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dyhfao 这是一篇在今天看来观点错误的帖子,仅供批判 )
概 要 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农业实现机械化耕种、规模化经营。可是,现在耕地绝大部分分散在农民个人手中,个体经营。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就要解决:“如何将已经分散在农民手中个体经营的土地再次集中起来”。 问题是,人民公社式的集体化道路已经失败,所以,本文探讨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市场化、规模化 农村——资本化、城市化 农民——知识化、产业化 一、市场化是基础 一贫困粮农家庭,没吃够的孩子要添饭,父亲对孩子说:没米了。孩子求父亲去买,父答:没钱。孩子问为什么,父亲叹了口气:粮食太多了! 粮食太多了?1998年以来,粮食已经连续5年减产,粮价“稳定”是政府一方面抛售战略储备粮,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的结果。可是“谷溅伤农”,以至于如今的农民不仅不愿种粮,甚至还厌恶当农民:“宁愿城里扫大街也不下乡去种田”;“宁要城里一张床,也不要乡下一套房”的观念非常普遍。 于是,一方面我们缺少耕地,另一方面却又存在大片土地撂荒。问题显然出在“农业无利可图”。 50多年来,我们已经尝试过各种改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再到联产承包,但是农业又回到解放初期的个体经营阶段。我们也借鉴过苏联的集体化模式,失败了;想学美国的规模农业,发现土地零散在农民手中不成规模;想学以色列和日本的科技农业,发现口袋里没那么多的钱。那么,怎样才能使农业“有利可图”呢?起码,我们应该知道“无利可图”的原因在那里。 虽然,我们都看到了农民贫困的原因一是粮食种植成本太高;二是粮食收购价太低,但根子不在这里。 1、粮食种植成本太高的原因不是农业税 “粮食种植成本太高”并非农业税太高所致。现在人均2亩地都不到,粮食亩产即使达到千斤,收入也不过几百元。即便农业税全免,化肥半价,只要农民只种粮食,他们的收入就抵不过在城里扫大街的。 根据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现在只有14亿亩不到的可耕地,农村劳动力却有5亿多,也就是说,每个农村劳力人均拥有的可耕地连3亩都不到。如果都种粮食的话,即使按照人均月工资400元计算,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都会超过1200元,可每亩地的收入只有几百元。农民不可能富裕。 长期以来,我们回避这样的计算,认为实际生产过程中,每亩地每年有3天半的工作量就够了(插秧、收割、脱粒、包装、施肥、浇水),而且,这3天还集中在2个月中,导致一年里有10个月的农闲。因此过去只承认粮食种植的人工成本只有几十元。这次我在与上海、安徽、辽宁农村的乡镇干部议论粮食耕种的成本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人工费100元左右。 其实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粮农并没有办法在农闲期间外出打工。农闲的时候,他们大多只能在家里干点杂活。因为外出打工的话,农忙的时候赶回家,不但路费存在问题,而且还可能丢掉工作。 所以,人工种地,必须包括农闲10个月的人工费用。曾经还有人讥笑这个提法愚蠢:“农忙的时候可以雇人嘛”。其实在农村,农忙的时候是雇不到人的。而且农民在外面打工10个月的收入远远超过在家种粮食的收入,若不是土地要缴农业税,若不是城里的工作不好找,农民早就都撂荒土地去打工了。 2、个体耕种是粮食种植成本高的最直接原因 以在上海金山区廊下镇机械化种植水稻为例,1000亩地只需要2台55马力的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用不了5万元,而且政府有补贴),雇佣2人耕种就足够了。2个人全年的工资不超过3万元,折合每亩才30元,而收入可以超过120万(按照现在的价格和亩产1000斤稻子500斤小麦计算),种植成本还不到36万元(均为二熟制数据): 1、新西兰有机肥100元/亩,总计10万元; 2、种子30元/亩,总计3万元; 3、农药40元/亩,总计4万元; 4、锄草剂40元/亩,总计4万元; 5、种粮食补贴 80元/亩,总计 -8万元 6、水电柴油及其它费用60元/亩,总计6万元; 7、雇人机械化收割脱粒80元/亩,总计8万元; 8、自备拖拉机及农机折旧费:每年1万元; 9、人工费(包括播种、施肥、打药等人工):8万元。 即使按照过去的价格,1000亩地150万斤粮食(二熟)的收购价也有75万,净利润超过39万,利润率高达50%!而今年粮食已经大幅度涨价,又是使用有机肥种植粮食,口感大大超过用化肥种的粮食,因此收入肯定超过200万,利润超过150万。显然,粮食种植不应该是无利可图的行业,只是前提是必须实行规模化、机械化耕种。 如果继续采用小农经济模式,不搞机械化,人均3亩地耕种,那1000亩地光人工费就高达150万。 3、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是粮农贫困的根本原因 本来,种粮食赔钱,就没有人会去种,粮食就会短缺,粮价就会上涨,直至种粮食有利可图。而粮食每涨价20%,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100%!