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复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的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前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则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在中国的转型的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地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维迎那样认为，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 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维迎等人会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像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中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不断在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那些以为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主张中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的制度转型还不彻底，按这种说法中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也都和中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和先验的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和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是，是内生于保护补贴违法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因此，让我更加相信中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