通。而此后，齐鲁商业中心便西移至运河流域，至明代方达到春秋战国之后的另一个高潮。这期间，为我们所熟知的鲁商实在不多。唐代却有一个复姓贺兰氏的实在不该被忽略。这贺兰氏在任城（今济宁）依运河之利从事餐饮娱乐业，开了个大酒楼，名“贺兰氏酒楼”。后来这酒楼接了个有名的客人，大诗人李白，而且这一接就20 多年。公元736 年，李白与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迁居任城，“其居在酒楼前”，每天至此饮酒，挥洒文字，写下了许多诗篇。

　　贺兰氏酒楼就因明星李白经常光顾而名声大噪，生意兴隆。而且这一兴隆就几百年，只不过后来改了名字，成为传世经典，名曰“太白楼”。改名这事发生在李白去世99 年后的唐咸通二年(861 年)，吴兴人沈光敬慕李白，光临贺兰氏酒楼，篆书“太白酒楼”匾额，并作《李翰林酒楼记》，从此贺兰氏酒楼便改为“太白酒楼”，又历宋、金、元三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在重建“太白酒楼”时，以“谪仙”的寓意，依原楼的样式，移迁于南城墙上，并将“酒”字去掉，名为“太白楼”。实在无法探究这贺兰氏使用了什么手段把这明星效应做得如此轰动，又历数百年不绝，堪称奇迹。

　　其实，是京杭大运河成就了这段传奇。这一段的经济繁荣于明代方达极致。其时鲁商俨然成型，与晋商、徽商并起。

　　张启垣: 遥远的3000 年的回响

　　东昌府（聊城）依运河而于明清成为中国又一个商业重镇，与此同时，属齐地之周村成为中国商业繁荣的另一极，成为当年闻名全国的旱码头，并延续数百年而不衰。尽管我们现在以《大染坊》而知周村，但周村作为齐国几千年商业奇迹的延续，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力，兴盛于明清。周村以大街而闻名，最出名的是丝市街和银市街。丝市街原来是古老的桑蚕市场，每当收获季节，新泰、沂水、莱芜、泰安等地的蚕茧大量运到这里，等待附近丝业作坊的收购，明代时形成了固定的街市，丝店林立，顾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客商。而银市街在最兴盛时，票号有128 家之多，资本总额达600 万两白银。“济南、潍县，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辰。”与明清时代流传在民间的这句俗话同时流行的，还有这样一首民谣：“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锦缎。”周村纺织业明清时达到鼎盛，两个近代鲁商传奇人物，就在此基础上诞生。周村老街也因此成为中国工商业巨子的摇篮。

　　以“东方商人”孟洛川为代表的孟氏商业集团的商业巨头，以民族工业开拓者张启垣（电视剧《大染坊》中陈寿亭的原型）为代表的印染业先辈们，在风云诡谲的年代里，在风起云涌的商海征战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界神话。

　　清道光元年（1821 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挂牌，1835 年它的第一家分号——瑞蚨祥绸布店在济南开张，1876 年当时年仅25 岁的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投资8 万两白银，成立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次年，鲁商史上另一个传奇人物张启垣诞生。

　　1898 年，21 岁的张启垣在周村大街开了一家叫做东元盛的小染坊，业务是代客染丝线，不过六七人的规模。当时周村丝绸受舶来品的排挤，加上质量上改进不大，所以染丝业务不景气，于是又增加了染布的业务，加工洋布，主要是给洋布行的来料进行染色加工。由于洋布行掌握着染色加工的工钱，常常对染坊的工钱进行盘剥、克扣，染坊没多少钱可赚。张启垣琢磨要想多赚钱就要摆脱洋布行的束缚，于是决定自染自销，在来料加工的同时，自己买布、自己染、自己卖，这样收益果然多了起来。

　　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后，济南成为交通枢纽，商业日趋繁盛。1916 年，周村发生兵乱，张家举家迁到济南制锦市一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欧洲进口的货物减少，尤其是颜料，因为是德国货，价格猛涨。张启垣注意到济南的老百姓常穿一种叫“莱芜染”的深蓝布，但济南染坊没有“莱芜染”，该布用土靛染，一般染坊不好掌握，而且不受进口染料价格影响。于是决定增染“莱芜染”，结果销路很好。张启垣又

