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7月，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解聘工作已经完成。校方大概没有预料到，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和闫浩老师的离开引发学生热议。“非升即走”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教师评价体系中学生的发言权有多大，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1994年，清华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

　　人事制度是现代大学内部制度的核心，“非升即走”也好，“多级分流”也罢，这类从美国舶来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尽管早在二十年前就引入我们的高校，对于建立教师激励机制确实颇有成效。但在行政化色彩浓厚的高校中，人们在潜意识里还是将高校教师视为“单位人”而非“社会人”，“非升即走”带来的鲶鱼效应难免引来争议。

　　通过“非升即走”等严苛的管理手段治庸治懒，当然无可厚非，但在制度设计上缺乏严谨、粗枝大叶，也必然会“误伤”能者。事实上，德国也借鉴了美国的“非升即走”等管理制度，但这项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复制”，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对考核对象的区别对待，对基础科目看重教学，对专业课程才看重科研。

　　然而，在我们的高校治理语境中，尽管多数教师岗位划分了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等三个类别，但在教师聘任上，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并无明显差异，往往是“一刀切”。像这次被“分流”的方艳华、闫浩等老师从事英语写作、微积分等基础课程，过度的学术指标，不但会分散教学精力，还可能从客观上助长学术研究滥竽充数的现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 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称为“工蜂”族。报告显示，作为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很多青年教师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有压力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实质意义的“***压力”。说到底，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应该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评价在教师考核中的缺失，教师在学术指标的压力下异化为“工蜂”，甚至因为没有完成科研任务而被赶下讲台，种种怪相显然是在教育本质上越走越偏。毋庸讳言，在行政化色彩浓厚的高校，管理者在权力幻觉的支配下难免变得强势，也很容易忽视教师的权益。在人事管理等方面，随意划定标准确定教师能力的高下，简单设定“非升即走”的流程，就难免出现。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时刻扣动社会神经。要培养优秀的人才，还得靠优秀的教师。激发教师队伍的活力，不单需要推动考核标准的科学化，更要切实尊重教师的个体权利，把教师能力评定权交给学术共同体，赋予个体更多发言权、决定权，而不是将他们视为任由行政权力支配的“工蜂”。
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