也就是说,农民收入的增加与粮价上涨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比例,而是以5比1的比例增加的。因为涨价的部分是农民的净收入。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在粮食涨价之前,稻子的收购价是5角/斤,按照亩产1千斤计算,农民每亩约能收入100元(来自上海金山区的数据)。今年,政府宣布稻子收购实行保护价,每斤不低于7角,比去年提高了40%,不难测算,农民的收入将因此由100元/亩提高到300元/亩,比去年增加了200%。显然,粮食价格每上调20%,农民的收入就会增长100%! 既然粮食价格与农民的的收入有那么大的关系,而且政府只要少进口一些粮食,粮价就会上涨,为什么不早一点如此呢?实际上,政府无非一是顾虑粮价的上涨会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下降,产生不稳定因素;二是担心粮食的涨价会波及其它行业的连锁反应,甚至影响人民币的稳定。所以,现在虽然表面上粮价已经放开,实际上由于存在“宏观调控”措施,所以粮食价格并没有真正放开。根本上讲,就是粮食产业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 其实,没有必要担心粮食市场化后会产生混乱。毕竟现在的情况与几十年前有很大不同,国家手中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战略储备粮库,完全能够控制涨价的幅度。 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导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现在上海,一个工人每月的公交费用普遍超过100元,可是吃粮食的费用却不超过20元。即使粮食涨价1倍,工人只要多支出20元,完全可以被工资的增长所消化,比起水、电、煤、交通和房价费用的涨价,真是微不足道。这次粮食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在城市居民中造成恐慌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粮食涨价1倍,粮农的收入却可以增加5倍!而粮农的人数是工人人数的5倍,我们实在不应该长期牺牲农村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去维持城市少数人微不足道的心理感受。 第三,粮食的涨价对其它与生活直接有关的行业影响不大,大约只在1%到10%之间,即使是食品行业,真正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面包、白酒、餐饮,粮食所占的成本也不超过30%。因此粮价上涨根本不可能对人民币的稳定产生威胁,即使导致人民币适度贬值也没什么坏处,起码可以缓解外界要求其升值的压力。而且,粮价早就偏离了实际价格,早就应该放开。 粮价上涨的好处很多,会带动保险业、肥料、农药、农用薄膜、农机、农用轮胎工业的发展,能够增加就业机会,这对城市居民也是有好处的。 粮价上涨对于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作用。粮价上涨有机肥料才有可能推广。现在,国产有机肥料的售价是化肥的3到5倍(虽然我们从新西兰进口有机肥与化肥的价格相当,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因此尚未广泛使用)种粮食根本没法使用。可是,长期使用化肥又导致我们的土地严重酸化、板结,重金属严重超标,种粮食越来越困难。根据去年中国肥料大会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土壤有机化的程度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平均50%下降到今天的1.5%,黑龙江的“黑土地”有机质含量,已经从过去的90%下降到今天的3%!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我们的土地将长不出庄稼了。 当然,放开粮食价格的同时要加强粮食市场地宏观调控的力度。谁都知道,有调控总比没调控好。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学会如何调控粮食的价格,而且至今并没有部门真正在研究粮价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导致调控总是失误,总是慢半拍。例如,这次的粮价上涨,政府的意愿就是为了改善农民的收入,可是因为没有选择在秋收的时候及时扩大粮食收购规模,导致农民的稻子大部分仍然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卖出。到了今年粮价爆涨的的时候,农民手中已经没有粮食,因此这次涨价农民并没有真正得益,真正受益地是中间商。刚刚公布的统计表明,今年粮价大幅度上涨,可是农民一季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加了100元。钱实际上大部分流入了中间商手中。这是很荒唐也令人难以容忍的!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了。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掌握世界最大的粮食战略储备,对粮食价格进行有力地宏观调控,使之确保农民的收益能够稳步提高。 