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要有新思维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改革肩负着为中华复兴、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基的历史使命。前不久笔者写了一篇长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进了2.0 时代》，探讨了改革的总方略。现在我们转个角度，具体研究国企改革的问题。显然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依然是重头戏，决定着改革大局成败。本文分三部分：一、国企改革的真正阻力究竟在哪里？二、股份制改革成功了吗？三、国企改革要有新思维、新的着力点。

一、国企改革的真正阻力究竟在哪里

当下有一种最流行的观点，认为国企改革的阻力源自既得利益集团。显然此论内含的推论是：现有关于国企改革的方略、指导思想、具体措施都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问题出于外在的阻力，不在于国企改革本身。哪现实究竟怎样呢？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反思了。不然的话，就不能破解当前的困局。实际上，国企改革的真正阻力不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众所周知，邪不压正，在正义之神面前，任何邪恶势力都不堪一击。可见此论完全是自欺欺人，自己吓唬自己；并自陷于绝境，无力自拨。事实上，国企改革的真正阻力源自现有的指导思想理论出现问题了。即现有的指导国企改革的理论纰漏百出，招来了多方质疑；并且现有的国企改革大多事与愿违，加重了质疑的力度。这就形成了巨大的阻力，促使改革无法沿着预设的路径进行，而不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阻力。

众所周知，现有的指导国企改革的理论有三大部分：理性经济人假设，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

实际上，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描述了人类的部分本质，并非全部，有以偏概全之嫌。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有其存在价值；但若以其指导实践，后果不堪设想。众所周知，人生价值是二维的，即包括物质性人生价值和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人之所以区别于野兽，正因为有非物质性人生价值。实际上这两种人生价值可简化称之为利和义。利属于人的自然性，而义属于人的社会性。可以说利和义的某种动态均衡就构成了人性的本质。当然笔者并不认同孟子的纯义观，而否认利的意义。其实利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但义独自拥有调节人类社会的功用，是人类群生性和社会和谐的基石。人类社会的基本守则：公平正义也由此演生。

而具体而言，人性本质除表现为理性经济人之外，还表现为权力人，和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可见理性经济人和权力人只属于人类追求物质性人生价值的范畴，不是全部。如果沉迷于理性经济人，必然毁掉了社会伦理道德，致使人性兽化。

科斯的产权理论的确视角独特，非常简单明了，在逻辑上非常优美，但进行了高度抽象化。即把企业简约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函数：以利润为因变量；而只有唯一的自变量--制度、特指所有制制度——产权是否明晰？那么这样的简化合理吗？是否扭曲了事实？回答是肯定的。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中，企业被简约为以利润为因变量，而资本和劳动为自变量的函数。而科斯对此更进一步抽象了。这样企业成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实体。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这被奉信为千古不变的宇宙真理。民企由于产权相对明晰，企业利润与经营者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更有理由认为民企更能追求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民企优于国企的逻辑所在。即其逻辑依据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任空臆造。

那么事实又怎样呢？实际上，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组织，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组织。就社会而言，企业是社会生产力的有机体。而在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一铁的现实被抽象掉了，企业的生产功能被简化于资本中的固定资本里面，即把生产技术、设备、机器等等统统内化于固定资本里面。通过这样的抽象之后，自然可以认为生产力可以通过市场购买了。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力是可以通过市场购买的。当然，就单个企业来说，此论的确没有大错。即在现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大部份的生产技术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当然一流的技术和创新创造力还是买不来。但就一个国家来说，社会生产力必须自生，至少核心技术必须自生。有人会反驳说，不是可以引进吗？中国当前的大部份生产技术不是引进来的吗？当然可以引进，但引进来的只能是二流、三流，被外国淘汰了的技术。可见单靠引进，只能应急，不是长久的治国方略。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创造一流技术，永远受制于人，不可能复兴！

斯密的“无形之手”作用原理也一样优美，但和现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实际上，斯密眼中的世界是这样：生产主体尽是手工作坊业主；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同质性，即规模同质、产品同质、谁也没有定价力；因此在分工协作下才能达到最佳的景况：人人最大化了收益。但进入机械化生产后，马克思看到了另一情景：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人吃人。难道马克思出现错觉吗？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天欧美市场经济体系相对运行有效有序，但这完全拜马克思之赐。即在马克思《资本论》问世之后，人类对资本的本质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进而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诸如，工会组织、个人累进税制、高比率遗产税制等等。可见今天欧美这样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是经过“社会主义运动”洗礼后的产物，即在“有形之手”强力作用下的产物。