　　琢磨，市场上白布价高，旺季还难买，不如自己织布。于是采取自己买纱委托农户加工织布，然后自染销售的方式——由染坊而到自织自染自销再到后来的机器化生产，东元盛由此而进入一个长盛不衰的发展时期。期间张启垣拒绝与日商“合作”，保持民族气节的举动亦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启垣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他所缔造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的这个奇迹，并未因1942年他的病逝而终结，他的儿子张东木延续了这个奇迹。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正在当时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张东木回到济南，被父亲留在厂里，成了东元盛的少东家。他不辱父命，东元盛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健康、快速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木

　　当选为济南市第一任副市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捐献了一架飞机，成为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

　　张启垣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是深谋远虑和幸运的。而稍早于他的孟洛川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只能在自己的暮年，对那个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商业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渐失掌控力，而且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继承和掌控他的商业帝国。

　　孟洛川和张启垣都起于纺织业，起于周村。我们更乐于相信，这是古齐国的商业之风在遥远的3000 年后的一次回响，是3000 年后，那些弥足珍贵的商业的种子，在他们体内重新焕发生机。是的，这一切应该起于遥远的3000 年以前。

　　3000 年以前的公元前1045 年，也就是周武王二年，88 岁的姜尚被封于齐。在营丘（今淄博）这片荒凉之地，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齐地变成“世为强国”之齐，并迎来了几百年后管仲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商业繁荣时期。自此他赋予齐地的商业之风绵延不绝。就在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大力倡导桑麻种植、发展纺织业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个产业会成为几千年来延续齐国商业精神的重要载体。直到出现孟洛川和张启垣这些传奇人物。

　　孟洛川：中国商人的精神劫难

　　美国零售商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生前曾说：“我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它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

　　据晋代《搜神记》一书记载：青蚨形似蝉，产卵必须要依附着花草的叶子，即使是被人偷偷地拿走了它的卵，不管多远那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或者子青蚨的血“涂钱各八十一文，每市物，

　　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这意思是说，钱花出去，还能再飞回来，所以青蚨也就成了永远财源茂盛的象征。1868 年，年仅18 岁的孟洛川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孟家的资产，就是这个孟洛川后来缔造了一个名贯四海的商业帝国。接管大权后，这个年轻人首先将瑞蚨号改为瑞蚨祥，借助青蚨的传说，求得永远财源茂盛，更有祥云相伴、吉日当头之喻。

　　孟洛川在长达数十年掌管企业大权的时间里，以“以礼待客，才能以名得利；以德盛金，方能雄踞天下”的原则，演绎了一段东方商人的传奇故事。而在他的故事背后，在他的一生之中，我们试图寻找中国商人所共有的精神胎记。

　　1868 年，当年仅18 岁的孟洛川从父亲手中接过孟家的家业时，他不会想到在他的人生中，他将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这就像一个谜，谜底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才告揭晓。命运对他的打击开始于60 年后。

　　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1851 年，太平天国及河南捻军相继起事，自此社会动乱日剧，匪盗横行——这很像是命运的一种暗示，他在走过漫长的一生后，也将终于这种动荡。

　　1928 年，60 年前的年轻人早已是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瑞蚨祥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孟洛川似乎是为商业而生，任何对手都不能够让他低头，只是他所处的乱世，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他的巨大财富给他带来荣耀和奢华，同时也带来不测。就在那一年，他终于不堪当地土匪张鸣九的骚扰，而下决心花重金请军阀孙殿英前来剿匪。

　　他将用他的余生来为这次愚蠢的决定忏悔——他请错了人。孙殿英剿完匪，佯装退兵，却又派了两个团杀回旧军镇，将孟家的金银细软劫掠一空，并一把火把孟家的房产付之一炬。半年之后，他又盗了慈禧太后的墓，落得万世骂名。尽管从财富上而言这一劫并未伤到瑞蚨祥的元气，孟洛川仍深受打击。

　　这一变故，对78 岁高龄的孟洛川而言，更像是一场精神劫难，被孙殿英一把火烧掉的，不仅是他的房产，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中国人对故土、对宗族的强烈情感就物化在那些挺立在故土的深宅大院之中。据说孟氏家族几支，在外面挣了钱，都愿意回家盖房子，那些深宅大院都极尽奢华。孟洛川喜欢茉莉花，所以他的书房窗外天井里就种着上百棵茉莉，花开时节，成片的白色花朵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一直飘到村外。现在，他的上百棵茉莉，连同他的宅院都被付之一炬，这让他触摸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深深的悲哀，如果他还年轻，他还可以从头再来——他并不缺少财富，但他已经78 岁。这时候他才悲哀地发现，不仅这个乱世让他无能为力，年龄也成为他的劲敌。