所以,粮食经营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是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4、小农经营是农民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规模经营能够提高农产品效益。现在农村都是小农经济,没有规模,缺少资金,所以很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甚至碾米厂、罐头厂、酒精厂、食品厂、米糠油厂、氨基酸厂、淀粉厂、造纸厂等等、等等。 如果规模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就能迅速得到发展,对农民增加收入会起到很大作用。以大米为例。当稻子的收购价在5角/斤的时候,大米是9角/斤。每亩地产1000斤稻子只能卖500元,可是能加工700斤大米和300斤稻糠,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800元,提高将近300元,农民的收入就比只卖稻谷高2倍!可是,当农民个体经营的时候,只能交售稻子,将稻子加工成大米的这部分利润就流入了中间商的口袋。 再举个例子,上海农场局组建了上市企业“上海农工商超市”,直接在上海市区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减少了中间环节,不仅收购价高,农民高兴,零售价还低,消费者也高兴,甚至常年可以看见居民在“农工商超市”门口排队买大米、鸡蛋的情况。供销双方都得益。更重要地是,规模经营能够改变现在农产品上门收购为走出去推销的状况,将能够大大增加农民的收入。 今年3月,辽宁营口鲅鱼圈开发区农业局扬副局长介绍,营口的农民也是一家一户的进行耕种,农产品的销售基本是依靠外来收购。他谈到的一个情况令笔者震惊:许多年前,一个苹果收购商人在来收购的路途上遇车祸身亡。结果,当年这个乡大部分的苹果都烂在地里。因为,一家一户的苹果并不多,谁也没能力自己走出去销售。 现在,鲅鱼圈种植着品质最好的美国红提子,这种提子上海的市场零售价在16元/斤以上。可是,当地收购价每斤才8角!果农的收入只有2角/斤。并不是因为这种水果难以保存(能储藏9个月)。还是销售体制的问题。现在,收购人到了收购的季节就来到了营口,住进宾馆后召集各村各乡的经纪人,向他们布置收购的规格,这些经纪人以每斤8角的价格挨家挨户地向农民收购,经过分级筛选后以每斤1元6角的价格交给收购人,收购人经过包装,租船运往上海,在上海的码头,他们以4元的价格交给定货人,定货人再以8元的价格在批发市场上销售,于是最终在市场上销售的葡萄经过4次易手,价格就变成了16元。 如果农民直接进城销售,起码能减少2个中间环节,零售价格至少可以便宜一半,降低到8元以下,同时收购价(也就是果农的收入)起码可以提高到4元。4元是8角的5倍,是2角的20倍。也就是说,果农的收入就能够增加20倍(原来只有2角)!。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得益。 但是,现在的小农经营模式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要直接在城市销售,必须解决摊位费用、广告宣传的费用,营业员的人工费用、仓储和风险费用。这些都不是一家一户农民所负担得起的。所以,必须走规模化道路。如果鲅鱼圈的10万亩红提子统一经营,实行公司化管理,由企业出面在全国各地进行宣传,在全国各地设立专业销售公司,这将成为一个年产值几个亿的大中型企业,销售费用即使达到1000万,分摊到每斤提子中也只有几分钱,微乎其微。所以,农产品不搞规模化经营,收购价就上不去,农民的收入也就上不去。 不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的档次也上不去,价格也就上不去。以上海《麦得龙超市》现在的大米价格为例,有牌子的有机大米批发价可以达到5元/斤,甚至更高。普通大米的批发价只有1.8元/斤。差距3倍多。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大米的数量越来越少,因此高品质的大米越来越受青睐。如果不实现规模经营,农民个体种植,即使能种出再好的大米,也卖不出好价钱。因为没有人会替你宣传。别人不但不知道你的产品是有机产品,却还都知道现在农民自己吃的大米用有机肥,卖出去的大米用化肥。所以,个体经营的大米无论质量多么好,都卖不出好价钱。尤其是,现在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检测要求很严格,我们这样的个体经营模式根本控制不了产品质量,这也是我们的农产品难以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上海的农产品在出口过程中经常被国外检测不合格,就是因为个体种植,质量难以统一。 5、降低粮农比例就能解决粮农贫困 其实,中国贫困的只是粮农。粮农的贫困与粮食生产的特点有关,种粮食一年实际上只有2个月时间有事可做,也就是说,粮农要用2个月劳动的收入去维持12个月的生活,可是他们却并没有比菜农拥有更多的土地(每户也是只有几亩),每亩地一年的粮食收成只值几百元,当然日子就比不过菜农。菜农并不贫困,一亩地一年能收成几次,以种草莓为例,收入可以达到上万元,是粮食的10倍。因为蔬菜水果的价格早就真正放开。 事实上,过多的农业人口一直是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根据劳动部刚刚发布的统计资料,中国农村人口现有劳动力约5亿1千万,按中国现有19亿亩可耕地计算,人均种地4亩都不到。无论稻谷的价格如何上涨,甚至在现在的基础上再翻番,达到1.4元一斤,粮农的年收入还是只能达到人均三四千元,大大低于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仍然无法靠种粮食富裕。