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13日 21:56
来源：凤凰卫视

原标题：“好为人师”高西庆

高西庆：我不想讨好什么人，我觉得重要的是把真理弄清楚。

解说：资本市场里，他几番大起大落。功成身退后，他只愿教书育人。

高西庆：对年轻人我总是很愿意跟他们多说一点。

解说：《名人面对面》，“好为人师”高西庆。

许戈辉：你为什么参加过很多学校的家长会？

高西庆：我自己的孩子，妹妹的孩子，弟弟的孩子。

许戈辉：你妹妹的孩子你也去参加家长会？为什么啊？

高西庆：因为第一我有兴趣，第二他们觉得因为我是长子，长子如父，所以家里的事都我管。我们家下一代七八个孩子，都是我管，那孩子很不高兴，孩子都怕我。

许戈辉：是吧？

高西庆：对。

许戈辉：他们以后才能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高西庆：是啊，我老跟他说，我说等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只能到我坟前去流几滴眼泪，只能这么说。

许戈辉：对。他们会觉得说祖上积德，自己的亲戚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教育界的高人。

高西庆：不敢说教育界的高人，反正我还是比较好为人师吧。

许戈辉：今年61岁的高西庆，有一份非常漂亮的履历。他曾经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之一，美国杜克大学的法学博士。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参与创建中国的股票市场，后来官至证监会副主席。在职业生涯的后期，高西庆又转行投资，退休之前，他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中投公司”的老总，掌握着上千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我曾经多次在一些重要的会议或者论坛上见过高西庆。不过有一次，他的形象非常特别，当时他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可是当他上台的时候，一只胳膊却打着绷带，挂在脖子上，那个形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解说：高西庆酷爱体育，他不光喜欢骑车、登山和难度颇大的单板滑雪，还把这些爱好传给了自己的孩子。高西庆经常和儿子一起在野地里滑雪。不过，对他们父子来说，滑野雪还算不上最具挑战性的运动。

高西庆：我们每年要好几次带他们出去，每次大假期带着。比如我们几家人一块带着六七个孩子穿过整罗布泊，罗布泊是每一滴水，每一滴油，每一口饭都是自己带着。你要是万一没了，只要迷了路，你死在那了，准死无疑，因为那个地方是完全无人区，任何东西没有，我们五天时间里只见到了一个生命，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蜥蜴。

前几年，从博鳌骑自行车骑到三亚。200多公里，中间那两天正刮台风，中间一天风实在太大，树都刮倒了。头一天骑了90公里，第三天骑了100公里。孩子还有八九岁的孩子啊，那走不动了，走不动，稍微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继续走。这个我说你城里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事呢。然后有好多的，平常你周末了你干什么，上山爬山去，上不动了，上不动了继续上。再上一百台阶给你什么奖励。

许戈辉：这个确实是对这些孩子是有作用的。

高西庆：有很大好处。就是说他碰到了这一类的事，需要能够坚持继续咬着牙再差一口气。觉得哎呀我一定完了完了，不行了，不行再坚持一下，不行再。就是毛主席当年说过一句话，说很多胜利都产生在最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觉得这对很多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解说：高西庆觉得，“受苦”是一门必须的家庭教育。

高西庆：3岁看大，7岁看老。这个阶段就是两三岁到七八岁这时候，太重要了。就是至少要让他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有愿意吃苦的精神，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他这时候他不愿意吃苦，他干什么事都愿意挑那个更容易的路走的话，再往后面就是真的不大容易。

解说：44年前，17岁的高西庆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参加襄渝铁路建设，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高西庆：我们当年修铁路的时候，我好几次干活，当时太阳晒，扛着几百斤重的石头，几次就摔在那儿就起不来了，休息两分钟起来继续干活，没有什么说的。因为饭也吃不饱，但是你就继续坚持。我们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得给党献礼。春节三天假，三天连轴转72小时，他们就老说我一天一夜没睡觉，我说我曾经三天三夜不睡觉，在我的历史上最少有个四五次。

解说：和高西庆一起，从西安出发去修铁路的有二万五千名中学生。他后来说，在他们那个年代选择不多，他们只有“好和坏”两种选择。相比于哥哥姐姐们下乡插队，修铁路，显然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高西庆：所谓中学生，我们其实没上过中学。但是中学我们就是跳忠字舞，挖防空洞，斗争老师什么这些，学毛主席语录。两年，然后就得下乡了，结果下乡就是修铁路，大家都很高兴人人都想去，为什么，觉得至少是一个工作。

解说：每个月工资拿到手，只有13元钱，付出的体力却几乎没有尽头。对高西庆来说，这些都可以接受，最难过的是填不饱的肚皮。

高西庆：大家都干极重的体力活，都吃不饱饭。因为它是定量的每顿，所以那几年大家充分的体会唯一就是一个字“饿”，饿得不得了。

许戈辉：你有没有因为那个脑瓜比较灵光，就会偷懒一点？

高西庆：我因为脑瓜差一点，所以我其实干的活更重，吃的饭更少。为什么，我有相当时间当班副。你知道在部队里是有这个规矩的，每次打饭都是由班副去拿，班副分。我当班副的时候，我要给别人分饭，所有人就盯着你那根勺子。我要给别人一个一个打完了之后，我自己最后拿。所以我的那份饭要明显的少于别人，人家才觉得你公平。

