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著名经济学家蔡昉2013年《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蔡昉（2013）分析的时间、空间维度很广，立意宏大，把经济增长划分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或阶段，将中国的增长、衰落与兴起放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问题。

       而我所谓的中国经济的过去是从建国开始，未来也只是到2020年，加上阅读的典籍不多，因此所谈亦是粗浅的见识。近代史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清王朝衰落的同时正式西方国家工业化革命走向强大的时候。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政府开始寻求自强之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民革命，用ZF的话，是在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下，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之时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外欧美国家虎视眈眈，在内国民党退守台湾，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而且有美国作为后台。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政策是非常自然的。弱国无外交，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激发了富国强军的愿望。

       用林毅夫的观点来看，在当时中国把英国美国作为赶超目标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意味着资本充裕而劳动力短缺。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并不发达，需要政府出面强制资本积累，因此土地私有制只实施了三年就开始实行资产国有化、集体经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能创造太多就业岗位，甚至连城市居民的就业都不能满足，于是政府想出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严重阻碍了城市化，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如若不是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发出原子弹掌握了核武器，使得美英等国不敢轻易向中国发难，中国不可能平稳发展三十多年。


      1978年的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序幕，改革开放与政权的更替几乎同时进行，充分体现了新一代领导在执政理念上的差别。毛认为中国的主要忧患在于外，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需要用枪杆子来守；而邓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不能再以战时思维来考虑经济问题。在内，首先是土地联产承包制，充分承认了物质激励的重要性，发挥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想，依靠政府调节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是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外，不再采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开启中美双方会谈；在领土问题上不再采用武力解放，而是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促成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开启与台湾的对话，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破冰之旅，到后来实现两岸三通；习执政后积极出访欧洲、非洲等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经济上加入世贸组织，降低关税，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大量外资企业将加工工厂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用林毅夫的话说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进入沿海城市，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人口流动开始逐渐放松。现在除了北上广等大型城市外，都开放了户籍政策，取消户口制度提上了日程。


　　蔡昉（2007）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２０１０年消失，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再继续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在于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及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有两种，一种是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将国有企业全部改制，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取消国有单位、事业单位及公务人员的特殊福利待遇；另外一种是循序渐进的方式，对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继续实施补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及小微企业的发展，逐步取消福利双轨制。前一种方式的好处是改革迅速，见效快，缺点是容易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引起社会动荡；后一种方式可以实现平稳过渡，缺点是容易滋生腐败，继续扩大收入差距。因此，政府采取了温和改革和反腐同时进行的方式，如果改革得以按照计划于２０２０年彻底完成，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会再翻一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越居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整体上看，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关键的时间点都做出了及时而正确的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在今天我们承受了贫富差距扩大，高房价，就业难，反腐败牺牲了短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切都为经济实现软着陆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正在为远航蓄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