所以,粮农的贫困,与粮农人口过多有关。 在粮食价格无法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要想使粮农的收入达到年收入上万,就必须使得粮农人均拥有土地的数量超过40亩,达到现在的10倍。也就是说,粮农的人口必须减少到现在的1/10才行。没有足够的土地,一家一户种几亩地,粮农是无论如何也富裕不起来的。 问题是:减下来的粮农去哪里?去粮食深加工企业!只要农业实行了规模经营,就能通过增加的就业机会解决富裕出来的粮农安置问题。 二、资本化是手段 显然,农业的根本在于市场化,只有市场化了,农业才有可能“有利可图”,才可能有人为了更高的利益去追求机械化、规模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可是,要实现规模化起码存在二个障碍: 1、土地现在大多在农民手中,一家一户的三五亩地,既没办法机械化耕种也没办法规模经营。而农民又视土地为生命,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愿意交出土地的。而要想集中土地,再用过去的人民公社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2、规模化后农村势必有大量富裕劳动力产生,如何消化这些劳动力。 针对以上二点,我的建议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即:承认现在农民手里的土地是资本,然后以股份制的形式将其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际就是新形式下的农村集体化。 1、按上缴土地面积分配是资本化的关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围绕土地经历了3次大的变革: 1、土改——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的土地交还给农民; 2、集体化(人民公社)——将农民个人手里的土地集中到集体手中; 3、联产承包——将土地的集体耕种改为个体耕种。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应该算是第4次变革。实际就是第二次集体化改革。目的是为了实现土地的再次集中,从而实现规模经营。 这不是走回头路,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不同地是,这次的集体化将因为耕种机械化和经营规模化导致土地的“增值”,参与的农民将直接获益。所以,极具可操作性。 事实上,联产承包宣告了农村第一次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失败。但是,人民公社的失败并不在于土地的集体化,而在于分配的体制。尽管资本化也是为了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重新再集中起来,也是一种集体化,但是她的分配方式与人民公社的所谓“按劳分配”有本质上的不同。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工分制分配体制,不论干好干坏、不论能力高低、不论工作效益,只要出勤时间相同工分就一样。这实际上不是按劳分配,是“大锅饭”,客观上鼓励出工不出力,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人民公社的分配实际是分红不是工资,掩盖了生产成本(人工)高昂的事实。 事实上,不管我们是不是承认,土地都是农民手里的“资本”。今天,承认土地是“资本”并不是为了获得它,而是为了让它能够对农民产生更好的效益,让它“增值”。 农民参与分配的只是土地“增值”的部分。土地的“原值”部分,已经以成本工资的形式支付给了直接参与农业劳动的农业工人。直白地说就是:原先土地没有规模经营的时候,每亩地的效益只有100元,实行规模经营后,效益将提高到500元,差值400元就是土地“增值”部分。土地资本化后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股份,但是他们参与分配的只是差值400元。 这次“资本化”方式的土地集中,目的应该是要通过机械化耕种降低成本;通过规模经营提高价格,从而达到使土地大幅度“增值”的目的。由于这个“增值”不是农民的体力劳动成果,而是“资产重组”的结果,所以,对于增值所产生的效益理所当然地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只能“按资本(就是土地)分配”。这就是“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与“人民公社集体化”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其实,也正是因为资本化的后果是土地能够“增值”,所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集体化就很容易实现。 2、怎样资本化? 资本化的第一阶段可以由村委会出面,成立一股份制企业。股东就是拥有土地的村民。股份的大小由提供的土地的面积决定。一般,土地面积有1千亩(大概是100户农民)就能够启动资本化。这时,需要配备的机械大概是2台拖拉机及配套设备,投资不超过2万元,平均每户200元(贷款也能筹集到)。雇佣4个技术工人(按600元/月发工资)就可以了。即使只生产粮食,年效益都会在150万以上,平均每户可分得利润1万5,比农民自己种地的收入要高。同时,不直接参与耕种的农民可以安心外出工作,农民将获得第二笔收入。