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首都特点和意义

（一）都城的选择和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意志。都城的迁移，是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考虑的突出反映。国际上看，1956年，巴西决定在巴西利亚建设新首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带动巴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为了更快推进现代化，将首都从京都迁至江户（东京），东京也很好地起到了日本工业化火车头的作用，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首都一般应具有的四个特点。历史上的都城应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处于能够号令全国、控制全局的枢纽位置；必须有十分便利的交通；在军事上应有险可恃，有比较有利的地理形势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经济发展、民族斗争等情况。首都在一定时期内是国家至少一个领域的活动中心，可能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的一个，也可能是多个；首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民族精神的归宿和寄托；首都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最富活力与创造力的地方。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会对首都提出不同的要求，同时影响着“首都圈”的发展。

（三）近现代的首都不一定是经济中心。封建社会早期，自然经济闭关自守，商品贸易很不发达，国家首都若不处在经济发达地区，便无法得以生存。而当运河修通，海运开辟之后，首都可以靠赋调、漕运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政治中心开始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现代交通开发以后，这种情况则更多。因此，现代首都必然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不一定必须是经济中心。近代北京属于这样的情况，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首都也不都是经济中心。

二、历史上北京的发展特点

北京从周初就已经是古蓟国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古燕国的都城。在战国燕昭王时代，北京地区初步形成以蓟城为中心的城市体系。秦汉到五代初，蓟城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自辽开始，北京上升为陪都；金建中都，正式上升为都城；元建大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此后，明、清两代都建都北京。

（一）北京成为都城具有历史特殊性。建都北京是军事、政治力量压倒南方的结果。唐以后，南北力量对比的这种新变化，势必使全国政治中心向北方转移。建都北京是北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京建都，标志着北方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局面已经开始。从全国来看，我国南北真正在社会发展和经济方式上相互接近，是在北京建都以后。建都北京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需要。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后迁都北京，既可得中原士人，有能随时从北方调运兵马，进可攻、退可守，做庭厦以虎视中原，是最理想的政治选择。

（二）北京发展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作为巨大的历史结合部出现。从自然环境看，它把中原腹地和北方草原连接在一起；从经济上看，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它是中原农业经济和北方畜牧经济的连接点；从民族关系上说，则是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的大熔炉。

（三）北京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在中唐以后，我国经济中心转移到江淮一带，从此产生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长期以来，北京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它的经济需要除靠河槽、海运外，还靠周围城市的补给和辅助。

（四）北京周围许多城市是在北京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比如，曹操开凿运河沟通海河水系，隋炀帝修通了整个大运河，从而造成天津地区的水上枢纽形势。当北京上升为都城之后，这个交通枢纽由于长期漕运而得到重视，天津这个城市便应运而生了。这就决定了天津主要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重大经济城镇。

三、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圈发展历程

“首都圈”是国外城市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名词，是指在一个国家都城的周围形成一圈放射形的城市。为了担当联络全国的重任，各国都城的周围经常形成一个辅助城市群，现代称之为“首都圈”。这些城市以都城为中心，受到首都的吸引和影响，由首都需要决定着它们的成长、发展以及功能；反过来，这些城市又辅助、影响着首都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中国的首都圈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历代王朝常在京师四周划一个很大的“京畿地区”，并设置许多城镇，担负军事防御、经济补给等不同任务，以保证首都职能正常行使。正由于北京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都城，它就会遇到以前建都多未遇到的新问题。因而，除了一般首都的共同特点外，它又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便对周围辅助城市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所以，北京建都的历史条件，也正是北京首都圈形成的条件。