可见这三大理论虽然有优美的逻辑，但由于过度抽象，完全背离了现实，只有理论上的意义，没有指导实践的功用，相反还有误导作用。因此要顺利推进国企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股份制改革成功了吗？

从上文论述可知，这三大理论虽然有优美的逻辑，简明的结论；但由于它们本身过度抽象化，已经远离真实世界，只有理论价值，没有了指导实践的功用。但非常遗憾，这些理论曾获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奉为金科玉律，用作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市场化、股份制化，甚至认为一市场化、一股份制化就灵。不明白市场经济要有序有效运行，必有相应的支撑环境。更详尽的论述请见笔者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而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制度的股份制更加需要有精细的相应的互助性的制度安排。可惜这些都被或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后果可想而知了。总之，要想打破国企改革的僵局，必须不断反思、总结，不断修正错误，不断增强认知力。

现在我们一起来追问：股份制改革成功了吗？众所周知，我们曾把希望寄托于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之上，并把崇高的名誉献给了作为股份制改革的首倡者厉以宁先生。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有了可能、也有必要对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进行检验了。众所周知，中国金融业是股份制改革最深入的行业，我们只要认真研究目前我国金融业的运行绩效，就能回答“股份制改革成功了吗？”这一问题。

据香港《东方日报》8月20日报道，从中国银行的半年报显示：不良贷款在上升。而中国银行副行长张金良称，内地银行业均面对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股份制改革时已经大量对冲了不良贷款，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一问题又死灰复燃了。这就表明股份制改革并未能使中国金融业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而前不久国务院曾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推进了十项相应措施。从另一侧面来看，这也充分表明我国金融业存在十大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选择几项来分析。

其中第二项措施：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第三项措施：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不必要的环节，整理层层加价行为。理财产品资金运用原则上应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第四项措施：清理整顿不合理收费，对直接与贷款挂钩、没有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一律取消。规范担保、评估、登记等收费。严禁“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行为。第八项措施：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行为。

显然我们能从这些措施中，不难发现中国金融业存在如下的一些问题：一、金融市场无秩序、运行无效率；二、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三、没有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四、金融企业的局部利益已经背离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五、商业银行单纯追逐利润目标已经危及了国家利益。等等。

显然股份制改革的初衷是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剥离社会负担，并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但从目前看来并未能实现这些初衷，并且造成了商业银行单纯追逐利润，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实际上，中国金融业问题的根源都来自存在内部人控制，一切问题都由此化生。而股份制改革不仅未能破解这一问题，而且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因为股份制改革后有效地隔离了政府的必要干预。记得朱总理当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时，能立杆见影，非常成功。而后来的相应调控却失效了。原因正在于发生于金融业股份制改革之前和之后有不同的金融环境，形成不同的调控传导机制。如果我们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必将越改越乱。总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破解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我们在下文将研究内部人控制问题。

三、国企改革要有新思维、新的着力点

综上所论可知：如果国企改革仅仅局限于明晰产权，局限于转型，必然没有成功的希望。当然如果不惜借私有化来摧毁国企，那又当别论。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企固化了现有社会生产力，如果被摧毁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这样的生产力水平。这就是俄国式转型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本原因，即俄国在私有化中，伴随着大幅度的衰退，原因在于私有化中造成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因此我们必须正面这一问题，即改革并非都能带来红利。总之，国有企业改革要有新思维，即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解决现有矛盾问题为出发点，走一条不断完善的历程。

那么我们要有怎样的新思维呢？怎样的着力点呢？笔者认为国企改革新的着力点应在于：一、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培植企业创新力。二、破解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以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本文只深入讨论第二个问题。

何谓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实指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中的代理人。而委托人和代理人是现在企业组织理论中一对概念。相对于委托人，代理人没有所有权和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实施权；不然就越俎代庖了，甚至侵夺了委托人的权益。而内部人控制是指企业经理层、或企业职工集团，篡夺了企业的决策权，在经营中违背了委托人的意愿，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给委托人带来灾难性后果。显然以破解内部人控制为国企改革的着力点，比明晰产权的改革思路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紧迫的现实性，着实抓住了牛鼻子；并且能避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利于破解国企改革的僵局。

那么内部人控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来内部人控制是一种寄生于组织中的现象，如寄生于动物体内的癌细胞，自己的生存与繁殖以毁灭恩主为代价，最终又随着恩主的毁灭而毁灭。但内部人控制只毁灭了他们的恩主，而自己不会毁灭，除非遇到了正义之神。其形成条条可归纳如下：