笔者将此阶段叫做“规模耕种阶段”,实际是资本化初级阶段。 资本化的第二阶段应该是扩大规模阶段,可以乡镇为单位成立股份制企业。这时,重点就要从机械化耕种转向规模经营。由于规模扩大,一般,一个乡至少能够集中到10万亩土地,年产值将达到2个亿以上,相当于大中型企业的规模。这时,就具备了打造自己的品牌、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直接进城销售的经济实力。这时的效益将会有成倍的提高,农民的收入能够翻番地增长。笔者将此阶段称作“规模经营阶段”,实际就是资本化的成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农业就已经现代化了。 估计,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大约需要二至三年时间,主要取决于股份制企业决策层管理人员的素质、经验。当达到第二阶段,我们的农产品就具备了有机化种植的条件,就具备了出口竞争的实力,农民的就业也就有了保障。 3、资本化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建立了“剥削”学说:谁获得了剩余价值,谁就是剥削。但是,我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资本化导致的土地“增值”不仅不是劳动的结果,而且还是减少劳动的结果(仅仅是资产重组)。所以,农民分红的这个“增值”部分,并不是谁的劳动成果(开个玩笑的话应该是我的脑力劳动成果),当然就不存在剥削的问题。 所以,“资本化”姓“社”不姓“资”。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因为农村资本化出现10亿个“资本家”,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共产主义了?其实,说到底,这个“资本化”从根本上讲是“集体化”,只是在分配方式上与人民公社不同,实行“按效益分配”而没有实行“按劳动时间分配”。 还必须澄清一些观念:一谈到资本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招商引资”,甚至有人因此担心会有“资本家”下乡剥削农民。这是误解。这里谈到的资本化,并不涉及到引入外来资本。土地资本化改革更用不着外来力量的介入。 资本化不是“土改”,因为它没有剥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土地所有者(农民)获得更高的利益。通俗地讲就是:让土地在农民手里“增值”而不是收回农民的土地后再“增值”。这与“开发区”、“工业区”征地不同,没有人来收购农民的“资本”,“资本”还在农民手里。 资本化也不是私有化。资本化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不是所有权。而且,资本化后,农民实际失去了土地的耕种权,得到的是分红权。这与城市的房改情况完全不同,房屋产权私有化后,使用人是产权人。而土地资本化后,使用人不再是所有人。 4、资本化既能有效保护耕地又能加速农村城镇化 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目前上访的人员中,最多的是违法征地的问题。土地资本化后,农民将手里的土地交给了股份制企业,而且土地大大增值,地方政府再要征用土地搞工业牟利就必须面对股份制企业,就不再能那么容易地随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转让牟利。农业用地就不容易流失了。 农村城镇化的好处很多。首先,能够节约土地。目前,即使是粮食主产区,农民依然还是十几户甚至几户分散居住。农民分散居住的原因是为了就近,方便耕种。但是宅基地和道路就浪费了大量可耕地。而且分散居住,就不能发展商业、服务业、教育,更不可能建设市政设施,农民的生活条件就不能改善。甚至吃菜,用水,排污都会有困难,导致农村的生活条件比城市差很多。 所以,农村应该城镇化,不仅仅对耕地的节省、农民的教育、生活,耕种的机械化都会起到改善地作用。更重要的是城镇化会产生大量新的商业、服务业,加工业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农村因为缺少资金和利益无法推广城镇化。 5、资本化才能有效分流农村富裕劳动力 长期以来一直限制农民进城就是出于担心农民人口涌城市后加剧就业压力。因此,如果农村机械化以后,会不会出现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呢?不会。这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现在能进城的实际上差不多也已经都进了城。比如安徽定远,三分之一的人口进了城,可以说能进的都进了。劳动部刚刚公布的数据也表明,5亿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9千多万人在城市就业。 第二,资本化以后,农民都成为拥有股份的农民,首先会选择在自己的农村企业任职。即使进城,由于他们是有股份的农民,本身已经有固定收入,如果按照人均4亩地计算,交出土地后的农民每年至少应该有6千元的土地分红,是拥有第二生活来源的人,所以政府没有义务再为他们解决住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他们的福利应该由其所在的农村股份制企业负担。