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时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本着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现代化的关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悼念会上所说的“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精神，有不同的观点，就直接提出来和他切磋。

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20多年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我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在复旦的会上和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1.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2.中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任何人只要细读我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从《中国的奇迹》以及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和论述中，都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其次，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的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中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我分析、预测到，由于中国推行了双轨渐进改革，为了给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那么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凯的核心争论其实是在于：1.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2.是否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对于前者，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19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是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ZF清廉等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中国同样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中国。而且，《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时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 and Saks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的程度不比中国现在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么样？现在回头来看，苏联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中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