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外主要媒体纷纷报道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极有可能被任命
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老师是我在经济中心硕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作
为在芝大经济系就读的一名中国学生，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也特别希望这个消息
会最终得以证实。

林老师一贯认为中国的发展转型过程是人类一次伟大的社会自然实验，为经济学研
究提供了异常丰富和宝贵的素材，甚至可以提供“改变、放松现有理论框架中基本
暗含假设”的机会[1]。 所以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经济中心的学生去研究与中国有
关的问题。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
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 谱。 我自己对一般纯理论本身兴趣依然浓烈，同时写的
大部分论文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宏观经济政策
的理论模型，所以有时候会直接 涉及到中国问题。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
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
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 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
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必须承认，即使撇开中国问题，对于不同经济学分支和学术选题的重要性，不
同的经济学家向来 有着不同的品味偏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属于艺术判断，学术
界很少能达成非常广泛的共识。这一点我也感受颇深。芝大经济系的不同教授之间
经常批评对方的研 究，甚至非常尖刻，毫不留情。在三年级时，我曾一度拿着自
己的论文去给系里很多老师看，去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明智），老师
们都比较热情，但是 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听到了很多批评。后来Lars Hansen教授
对我说：“Yong, 你不要指望这里所有的老师都会喜欢你的文章，在这里历史上最
好的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办不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有超过两个老师真
正欣赏你的论文， 那就足够好了。”事实上，在200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普
林斯顿的Sims教授甚至当场公开猛烈批评质疑当届AEA主席Sargent和Ely 讲座主讲
Hansen两位教授关于 Robust Control的整个研究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就选
题本身而言，永远不可能有共识。何况，百家争鸣对学术来说本来就是好事。

其次，在纯理论层面上，比如decision theory, 博弈论与机制设计, 契约理论，
或者计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本身几乎是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国别特点的，而且对经
济学科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意义[2]。但是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一流的，
而所有运用或者验证这些理论的应用研究都是二流的。依照这种观点，研究中国的
问题就最多属于二流了。这是很强的个人偏好，我并不很认同，而且这显然也不是
国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界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3]。事实
上，很多时候纯理论发展的灵感也是直接来源于到各种现实观察与应用研究的启发
和矫正，理论研究也因而能够不断保持生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4]。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应用性研究中，研究中国问题是否意味着必然是二流学术。有
些观点认为，研究 中国问题尚不是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家极少有研究中国
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是二流的。这种观点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颇被留
美的中国青年学子接 受，比如一个事实就是过去的15年间很少有哪个job
market star的求职论文是做中国问题的。坦率地说，我曾经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
想法。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
是站 不住脚的。纵观经济思想史，太多太多的新学说都是在违背当时主流假设或
者范式下做出的。不看具体研究的实质内容和方法以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弱，单
凭研究 素材是否中国化，就武断地否定或贬低其研究价值，我认为是不符合经济
学的科学精神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
研究之 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 或者
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
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 Grief, Maskin, Murphy，
Myerson, Shleifer, Townsend， Zingales等等。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JPE,
AER, QJE等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近年来也频频出现[5]。

芝大的老师们特别强调好的研究不是炫耀数学技巧而是要能带来新的“经济学”见
解。在我自己最感 兴趣的宏观，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公正地说，绝大多
数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纯理论相比都属于比较应用性的。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
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 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
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
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 得， 但是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大老师们的好评，投
稿也屡屡受挫。痛定思痛，我觉得这种研究进路通常容易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是研究的 motivation不突出，容易给读者（审稿人）一种做习题的感觉， 而没
有足够信服地说服读者为什么这个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地看，认真
推导细节的。事实上，我早期投稿收到的审稿意见书显然说明有些审稿人根本 就
没看或者没看懂模型。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加强了对文章导言部分的投入，
也意识到定量事实(quantitative motivating facts)的力量。应该说，我后来所
收到的审稿意见书，基本上至少都赞同所研究的问题很重要而且是有趣的。 但是
，审稿意见书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文章结论的经济学直觉传导机制被复
杂的模型湮灭了，这就是我以前研究进路的第二个弊端。事实上，已发表的建 模
高手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模型本身都是为最有效地阐述原作者所要强调的经济学机制
而设计的，所以模型结构处处都为了彰显他的机制。而我拓展模型以后所能得出
的结论，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依托原来的模型，或者说我自己所要强调的核心观点和
传导机制并没有得到最直接有力的彰显和表达。 事实上，更容易发生的情形是，
对原模型的五个拓展方向中可能会有三个导致模型推导变得异常复杂而得不出任何
有意义的结论，任何数值求解也会变得无的放矢。

当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研究也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推进的，特别是纯理论模
型，当然也包括不 少漂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就涉及到更深一层的经济学功底
和建模能力了。这里面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情况。 其中一种情况是，建模高手是在
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搜索、试验、比较过程之后，才最终锁定现有文献中那个与自己
的目标最接近的模型，然后加以必要的改造。这种 痛苦的搜索过程蕴含着建模者
的经济学内功，但是在最后写出来的论文中，读者看到的只是成品，如果没有做过
相关研究的话，是不容易读出这份艰辛的，更辨不出 “a model” 和 “the
model” 的区别，还天真地误以为这只不过是在已有模型基础上随意地变动了一个
假设而已。