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交出股份,那才可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 第三,资本化的第二阶段,农业实现规模化,会产生大量农产品加工厂,比如罐头、食品加工、保鲜,将需要大量劳动力;其次,规模经营将会逐渐改变现在的上门收购体制为出门推销,会产生大量销售岗位。 第四,资本化能促进农村城镇化,城镇的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农机维修业,建筑业、道路、水电、通讯等市政服务都将产生就业岗位。 第五,城镇化将改善教育状况,一部分农民将会留下来接受教育。这将大大改变现在农民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的情况。至少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1亿人口!我曾经专门为此做过调查,现在在上海工作的农村人口中,18岁以下的占1/5以上,初中没毕业的占90%以上。这正是所谓农村劳动力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城市的原因。因为现在城市里往往是大学毕业才工作。如果让农民都高中毕业后再工作,就业压力就会巨减。当然,前提是农村必须城镇化。 第六,资本化后会有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下乡务农。这次在全国先进村,大连瓦房店炮台村看见当地农民花了几千万元盖了几百幢别墅式的小房(三房二厅,见附件照片),每幢房配3亩塑料大棚,出租给城里来的工人种地。收费仅仅2400元/年,每月才200元!三亩大棚种反季节农作物,年收入起码在2万以上。村长告诉我,30年租金也收不回建房投资。但是,城里人来了以后,村里与市里的关系就密切了,就更容易找到适销对路的产品,仅此给村里增加的效益就很可观。而对城里的下岗工人而言,将自己在城里的住房出租,每月的收入远远不止200元,而且这里不但住房条件好,有专业的农业技术员指导,每年还能收入2万元,比在岗工人的收入还高。来农村后,由于对城市的情况更熟悉,产品往往比当地农民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一举多得。 第七,机械化以后富裕的多是粮农,但是由于经济作物的种植仍然还是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所以还是会有大量农民不离开种植岗位。而且经济作物的价格高效益好,农民现在也不愿意离开。 第八,资本化将使农村走上富裕之路,一部分原先在外打工甚至城市的部分下岗工人都可能选择下乡就业。 其实,即使农民进城也未必都是坏事。过去对农民进城只看见负的一面,好象城市的失业率、犯罪率、卫生市容都受到农民进城的影响。其实,如果城市失业率上升,是以农民失业率下降为代价的话,就是值得的,也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降低城乡差别。至于犯罪率上升,与目前管理存在问题有关。只要承认农民进城务工的合法性,就完全可以对他们实现与城市居民的一样管理,甚至可以在市区农民集中地点专门建造简易居住房,开办学校,实行城市居委会为基础的管理,犯罪率自然就会下降,市容卫生就容易控制。 6、资本化将使农民职业化、专业化 资本化、股份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农民就不能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劳动者,而必须是专业化、职业化的农业工人。 可是现在农村,有点文化或者有点本事的都外出打工去了。这次在安徽定远遇见一青年,告诉我,他们家种了几十年地还没搞明白应该怎么种。看见别人插秧就去插秧,看见人家施肥就去施肥。正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父亲过来催他:快,有人在洒肥了,你也快抱一袋化肥去洒。其实,化肥是需要在下雨之前施,这样效率会高。当时因为天将下雨,所以懂行的就开始洒化肥了。 现在农民的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工人。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没有读完初中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这不仅造成他们因此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还给社会就业造成压力。如果农民也象城市居民一样,读完大学以后再就业,起码能够富裕出1亿个就业岗位。当农村城镇化以后,农民富裕了,这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计划生育也会比现在要容易做到。 三、农村体制改革的建议 (以下省略)
我倒不认为这篇文章观点错误,毕竟土地私有化跨度太大,这里提出的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可以作为过渡。关键是能否逐步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国研中心提出未来15年我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就业压力、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本版块的资源中有托达罗的《经济发展》中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问题和土地改革,当然时间比较早了,可以参考。
还是请发展经济学高手分析吧!
