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的新发展

一、“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1]

由美国民主党和欧洲左翼政党执政的某些国家所信奉的“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根植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这种方法可以看成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它强调供给方面对失业率水平（自然失业率或者非加速的失业膨胀率，即NAIRU）的决定作用，忽视总需求、有效需求以及财政政策，它强调货币政策，关注经济政策的可信度（Brown,2001），并接受理性预期的假定，当“市场失灵”扩大时，支持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市场失灵”起源于外部性、公共物品的特性及垄断的存在。培训、教育等如果仅由市场决定，就会导致供给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出面，采取政府供给以及政府激励的方式，才能够解决问题。

“新凯恩斯主义”的八条要点（Giddens,2000;Hutton,1998）,被认为是支持“第三条道路”的，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第三条道路”的特征，这八条要点是：

（1）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自由决定的财政政策）能够很好地稳定市场经济。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能够对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作出充分信息的判断，在目前开放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更是如此。

（2）货币政策能被用作实现低的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取的，因为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对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起着导向的作用）[2],但货币政策不应被政治家所操纵，而应当由以“独立的”中央银行形式存在的专家（不论是银行家、经济学家或者其他专家）所掌握[3]。政治家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以长期的损失（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谋取短期的利益（低的失业率）。一个“独立的”央行在金融市场上也有较好的信誉，相对于政治家来说，它对低的通货膨胀有一种更强的使命感[4]。对由于时间不一致而造成信誉缺失的政策，被认为既不是最理想的，也不是可行的（Kydland和Prescott,1977），唯一可靠的政策就是使当局不能自由干预未来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模型里，从短期看，即使总需求的政策能够起重要的作用，但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政策也是最佳的。由于时间的不一致以及信誉问题，货币政策必须交由一个“可靠的”、独立的央行去掌控，而这个央行必须是以价格的稳定性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这一点必须得到明确。

（3）经济活动的水平围绕着自然失业率或非加速的通货膨胀率（NAIRU）波动，失业率在NAIRU以下（上），将引起高（低）的膨胀率。NAIRU 是一种和劳动市场的运转方式密切相关的供给现象。国内通货膨胀率（相对于预期的膨胀率）的根源被认为是由于失业率降低，低于NAIRU的水平所致。然而，从长期来看，膨胀和失业并不能相互替代，如果加速的膨胀被消除，那么经济就得在平均的NAIRU的水平运转。在长期中，通货膨胀被认为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幅度和利息率相关。货币政策，从而通货膨胀政策被央行家所控制。货币供给的控制并不是关键，主要是由于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会对受许多不确定性影响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产生作用。

（4）萨伊定律认为，有效需求并不会对经济活动水平的长期决定起到独特的作用，只有供给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本身和NAIRU相适应）。需求的变动会被抑制通货膨胀发生的利息率的变动所抵消（如果失业率降到NAIRU水平以下）。在预算赤字随商业循环变动时，这时财政政策只能起到被动的作用。预算（至少在经常帐户上）能够而且必须在商业循环间保持平衡。

（5）新古典的市场体系包括了“市场失灵”。由于外部性、公共物品和拟公共物品（在使用上不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以及垄断的存在，市场并不能够得到理想的结果。政策的结果是直接的，政府通过适当的税收、补贴及规则，对提供公共物品的私有者进行补偿，以纠正外部性问题，竞争的政策也被用来减少或者限制垄断的发生。这种思想，并不是只针对 “第三条道路”来说，它已经成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6）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决定，而不象传统增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依赖于外在技术的提高。人力资本被认为特别重要，由于公共部门是教育的主要提供者，而教育能提高人力资本，因此，公共部门被认为在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假定有综合规模报酬递增收益，但它包括了一些非私人占有的生产要素，如知识和信息，它们提高了潜在的生产能力，但这些通常不是私人能占有的。这些“公共物品”（技术意义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由私人提供通常会出现供给不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必须发挥作用。事实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指出了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和补贴方面，研发、教育和培训正在成为主要的形式。

(7)在“第三条道路”经济学中，它关注更多的是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不平等的可能性（Giddens,1998）。不平等被认为可以通过累进税体系以及再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通过教育和培训（初始赠与）、“就业能力”政策（包括劳动市场和雇用市场）、改变市场提供的报酬等方法，可以解决不平等的结果。除了国家最低工资外，几乎还没有尝试去调节由市场决定的报酬。象Giddens所指出的那样（1998，P.101），在劳动市场上，“主导者取走所有的部分”，意味着更大的不平等。但Giddens （2000）也注意到，“激励机制对于鼓励那些有才能的人去进取是很有必要的，机会的平等更容易产生不平等的结果”（P.86），尽管机会的不平等被认为会阻碍许多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按照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理应得到高的回报，但由于许多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方式的实现遇到了困难，但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就使人们放弃了对高等教育的追求。更多的机会期待着增加受到良好培训的人才，相对于未受过培训的人来说，这会降低受过良好培训的人的报酬。

