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凯...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

他的文章中你可以感觉到.人存在的力量...

我们是活着...但大多数人是不用眼睛的..小凯是去了.但他留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

斯人远去.. 逝者如斯啊..

让我发些评价他的贴. 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他..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煟1962年牐犖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尽Ｔ诮蛹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

悼　小　凯 by 张五常

杨小凯谢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是非常严重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他接受了，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是当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关系。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沉痛悼念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 阅读次数　3396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经济学教育家，我们尊敬的杨小凯教授因肺癌医治无效，于北京时间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去世，享年55岁。 　　杨小凯先生曾经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他提出和研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杨小凯先生近年来关注中国的宪政建设，他的观点坦率、深刻、令人瞩目，具有重要影响。 　　值此先生远行之际，本站辑录了数篇先生在经济学和宪政方面的重要文献和青近军君的一篇记叙之作，寄托我们的哀思。 　　呜呼！昊天不吊，哲人其萎。览遗籍，哭斯人。惟薪尽而火传，将斯文之未丧！ 　　杨小凯先生永垂不朽！ 　　附：青近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 　　2001年4月24日上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詹·布坎南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身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当1998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然而，詹·布南坎与审稿的学者们却一定没有想到，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 　　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年他在一中初 78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倒十足象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要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 　　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已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开初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 　　1967年2月4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 　　 　　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 　　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结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 　　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年2 月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 　　 　　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年1 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 　　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XX、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 　　 　　这周XX，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 　　 　　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 　　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47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 　　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杨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 21岁。 　　巨大的灾难也落到了杨曦光的全家。因为康生在其讲话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指示，所以，杨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饱受冲击批判的父母，便又成为了秉承康生旨意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而，这两位于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厅级领导干部的老人，在他们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黄、张、周的余蘖”与“走资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顶“省无联黑手”的罪名。 　　 　　“四人帮”垮台后，杨曦光的双亲理所当然地被平反与昭雪。只是，当杨曦光走出那个暗无天日的劳改农场时，他却再也见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亲了。此后，他也只能用自已对新的事业的不懈努力、拼搏奋斗，以祈报答自已无以回报的母亲了。1998年，当杨曦光出版标志着他事业追求的一个里程碑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便在该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赤子之心孝子之情，跃然纸上。 　　 　　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象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终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却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已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象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侯，人格的力量，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罢了。 　　 　　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炼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1978年4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达之流，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之流“钦定”的“反革命”，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1979年，他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 　　 　　至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回到中共与“人民”的队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权力官位。而前中学生的杨曦光却还得不到他应有的人生权利，哪怕当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原因何在呢？ 　　看来，与“英明领袖”有关。因为，他也是当年杨曦光“问题”的始作佣者与处理者。 　　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与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 　　在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逐渐消失后，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1983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终于，仍由中国最高当局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 　　 　　中国的政治风云，虽然在杨曦光的面前又展现了光彩，但他却对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国政治，已有着了很多的冷静认识，他不再是一个对国家只有热忱和肤浅理解的红卫兵思想家。毕竟，长达十年的狱中思考，以及对大量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使他对自已今后的人生定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既然政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经济，那么，“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最终解答，也许就将由经济发展的方式与速度来说明了。 　　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热忱，甚至是狂热的情感。而经济学术的研 究，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头脑。已过“而立”数年的杨曦光，终于，作出了无疑是正确的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红卫兵思想家的杨曦光便成为了历史，而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则又站到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开端。 　　 　　于是，20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 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 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这样的一份履历，在当今的学术界众多的才子群中，也许不是很值得来夸耀与赞美。但，当这一连串的轨迹竟是由一个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所“犁”出来的，并且其成果已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队列时，对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杨小凯深深表示一种敬意！ 　　杨小凯，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 　　他也是长沙市一中的骄傲！虽然该校杰出的校友名单中，已有了毛泽东、朱容基那样的伟人高官。 　　我们相信，已往能够创造令人嘱目成就的杨小凯，完全有能力与机会再创人生辉煌，在经济学的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有希望摘取那经济学新阶段皇冠上的宝石的优胜者。 　　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一个曾经能将黑暗的铁屋子都砸破一个大“洞”的人，对他今后可能创建的成就的任何评论与猜测，相信都不会是一种毫无根椐的“唯心”与信口开河。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 　　上传时间： 2004/7/8 　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 　本文由法律思想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是小岂..写的文章..虽说是经济学家..但他的视角决不是固定的模式.他用经济的方法关心我们的社会..

我是学法学的.虽读书10多年...像这样的文字,读来真是提葫灌顶这感.. 值得品味与收藏..毕竟,这样的文字是很难在正规的学术刊物上发现的..

希望学社科的朋友们..看过来....你不会失望的

基督教和宪政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和宪政。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 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与我信主的过程有关。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我就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叫做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那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我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我默哀，我祈祷！我为中国有过这样的经济人而骄傲，杨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也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中国的未来是我们自己的，只有 中国人才有权利，有能力解决它，享受它。加油，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

哀悼一下！怀念一下～

哀悼`怀念

他是我喜欢的经济学家,我是一个本科学生读的书不多,可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属于中国的经济学界,我真的感到骄傲.去年突然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真的伤心万分~逝者如斯,后人更应努力,

安息

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杨小凯先生仙逝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有的人去了，但他还活着。

对已去的人最好的悼念就是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

作为继承一代的我们更应该努力！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学术造诣，造福于人

唯有基督一事，后辈不解。

感谢前辈艰辛，后人受益

天上太阳 地上绿树 我们的身体在大地诞生 我们的灵魂来自于天上 阳光及月光照耀我们的四肢 绿地滋润我们的身体 将此身交给吹拂过大地的风 天上陨落一颗星

杨小凯著作与精神万古长青

沉痛悼念 杨小楷先生～！

杨小凯的思想光环强引领我们继续前行

小凯墓碑

小凯的去世，真的很让人心痛。但是死者已矣，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继承他的遗愿，好好学习是我们纪念小凯的最好的方式。

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