其一、委托人、所有人失位。如我国国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但其所有权职能又由政府行使，实际上由官员行使。可见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职能还是代理人，即政治体系中的代理人，可称之为一级代理人，而企业经理层为二级代理人。而代理人终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不会完全和委托人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所有人：全国人民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早就认识这一点了，因此他们为国有企业改革开出药方：明晰产权。可惜着力点不在于破解内部人控制问题，效果依然不大理想。

其二、有效的约束机制缺失。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组织中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内部人控制内部问题。我们只能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尽量消减内部人控制，但不可能彻底清除。因为：一、人性的自利本性。而由于利益的差异性，因此有代理人存在就必有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二、监管成本很高。因为代理人操持着组织的一切事务，没有代理人组织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功过是非很难分清。

而在我国，有效的约束机制缺失不是指上述这种在技术上无法解决的失效性，而是根本上就不存在应有的约束机制。约束无非是有形约束和无形约束两种。有形约束是指法律约束，实质上就是惩罚，即通过惩戒使当事人不敢为；而无形约束是指一种在道德伦理上的约束，即通过文化或宗教培植人们的价值观和荣誉感，使当事人不愿为。但在我国这两种约束都软弱无力。众所周知，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引进于苏联斯大林模式，虽然进行了改革，但还不到位。斯大林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自我圣化，把领导人当成道德和智慧化身，根本就不需要外在的约束。因此就完全否定了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后果可想而知了。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内部人控制问题存在的广泛性和破解内部人控制困局的紧迫性。

实际上，内部人控制是当今社会的本质特征，并且一切问题和矛盾者由此化生。为什么贪污腐化盛行？为什么豪家能在地方专权进而卖官卖职？为什么政令难出中南海？根本原因在于各级权力层级中都存在着内部人控制。限于本文的论题，我们不深入讨论政治体系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而集中研讨经济体系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我们不妨追问：中国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投资饥渴症？显然这有悖于国家利益，而在国企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理应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的国企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明目张胆地化公为私了。众所周知，在投资领域存在着非常丰厚的经济租并且寻租索租盛行。我们姑且不说前期的征地过程和后期的设备采购活动，单说工程建设方面，因为笔者对这一领域非常熟悉。在工程建设上，业界存在着不可告人的潜规则：要拿到项目必须支付1%—5%的“茶水费”；从立项到拿到开工许可证的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有钱好办事的环节；在施工中也需要不少的数额来打通质监、安监等部门的关节。因此，如果让这样的潜规则存在，就很难保证这样的投资会有效率。就无法根治投资饥渴症。可见国企的根本症结在于内部人控制。如果不能破解这一困局，任何改革都将徒劳无功。我们曾寄以很大希望的股份制改革，由于不能解决并强化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我们不妨追问：为什么在我国股市中热衷于炒新？实际上，新股发行存在一条利益链。此中包括，上市公司、投行、荐保人、包销商、审批者、和政府。由于中国新股发行和炒新存在非理性的反常，人们不禁猜想：也许有人因为自己站在峰之巅，那怕洪水滔天！当然炒新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强大的资金链。显然这些套利的资金最终来自银行系统。中国证券市场还有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热衷于做庄，热衷于零和博弈。显然一个运行有效有序的证券市场才符合国家和金融企业的长远利益，做庄在任何国家都会严打，但为什在中国证券市场又能长期存在？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企业和政界的内部人联手，不顾一切地进行疯狂掠夺。

我们不妨追问：为什么在高储蓄率之下会发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高度重视，学者也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余永定先生在8、14日的《上海证券报》发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靠货币政策》一文，认为融资难融资原因在于如下几方面：一、“加成”过高，二、风险溢价上升，三、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四、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控指标。五、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六、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七、实体经济虚拟化。

那么我们禁要问：这些原因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动机呢？即如果我们从最终的利益角度分析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企业都是国家控股的，理应以国家利益为经营目标，而余永定先生揭示出的这些原因恰恰严重背离了国家利益。那么又何以至此呢？唯一的解释是：这些金融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致使这些企业的经营目标是最大化内部人的利益，并且不惜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具体而言，“加成”过高，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实体经济虚拟化，等等正是金融企业内部人和政界内部人联手的杰作。而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这一现实又使这些杰作成为可能。同理我们也可证明中国式影子银行能生存并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内部人控制问题。

总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中国内部人控制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实际上，它就是社会的病灶所在。如果不能铲除它，社会就不能健康有序运行，不仅仅决定着国企改革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