（8）最后一个方面是关于全球化的。生活中，人们已经接受了和GDP有关的国际贸易率的增加（相对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增长率而言），接受了跨国公司对外不断增加的投资事实（实际上很受欢迎）（Giddens,1998,2000）。“第三条道路”指出，全球化已经在事实上排除了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产业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在这些方面被认为是排除了独立的国家经济政策。然而，国家仍然在发挥作用，尽管已有政府在远离国家的趋势，有时它呈现出向下的分散化（如一个国家中的地区），有时又呈现出向上的趋势（如欧盟），但政府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旨在为跨国公司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不管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不仅依据产业政策的转变以及“旧式”社会民主所信奉的凯恩斯需求的转变，而且从规则到非规则的转变，以及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场自由来看，全球化对政策前景的影响是综合的。“宏观政策的目标是保持低通货膨胀，限制政府借款，以及使用积极的供给政策培育和增加就业水平”（Giddens,2000,P.73）。“在一个全球化和科学变化更加迅猛的世界里，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现存的事业能够不断繁荣和适应环境，新的事业能够不断建立和发展”（P.16）。Hombach 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不但要求我们实现制度和政治计划现代化，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就业、价值、人口统计以及社会方式的变化是全球化的动力”（P.31）。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共识”

上面讨论的的“第三条道路”的前四个特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相联系。财政政策的作用在下降，货币政策的作用在提高，货币政策的重点已经变成了盯住通货膨胀率，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法，已不再局限于仅被“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所推崇，它在欧洲地区的实际运行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许多相关特征，已经在货币经济学及 “新共识”中得到了体现（Meyer,2001）。“新共识”正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但它又是和“新凯恩斯主义”方法相一致的，和前面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的前四个特征相吻合的。

“新共识”的要点可以用一个包括三个方程的简单模型概括，它们是：

(1) =a +a +a E ( )-a [R -E (p )]+s

(2) p =b Y +b p +b E (p )+s (须b +b =1)

(3) R =RR +E (p )+c Y + c (p -p )+c R

其中，Y 是产出缺口，R是名义利率，p是通货膨胀，p 是通货膨胀目标，RR 是均衡的真实利息率（也就是和零产出缺口对应的利息率，在方程（2）中，它表示一个不变的通货膨胀率），s （i=1,2）表示随机扰动。关于这个模型稳定性的检验并没有正式的实施，但假定由于随机扰动（即s 和s ）而造成的经济对均衡位置的偏离是稳定的，也就是假定模型中的经济波动来源于随机扰动，而不是来源于内部力量，例如投资消费的变动。方程（1）是总需求方程；方程（2）是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方程（3）是取代了原先旧的LM曲线的货币政策规则方程。这样，就有三个方程和三个未知数：产出，利息率和通货膨胀。该模型的特点如下：

第一，方程（1）和IS曲线相似，IS曲线来源于产出和需求相等。但是，个人的需求须满足效用的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由消费者预期的未来消费和真实的利息率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方程并没有涉及到政府的消费和财政政策的影响。

第二，该模型既有对滞后的调节，也有合理预期的成分;模型假定粘性价格（即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中的滞后价格水平）和长期时价格的完全流动性。在短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刚性。

第三，方程（2）中的E (p )代表央行的信用。央行忠实地显示自己的意图是为了获取和维持低的通货膨胀，这会影响人们对价格的预期，从而得到较低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就这个意义来讲，E (p )这一项揭示了可以通过产出，而不是其他的方法，有可能以一个相当低的成本为代价，去降低当前的通货膨胀。

第四，货币政策运行法则和决定通货膨胀目标（相对于实际通货膨胀而言）的利息率以及产出缺口相关联，也就是“政策”会对经济发展实行系统的调节，而不会只是一个外在的过程。货币政策是一个没有随机扰动的运行，但这种运行法则包括了有关通货膨胀目标的压力：当通货膨胀高于通货膨胀目标，并且产出缺口为正时，由方程（2）可以看出，它会影响通货膨胀率 ，利息率就会升高。