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老师，主张先在经济学逻辑上把传导机制想清
楚，用文字语言就可以表述出来，然后再用数学语言加以正式的表达。[6]就 我个
人看法，能在借助数学推导之前就比较透彻地了解传导机制，这就要求该传导机制
相对于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来说逻辑必须足够简单。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 模
型中的决策者必须足够少，信息结构和市场结构必须足够简单，内生变量必须足够
少，动态特征必须足够简单。同时具备这些特征而又能表达“新”见解的任何经
济学模型一定是可以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因为其原创性。但我想能捕捉到这种
研究良机的相对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机制的结论与假设之间距离较短，所
以相对更容易被前人发现并正式模型化过。 如果没有的话，通常要么是因为比较
幸运，要么是因为这种机制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很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并真
正关注、重视和认真思考过[7]。
我想，正是在后者意义上，林老师倡导中国学子多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发展实践 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
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
事又恰好不甚了解， 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
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8]。

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
研究提供新的洞见[9]？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渐进改革仍能保持高增长，乡镇企业的一度兴起
，“双轨制”，这些制度 创新都是中国之外所没有观察到的，这方面有不少研究
论文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群体
性的转变。在很多国际定量 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数据点经常是一个
outlier而被研究者排除。比如在做宏观研究时，如果真的用中国数据去严肃地验
证主流模型，校准的结果常 常不太理想。

但这绝不是说，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现象就一定都很特殊，都需要新模型方能解释
。有时候，也许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把中国放置在
一个更加纵横开阔的国际历史维度里，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中国有些现象和经验
虽然比较突出而且 被国内外媒体经常报道，但是却并不独特。比如GDP的持续高速
增长，这个宏观变量的时序特征本身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Rodrik等人（2005）考
察了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GDP动态就探测到了79个经济加速的例子。至于推动中国
经济起步和增长的深层次制度原因，似乎就不那么显然了。顺便说一句，我比较认
同North的观点，即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特征本身而
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 令
国人鼓舞，但归根结底，其微观原因没有什么特殊性，无非是引入了各种竞争机制
，个体的激励机制与经济效率更加一致了，还有，经济开放了。他还认为，中国
大陆1978年起的经济增长，与日本1950年，台湾1958年，韩国1962年起的经济加速
相比，时序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国的改 革过程非常复杂
，作为迅速崛起的开放大国，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有其特殊性的
一面[10]。

在我看来，林老师的观点与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所指的特殊与否
的对象是不同的。 坚守理性原则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最后都会归
结到理性主体在特定的信息和资源约束下的优化行为，变化的只是某些假设而已，
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所以这本身当然没有什么特殊性。 从逻辑学的角度，任
何正确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好的命题的价值只是在于有效提高人们的思维速度，
并加深对相关事物普遍规律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特殊性，是指 某组现象的共存与
现有主流理论的预测或者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或先验信念不一致，而该理论或信
念本身却被很多其它的经验事实所支持。有时候单个现象本身， 比如中国1978年
后GDP增长，似乎只是79个经济加速实例中的一例，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
将之与其他一组现象放在一起，它们的共存性也许经济学 家们在加以严肃研究之
前并未很好地理解：比如经济增长与渐进改革的共存性。又比如，中国1990年代初
邓南巡以后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贸易开放度， 而印度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引
发市场化改革以后，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伴随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与亚洲四小龙当年
的发展模式也都很不一样），为什么？又比如， 如果按照制度指标做国际排序，
中国的法治、民主|、产权保护等都排得非常靠后，但为什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的
FDI？为什么人均FDI在2005年竟是民主国 家印度的9倍！另外究竟是什么内在机制
导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政策与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
会变得更加一致，而且政府始终保持着推 动支持中国改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
说，我想很少会有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的
一面，或者说还没有被主流学界完全理解清 楚的一面[11]。

去年芝加哥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邀请了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
家Easterly做主讲。他是对Sachs的长期批评者。他的主要观点是，就历史经验 而
言，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大都是无效的或是错的，各国的经
济起飞的直接导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而经济学家对此仍然所知甚少。其中他
也提到了中国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的非法行为居然引发了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的经
济改革和增长。

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自然是希望能从各国的不同经验中抽取出具有共性规律的东西
，但是这首先需要对个体案例有充分了解。如何看待以中国现象为出发点的经济学
研究[12]？ 这样的研究是否太国别化，丧失了理论的一般性？就此我曾经专门请
教Becker, Lucas, Myerson和Stokey，得到的回答惊人地一致：研究中国的问题很
好，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其中的很多有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很希望
理解 却没有完全理解，而且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其他国家
的类似问题。