（一）特殊历史条件的京城衍生出特殊的“首都圈”。北京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都城，遇到了其他都城所未遇到的新问题。一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与经济状况极不协调，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远离。解决这个矛盾，要求周围辅助城市接纳漕粮、管理河渠、承担海运、发展仓储，这就大大刺激了北京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涌现出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北京与天津一直息息相关、生存与共，没有北京就不会有天津这个北方大城市，没有天津则不可能长期保证北京的首都地位。二是北京建都后民族事务特别繁重。这是北京不同于其他古代都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出于这个原因，在北京北部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城市，专门负责或分担首都的民族事务，元代上都（开平）、清代承德就承担了这项政治职能。三是商业贸易活动空前繁重。北京是适应北方经济发展需要而建都，承担着南北两大经济区域贸易交往的任务，在南北经济往来中一直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作为都城，不可能完全担负这些任务，要求周围辅助城市分担贸易任务，进而出现张家口这样重要的商业城市。四是首都要求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北京在历代都城中战争最多，这是北京十分突出的矛盾。这就要求不仅从军事力量分布上，而且从周围城市结构和布局上加以变更，从而保证首都的政治、文化职能得以正常发挥。在北京城市圈的外围，又兴起一批新的重要军镇。西部以张家口为中心，联络东部的开平和西部兴和；南部以保定为主要战略门户，控制太行山诸径通道；东部的天津防守海上门户；东北部以山海关控制辽西走廊；北部以承德控制隆化。五是北京文化中心作用经常遭受战争破坏。建都以后，北京文化发展经常出现时盛时衰、时断时续的情况。但作为一个长期使用的首都，又必须保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这就要求在周围城市中有一个文人的避退之所。北京建都之后，这个功能是由保定承担的。明清两代，保定建立了许多著名书院。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为避免保守派的攻击，常把保定、天津作为提倡新学的创兴之地。就新文化发展来讲，这两个城市要早于北京。

（二）“首都圈”有两个层次。北京地区真正形成一个完善的、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是在建都以后。北京城市性质的巨大变化，对周围辅助城市的布局与功能提出了新要求。第一个层次是距北京一二百里之间的各个县邑。这个层次大体相当于元代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以北京为圆心，这些属县包括在一个大约200里半径的圆周之内。西部、北部的怀来、延庆、昌平、密云是京师重要防卫城镇；东部的蓟县、丰润、玉田是重要农产品供应地；东南的通县、宝坻、三河、香河、武清等地既是水运的重要通道，又为京师提供渔盐之利；南部的大兴、良乡、霸州等地既是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又是自中原通往京师的粮道和重要陆路交通线。第二个层次大约处于距北京三四百里的又一个圆周上。主要有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天津，它们处于北京的外围，本身颇具规模、功能各异，发展很快。它们与北京拉开一个适当的距离，使北京的防卫体系向外扩展，使首都得到一个便于经济相互接济的更大腹地。这些城市与北京有密切联系，对北京来说是卫星城，但在本地区又往往是小的政治、经济中心，甚至成为省府所在地，带动很多周围小县邑的发展，形成一个小体系。这些城市都以辅助首都为重要职能，又有不同的分工和明显个性。比如，天津是因北京漕运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交通和商业城市，担负着为北京接乃漕粮的任务，并以它特有的渔盐之利和近代工业弥补北京的经济不足；保定是重要军镇、文化辅助城市和北京农副物资补给地；张家口除充当军事要塞外，担负了对西北贸易的重任，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承德则在清代成为北京不加名号的陪都，分担着北京的政治任务和民族事务；唐山完全是为了适应京、津需要而派生的动力城市。首都圈第二个层次是最重要的，它们从各个方面辅助着北京，北京又提携着这些城市，影响着它们的发展。[ii]

四、清中后期“首都圈”第二层次城市发展的突出特点

（一）天津逐渐发展为北方重要工商业城市，还曾在政治上影响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各国在天津驻军增加，天津作为北京东南大门，之前这座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城市，守卫京城的军事功能受到削弱。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多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出现了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天津成为中国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基地，成为近代工业文明在中国北方的传播中心。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和租界建设，使其开埠后没多久已成为华北最大的洋货集散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中国第二大工业和金融商贸城市。天津工业的发展弥补了北京工业的空白，也使自己的产品得到了一个重要市场。清末的封建政府和后来的北京军阀政权，为了依靠帝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反动统治，经常把天津作为他们进行各种反动阴谋活动的“暗室”。“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北京表面上虽然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实际上经常受天津的控制和影响。

（二）保定对北京的文化辅助作用更加显著。突出表现在雍正十一年在保定修建莲池书院。莲池书院不仅直接受到北京文化影响，而且得到朝廷额外照顾，是北方书院之冠，是各地文人荟萃之所，乾隆皇帝曾六次来此视察。保定对北京的文化辅助作用，不仅表现在保存和发展封建文化方面，更突出表现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开展新文化运动方面。1902年保定开办新学，到1906年保定就有十来个高等学府，当时有“学生城”之称。新式学堂的建立又带动了其他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印刷出版业、新闻报纸等。“五四”运动以后，保定逐渐成为我们党在我国北方的重要活动基地，很好地配合了北京的革命活动。