第五，该模型中货币是中性的，真实变量的均衡价值独立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是由货币政策（即利率）决定的。该模型没有涉及到货币的存量，因此，有人建议应在模型中加进第四个方程，该方程的货币存量由名义收入和利息率决定。

第六，在模型中，货币存量没有发生作用。King（2002）指出，“作为央行，它越来越关注于维持价格的稳定，越来越不关心货币的流动性。实际上，货币利率的降低已经显示出在保持低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成功”（P.162）。货币存量已经成了一种多余，由货币需求决定，但它却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的影响。

总之，上面的模型说明，通过对利率的调整，能够得到一个由零产出缺口和总需求、总供给共同决定的均衡。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会破坏这种均衡的实现：

第一，在确定利率时会发生错误。央行对均衡的真实利率RR （假定这样的一个利率确实存在）有不完全信息，它所盯住的真实利率并不一定等于a / a ,此外，还须说明在方程（3）中，并没有给出没有随机误差的假定。财政政策、投资者的信心以及世界贸易条件的变化都会影响a 的变化，因此将会导致实际均衡利率的变化，这就加大了获取均衡利率信息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政策失误的机率。

第二，国内利率与那些由国际决定的或者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帐户不相容。就利率均等而言 ，国内利率和国外利率的差等于汇率的预期变化率。尽管利率均等的结果，常以非经验性的形式出现，但我们仍然能够预测出国内利率（相对于国际利率而言）和汇率变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模型中的货币运行法则却忽视了汇率的作用。

第三，由a / a 决定的真实利率可能是负值，这就等于说储蓄和投资计划不会在利率为正的取值范围内相交。但总需求方程（模型中的方程（1）明确的假定了总需求和可能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以至于a 要比零大许多），并且有一个实质意义上的自动需求因素（否则，a 将是非正值）。

“新共识”关注于以利率形式存在的货币政策的作用，而不是财政政策的作用（虽然方程（1）中a 的变动可以表示财政政策的作用），它也关注于对需求通货膨胀的控制，而不是对成本通货膨胀的控制，这可以从方程（2）看出。正如Gordon(1997)所说，“在长期，每时每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过度的名义GDP现象”。供给变动会忽大忽小，超过自然增长或潜在真实产出的GDP的持续增长会引起长期的通货膨胀(P.17).“新共识”主要特征在于它一贯的坚持通货膨胀能够通过利率政策（使用需求通货紧缩）来得到解决，而且存在一个能够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真实可行的均衡利率（或自然利率），从而使得实际产出和最大产出之间的缺口为零。

针对“新共识”的通过利率政策能使经济实现供给和需求以及目标通货膨胀的均衡的结论，实际上至少存在六种方法能够推翻它：

第一，均衡利息率要么为正，要么为负，但它太小以至于不能够得到[5]。就某些方面来说，这和“流动性陷进”相似，但它们形成的机制是不相同的，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下，是假定证券利率很低（证券价格很高），鉴于购买证券会有资本损失，故没有人会去购买证券，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持有现金也能得到零利率，故零利率被取消，在这里，强调了等式I(r, Y )=S(r,Y )的失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解决方法，Y 是对应产出缺口为零时的收入水平。

第二，联系上文，利率对投资和储蓄可能只有很小的影响，因此，利率变量对调节储蓄和投资起不到什么作用。关于理论和经验对储蓄和利率关系的不确定性争论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关投资的经验性文章常质疑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作用，它主要强调利润作用以及能力作用。“在投资性文章中，尽管近期对新古典资本损耗作用的角色进行了一些整合┉，但仍然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现金流、杠杆作用以及其它资产负债表中的因素会对消费起着主要作用的观点”[Fazzarc,Hubbard,Peterson(1998),Hoshi,Kashyap,Scharfstein(1991),Whited(1992),Gross(1994),Gilchirst,Himmecberg(1995),Aubbard,Kashyap,Whited(1995)](Bernanke,Bertler,Gilchrist,P.1344)。这些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当代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如联邦储备使用的MPS模型，已经规范地对一些诸如借入限制以及现金流作用的要素等做了整合。”

第三，由央行制定的折扣率和影响经济决策的利率之间的联系是相当松散和不确定的。例如，长期利率会被认为和长期投资相关。

第四，均衡的利率可能会和外汇均衡不相容。如果恰如利率均等化定理认为通货间利率的差别和通货间外汇率变化的预期利率相等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一个相对较高的国内利息率，就会和贬值的通货相对应。