解说：修了3年铁路之后，高西庆调回了西安的工厂，又顺利去了北京，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又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硕士研究生之一。即便到那个时候，高西庆还是愿意“自讨苦吃”，帮助学校教工，干一些重体力活。

高西庆：外在的环境早期受罪、受苦，这个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苦要受到恰到好处，受了太多的苦呢，就变成一个彻底悲观主义者，这个也是，我也见到很多例子。但是，我说我就特别庆幸，我说我受了很多苦。但是我受的苦呢，都没有长到使我最后对人性产生最终的怀疑。

解说：在北京外贸学院法律专业硕士毕业之后，1982年，高西庆身上揣着17美元，赴美国深造。一年之后，他进入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学博士。那个时候，旧金山机场外，一边8车道的宽阔公路让高西庆惊讶万分。律师事务所里，实际用到的国际商法，与他在国内学习的内容也是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就连大学里的第一堂课，也给了高西庆巨大的冲击。

高西庆：等我去了杜克大学之后，头一节课，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本书，我说我怎么没书啊。然后老师一上来马上直接就点一个人名字，谁谁谁你给我回答，关于什么什么，就说到一个案例里面的具体情况，说那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我都傻眼了。我说哎哟你们怎么知道，我问旁边的人，你怎么有书啊。他说是啊，买的。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你没接到通知吗，早都有了所有人。学校里面有那么一个公告牌。你被认为你应该知道的，应该到那去看。然后说，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去下节课要看多少书。我这时候才慢慢体会到，美国人他这个教育方式是对于个人的能动性，是比我们这个发掘得要深很多倍。

许戈辉：我们以为美国的教育会是很宽松的，大家玩着就已经毕业了。可是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考可以有很多次机会来考。但是你进去以后，行不行那就看你自己了。

高西庆：他把这个压力内化了，因为一个人对自己总得有一定的压力。当然了它那个社会整个结构它的生活哲学就认为你不能，你外界人不能给人太多压力，包括父母在内。

许戈辉：内化的前提又是给你充分的自由选择。你去学什么专业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怎么学你可以自由选择。在你自己有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但是让你自己给自己加码。

高西庆：这个很重要在哪呢？我把社会管理和家庭管理是等同来看的。在家里我们基本原则就是，你要做什么事，你想好了，你的选择，这些选择在这儿你选择。选择完了，选坏了别抱怨我。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ZF官员基本上还是用父母官的心态来管。你何不把这放开说，你选择吧，选择都给你，将来出了错那是你的事，别抱怨我。这样你ZF没有这么多，你用不着这么多官员了。小ZF大社会就这么形成的，ZF官员少了，你不可以提高ZF官员的工资了吗。ZF官员有了体面的工资不是用不着贪污了吗，是不是？

许戈辉：说起来好像很顺理成章。

高西庆：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解说：美国式的教育，给高西庆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出了难题。不过，这也让他渐渐明白，凭借他本来就擅长的吃苦，努力和乐观的精神，在这里，同样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高西庆：在美国上法学院苦不堪言。我当年我跟教授谈起来，我说我比别人苦，因为我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那教授就笑了说，别跟我说这个，法学院这门语言对所有的美国孩子是一样的。跟你是一样的，都是外语，普通美国人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什么。后来他给我举例子，就我写的论文。他把我那个论文拿出来，挑出几个词，这个词你现在拿着它，到达勒姆，就是那个城市的中心。你在那儿，城市中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就会有银行家，这些律师在那来回走。你在十字路口你去问，我给你保证十个人里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你写的是什么，这个词他懂，就算好的。他说这些东西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了，大家都得努力。当时听了我就很受鼓舞，因为我原来怕我比别人差很远。

许戈辉：对，你后来发现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高西庆：其实大家差的不那么远，而且等我努力完了，最后等考律师的时候那一天，总共有950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考试。

许戈辉：这样的。

高西庆：那个桌子大概有，我估计大概有个两三米长。桌子两头一头坐一个人，那个屋子就整个一看出去那个非常壮观，那桌子摆着。跟我一个桌子那个人很糟糕，差不多2米高，从头到尾考那两天一直在抖。他抖的时候那个桌子全都在抖，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感觉，一直整个桌子就那么抖。

解说：在当时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高西庆是第一位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人，而且迅速获得了华尔街的工作机会。1988年，他又放弃了这一切，成为了最早的“海归”之一。留学的几年时间，高西庆最大的收获在于开阔了眼界，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看待问题。不过在骨子里，他始终是个中国人，土地和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