由此我想到，林老师数十年扎身于中国本土，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
济政策有着敏锐透 彻的把握和理解，而且林老师还与其他很多熟稔现代经济学研
究方法并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同事一道，从各个层面一直不断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
学主流理论和政策建 议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
也不断将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作比较和综合，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以贯之
的理论假说[13]。 也正因为如此，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各位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相比
，我觉得林老师对于主流理论假说的普适性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操作的国
别制度特性之间的关 系也许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从提供政策建议的角度
而言，“一切从经济现象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理论出发”，这种务实谨慎的非教
条主义的态度对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而言也许非常重 要。更何况，中国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法
否认中国经验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 鉴意义。

当然，与研究发达国家问题相比，研究中国问题的瓶颈和困难也是明显的。对于很
多从事定量数据研 究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都不否认中国问题的意义和趣味性，
但是苦于没有理想的易得的数据存在，所以就无从下手。而没有理想的数据就会容
易使得经验研究的结 论很难让审稿人信服，就很难发表到最好的杂志上。这些外
生约束条件常常迫使一些研究者不得不放弃对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当研
究面对比较紧的时间约 束时。数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群体性的正外部性很强的工
作：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多了，对理想数据的需求也就多了，数据供给
也就会更快地跟上，进而 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研究者来着手研究中国的问题。但是
这个挑战也是机遇，谁最先获得一个新的数据集，谁就占有了研究的先机。理论的
发展永远会对数据的种类和 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企图等待别人把所有数据都
收集整理齐备了再着手做研究，未见得总是一件好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数据
整体种类和质量在近10年里 都有着长足和快速的进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据可得性问题对于中国研究的制约作用会越来越不重要。 对于侧重数理建模的
定性研究来说，研究中国问题也同样常常面临着不少额外的挑战。比如就宏观经济
学而言，有时候我们根据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观察，对某些主流 模型的假设做出修
改，熟悉中国情形的学者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要说服那些只熟悉发达国家情况
的审稿人来说，会变得非常费劲，他们就是坚持认为这种偏移性 的假设不合理，
而且太ad hoc。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数据说话，对
于定性理论研究的国际化本身也有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

就自己的研究兴趣而言，我深深地认同Lucas的判断，即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的最核心问题 就是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问题。这个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
间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呈现非常不同的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
外开放与贸易政 策，产业政策，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理解这些
经济政策的福利后果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在不同的时间
会有不同的经济政 策？我觉得这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关于内生经济政策的现有
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主要通过投票等民主过程实现。对于
很多政府主导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包括中国，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是怎么样的？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出清楚的答案。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
单单考虑经济约束是不 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约束，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在
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忽略的很重要一点就
是政治可行性约束，特别 是对于一个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怎么可以像对待小国
那样，企图按照少数知识精英的设计（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比较静态研究）一夜之间
完全重塑甚至克隆整个政治 和经济体制？怎么可以忽略地缘政治，忽略经济人的
自利性反应，忽略过渡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忽略人们基于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
共识和社会资本？凡此种种。 因而我越来越认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学
角度探讨政治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此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理
解的本身就脱离不了制度特性。 理解包括中国在内不同体制国家的内生经济政策
制定和执行过程，我认为非常重要[14]。

当然，笼统说制度重要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经济学见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
学家纷纷从利益集 团的博弈、社会集团的联盟形成、政府组织形式中的不完全契
约的特点、有效信息流的传递等等角度去正式模型化经济政策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 这些问题的理解。我相信，如果能够将中国这方面的组织形
态所揭示的经济学洞见用数学模型有效地表达出来会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15]。
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有很多现象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但这本身是否一定
意味着我们需要一 门相对独立的“中国经济学”？目前我个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
守的，因为通常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和受到正式承认需要一批享誉国际的学术
大师做很多互补性的 具有某些鲜明共性的研究工作，并且能在主流学界得到认可
[16]。 印度作为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也有很多重要的宏观和发展问题尚没有被
很好地理解。 印度裔经济学家的研究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已经有不少诺
贝尔奖级的大师， 其中有很多人也纷纷将从印度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拿来研究，但
是他们似乎都更加关注一个个具体问题本身，然后做出好的研究发表在顶尖杂志上
，似乎也没有定出 “印度经济学”的建立时刻表[17]。 当然，对中国和印度的经
济现象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作比较，这本身合适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当
下的中国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举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派大旗。不提“中国经
济学”并不会影响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去踏踏实实地以中国经验为出发点提 出
或者验证具有新见解的理论模型假说，“实至”方能“名归”[18]。

总而言之，我个人的基本观点就是：只要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学洞见，不管这个现象
是美国的，中国 的，还是哥伦比亚的，坦桑尼亚的，都可以是一流经济学研究的
素材。而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发展转型中的大经济体，从经济学的很
多角度来看，很有 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学洞见的现象集合会更大一些，而且对这些
现象本身的研究对整个人类福利含义也会更大一些。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法和
成果也许可以做出优 劣之分，但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本身绝不是二流学
术。

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觉得，如果有更多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子和
学者都切实投入到 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规范严谨的研究中，那么不但会有效地促进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科学的进步，也会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
复兴。他们与那些在 国际主流学界拼搏的研究其它问题的华人经济学家一样，都
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