第五，由于信息的缺乏、目标的变动性和不准确等原因，央行无法计算出“均衡利率”。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均衡利率”等于a / a ，这些参数在此期间会发生变化。储蓄、投资、出口需求以及财政政策的变化，都会导致a / a 的变化。关于“均衡利率”的信息并不是轻易能够得到的，充其量只能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滞后，较为合理地假定基本参数能够被估计出来。

第六，央行（政府）不希望得到上面所定义的均衡利率。央行会把利率而不是通货膨胀目标率、零产出缺口作为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了货币储存增长率或外汇率目标水平。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实现，可以按照前面给出的模型进行分析和讨论。当模型存在扰动（S , i=1,2）时,就会引起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化，那么以利率变化形式的货币政策就会对它作出调整，这里由两个问题值得去思考：第一，在抵消扰动方面，利率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也就是，系数a 和b 的大小是多少。虽然不能够直接估计这些系数，但可以通过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模拟而判断出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变化的反应。在Arestis和Sawyer的另外一篇论文（Arestis，Sawyer，2002b）中，他们认为，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些系数是很小的，从对一些经验性数据的考察考察可以看出，它们是遵循下列规则的：首先，（至少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有关论文中）对利率的持续变化有限制条件。关于利率对汇率的影响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内利率和国外利率的差异将会导致汇率的持续变化），但人们对这种联系的经验有效性持有保留意见。其次，就欧洲地区的模型来说，当利率对总需求产生作用时，就会引起投资率的一个实质性变化，这说明利率变化有持久效应，投资也因此使资本存量的大小发生改变。最后，利率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是很小的，利率的一个百分点的变化，预计五年以后，一种情况下会引起0.14个百分点价格水平的累积性下降，其他情况下则是0.76%，而通货膨胀率最大会下降0.21个百分点（P.15），利率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也很小。

尽管会受到随机扰动的影响，但经济仍然会保持稳定，就这个意义而言，货币政策的前景是狭窄的。假定这些扰动很小，并且是非连续相关的。如果扰动很大，并且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根据模型中参数的变动，就更容易实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新共识”模型认为宏观经济本质上是稳定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干扰来自于随机扰动，这些扰动很小，且非连续相关。模型中没有提及大萧条或严重的经济衰退会发生，而凯恩斯主义至少承认存在大萧条的可能性，并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已经经历了三次严重的衰退（例如联合王国的1974/1975 ,1980/1981,1990/1992）。

在上面的模型中，当存在随机扰动时，产出是在趋势水平附近波动的，它没有明确的提及失业率。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欧洲的产出等于或高于趋势水平，且和高失业联系在一起（例如，西班牙超过12％，法国10％，德国接近10％），“新共识”模型认为，达到产出趋势率的水平是最理想的。模型中经济政策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来指导经济实现产出趋势水平，并认为此时的通货膨胀率为定值。

结论

我们试图探寻“第三条道路”经济学的内在机理，认为它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它的货币政策和“新共识”的政策含义不相同，它没有给出产出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在处理较大范围的宏观经济下滑、调节严重的失业水平以及对付高涨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由于经济的成本方面引起的）方面，货币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1]这一部分主要参考Arestis和Sawyer(2001a,2002a) ,也参照Arestis和Sawyer(2001b)的章节，它包含了十二个国家左翼政府的经历。

[2] 实际上在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没有完全一致的关系，Ghosh和Phillips(1998)发现它“相当令人吃惊┈在这些变量之间完全一致的的关系已出现了”（P.672）,运用大量有代表性的覆盖了IMF国家在1960－1996期间的集合，作者得出了“在通货膨胀和增长的关系中有两个重要的非线性，在非常低的通货膨胀率下（大约每年为2％－3％，或者更低），通货膨胀和增长是正相关的，否则，通货膨胀和增长是负相关的，是凸的关系，因此，与从10％到20％的通货膨胀的增加相联系的增长的下降，远大于和从40％移动到50％的通货膨胀相联系的增长”（P.674）。然而，在这一点上，从正到负的非线性变化很值得研究。

[3] 也有人主张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比政治家更“保守”（他强调低通货膨胀，忽视失业率水平）（Rogff,1985）。

[4] 参考Forder (2000)对信用概念的广泛讨论及评论。

[5] 这个讨论参照了央行利率。它假定贷款利率高于央行利率，并且贷款利率和投资决策相关。假定银行增加贷款面临风险，那么就可以假定有一个最小的贷款利率水平，低于这个水平的利率，银行就不再愿意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