　　中国人对故土的热爱背后还隐藏着一种不可理喻的情感，那就是对土地的迷恋。中国人对土地的神秘依赖几乎成为一种民族基因，这与民族形成之初对农业的依赖和几千年来的重农传统不无关系。但我们还是无法解释那种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的对土地的天生好感，即使商人如孟洛川，也不能摆脱，甚至表现得更加狂热。作家毕四海（山东作协副主席）这样描述孟洛川对土地的迷恋：他赚了钱以后马上回到家，到烟台去买地，到德州去买地，到济南府来买地，统统的变成土地。在烟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你骑马从章丘县城出发，跑到烟台，一路都不会跑出孟家地。他一辈子没有忘记买地，他最大的嗜好就是买地。然后每天晚上，他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许许多多的地契来看，当成最好的图画、最好的文字来看，这似乎是他最好的享受。

　　这让我们不难理解，当他垂暮之年猛然失去他的土地、他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他内心所遭受的重创。他确实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重新营造这样一个家园，章丘旧军孟氏自此飘零全国，故土盛况难再，只留下许多传说和传奇在断壁残垣中。

　　又10 年后，已经走近垂暮之年的孟洛川悲哀地发现，命运对他的打击并未结束。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这次灾难来得更加沉重，10 年前他失去故土，现在是他的祖国陷入炮火和硝烟之中，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彻底失去归属感？——沦陷和末世的精神劫难再一次降临他的内心。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追求他精神的归属之地，包括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皈依感。据史料记载，孟洛川属孟子的第69 代孙，作为儒家的后代，他却没有恪守儒家“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这让他诚惶诚恐，尽管他素秉儒家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并且做到真正“以德盛金、雄踞天下”。这导致一代大商人孟洛川曾数次到孟子故里邹城认祖归宗，却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这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却毫无疑问地带给他持久的隐痛。这一隐痛被10 年前他失去家园和如今他将失去国家的巨大打击所冲淡，却并未消失，并将伴他终生。

　　历史似乎正以这样一种传奇的方式暗示我们，在孟洛川的追寻中，他对宗族、对故土、对国土的强烈情感中的某种关联和相似，他始终是在寻找一种建立在对土地迷恋基础上的归属感，这似乎是一代商人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被延续下来，后来者担负起继续寻找的精神重担。每个时代似乎都有答案，却不尽相同。

　　1937 年后，商业在战争和侵略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商业规则随同炮灰一起消散殆尽。孟洛川已经看到他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的征兆，他第一次在商业上感到无能为力。强大的挫败感必定伴随他人生的最后两年。“七七事变”之后，济南沦陷，日本侵略者用尽各种手段掠夺中国的财富，勒令各绸布商将存货全部呈报，并限令定价。物价不断上涨，伪币天天贬值，很快，瑞蚨祥的流通资金便损失殆尽，营业日趋萎缩。此时，孟氏家族内部也纷争迭起，家族众多的兄弟子侄终日吃喝玩乐。几年之后，瑞蚨祥便告瓦解，一段传奇就此结束。

　　1939 年，当孟洛川终于走完他漫长的一生，到达他的人生终点时，他也没有能够回到他章丘旧军的老家，而是客死天津，那时候他心中是否还存留着无限惆怅和淡淡的哀伤呢？

　　19 世纪中叶曾7 次来华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说，山东人是中国人中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也曾不客气地说：山东人就其精神来说，能成为好官吏，学问也精湛，不太适合于商业。的确，遍考历史名人，大商人、大银行家、大实业家，大多与山东人无缘。但现在，历史被改写。

　　山东不出大商人，并非是由于山东人天生不善于经营，而是儒家文化长期禁锢所造成的。但所有这些，都在清代之后，开始改变。

　　从章丘旧军孟家孟洛川的瑞蚨祥到周村、济南张东木的东元盛，都在秉承齐鲁商人历史特质的基础上，更多地带有了时代发展烙印。他们同时又给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被我们称为新鲁商的风云人物提供了更多的优秀传统。我们会从这些风云人物身上看到越来越与时俱进的一面，同时会看到地域和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越发鲜明的一面。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