（三）张家口的商业辅助功能越来越强。随着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和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商定俄国官方商队每三年可来京免税贸易，张家口逐渐成为对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康熙年间张家口的旅蒙业（即办理去库伦蒙区贸易屯栈、运输业务的行业）仅30余家。中俄贸易开展后，乾隆年间发展到100余家，同治年间达到350余家，光绪年间达到400余家。来自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茶叶、布匹、丝绸和手工业产品汇集张家口，骆驼商队在张家口组织货源集结出发，长途跋涉到内蒙古、蒙古国以至更遥远的地方去贸易，同时带回名贵的皮毛和土特产品。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列强进入张家口经商打开了大门。中俄《天津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的签订，俄国率先获准在张家口、库伦等处开设铺房、行栈，享受协定关税的特权。根据1902年签订的中俄《依露支条约》，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元宝山开放为通商贸易市场，张家口商业贸易环境有明显的改善，不但吸引国内各地商人来此经商，英、美、日、法、德等国商人也接踵到张家口开办洋行和公司。中华民国成立后，张家口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旱码头”。据《察哈尔通志》载，“张库汽车路修通后，市场更加繁荣，有大小商号7000余家，银号30余家，年贸易额达15000万两白银，其中年销砖茶三十万箱,输入羊毛一千万斤,羊皮一千五百万张之多”。

（四）承德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副中心。康熙四十七年热河行宫开始使用，热河进入了发展期。康熙五十年热河上营就已经是“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的大村镇了。康熙后期，为适应皇帝每年到承德避暑需要，承德开始大规模建设府邱宅院，工商业随之高速发展。清乾隆六年开始修建避暑山庄，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作为“塞外京都”出现。当时，清朝皇帝每年几乎有半年时间来此避暑和处理朝政，接见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节。清同治后，承德作为北京政治副中心的功能逐渐衰退。

（五）唐山是北京重要的辅助城市之一，也是天津的重要辅助城市。唐山的兴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它是清政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和洋务运动的直接产物，因煤炭开发而百业随之渐兴。由于唐山煤、铁资源丰富，20世纪初，唐山的发展直接产生于北京军阀政权的需要。唐山的发展是以北京政治变化为背景，但尤其离不开天津。天津在唐山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其筹划经营、进退斡旋之地，又为其提供技术力量和设备。京、津还是唐山早期工业产品的最大市场。唐山是我国建筑卫生陶瓷工业的摇篮，“启新洋灰公司”是我国第一家现代水泥厂，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发最早的近代煤炭企业，唐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山铁路工厂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工厂。

五、传统“首都圈”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一）忽视“首都圈”发展规律给京津冀地区带来深刻教训。建国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首都圈”被划分为几块，四周城镇一部分归北京管辖，一部分划归天津，大部分归入河北。政区的人为切割打乱了北京与周围城市的传统分工与联系。加上大家都想搞成“大而全”，闭关自守，自成体系，北京四周的辅助城镇又不愿充当“拾遗补缺”的“小角色”。结果，北京由于得不到这些城市的支援产生许多问题，这些城市由于失去北京这个最大市场而发展困难。同时，由于不注意保持各城市的传统优势，有的城市还相对萎缩（如保定）。而京津冀又相互争锋，各不相让。唐山既有动力，又近原料产地，北京却搞大钢铁；天津是传统的化工基地，北京又搞大化工。[iii]

（二）必须要加强对“首都圈”历史发展的研究。研究北京与周围地区和城市的历史，是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尽量从总体上和联系中把握各个城市与北京的关系。要把京津冀地区各个城市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找到他们发育、成长的内在原因，再对各个城市的不同特点进行研究，从共性回到个性。其次，要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交叉研究。进行纵向历史研究，为的是更好地认清城市关系上的时代特点；横向研究现存周围辅助城市同北京的各项具体联系，为的是清晰认识各城市的特殊优势，找到历史的借鉴。

（三）传统“首都圈”具有特殊性。明清以来，北京与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建立了功能各异、作用互补、协同发展的密切关系。京、津、冀由于政治原因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京畿要地，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功能服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首都城市群，有别于长三角、珠三角以经济链接而成的城市群。直到现在，天津与河北仍然为首都政治、文化中心提供了能源资源、农业、环境建设、安全保证、社会建设等众多领域的支持。相对其他区域，京津冀合作的历史更为悠久，基础更为牢靠。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现代化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以及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这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更加密切，推动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一体化，现在具有更现实的可能性，更方便的条件，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