"三农问题"因其重要性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就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进行思考.楼主围绕着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探讨了在农村实行市场化的必要性并提供了自己的一个具体实施的方案.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很赞成其许多观点.
第一,我是赞成在农村实行市场化的.首先,从生产过程上讲,实行市场化,具体的说就是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经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实现规模效益而提高总体效益。其次,从销售渠道上看,实行市场化后可以减小交易成本,保证农产品的顺利销售。再次,实行市场化可以促进产品结构的优化,提高产品的质量,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的革新.最后,市场化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二,对于楼主提出的关于"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观点,我觉得也新颖也很有参考价值.许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担心:绝大部分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生产资料,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么许多农民将会由于某种原因出卖土地,从而成为无产者,这样他们可能再一次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与此相伴的后果是,农村收入差距更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显然,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承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占有,处置,收益.农民可以选择入股,然后坐收红利,也可以进行个体经营,比如种植蔬菜,果树等.农民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依据是二者成本收益的比较.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不知恰当否?愿闻高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3 15:23:11编辑过]
2年前,我也有和上文几乎一样的想法,看到这篇文章,不禁有遇到知音的感觉。所以想请问楼主,为什么这篇文章的论点是错误的,极度不解,求教!
今天看到一则资料,里面提出中国城镇化的麻烦之一就是:不是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而是有承包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因此他(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承包地是城镇化的障碍。
这是我2年前的观点,幻想通过现代化,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其实,人民公社也好,联产承包也好,也都是这个思路。核心就是“农民的问题靠农业解决”。
这是错误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的问题不是“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农民太贫困问题!很好理解,农民富裕了,农业不现代化又怎么样?反之,农业现代化了,农民不富裕又有何用?问题出在,有人认为:现代化了农民一定富裕。这是最害人的!用二个简单数据就能说明问题:
1、我们只有18亿亩耕地,极限产量1万亿斤。按照去年平均粮食收购价0.71元/斤,产值7100亿。去掉成本,10亿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200元!再现代化有什么用?
2、我们只有3亿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副食品2000元,市场总采购能力不会超过6000亿元。扣去小商贩的加价、养殖成本,10亿农民的的年均副食品产值超不过1000亿,人均100元。
上述2项合计,全国农业和副食业能够给农民的收入不超过300元/年。农民所以至今没饿死,仅仅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从事农业。
所以,农民贫困问题的解决根本与农业无关!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体制”造成的(我不是说制度造成的,这一点不说清楚我就成为不同政见者了),通俗一些讲就是:农民太多了!已经多到只用农业手段已经无法解决的程度了。为什么会这么多呢?简单地讲是户籍政策造成的,所以我说是体制问题。
所以,所谓“三农”问题,本身的提法就有问题,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导致我们长期在农业、农村问题上绕来绕去。其实,国家的当务之急仅仅是研究如何解决“消灭”农民的问题。这些观点,我已经在《农民看“三农”》上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归根到底,这篇帖子的问题在于:就事论事地谈“三农”。因为是自己的帖子,所以可以不留情面地批评。当然,我当时所以看不见问题的实质,是因为没有真正下到农村具体实践,只是通过问、看是没有用的。现在所以改变了观点,就是因为亲身实践,重要地不是种地,而是参与了“经营”农田!
前几天看见清华二年级的几个娃娃去农村呆了几天,就写出了让总理大加赞赏的《农村八记》,觉得很悲哀。像这样的文章都可以引致如此反响,你不难想到,我们总理每天在看什么样的文章?我这话不是要否定学生的努力,就像我12岁的女儿,也写出了全国获奖的作文,但是这不等于她达到了作家的水准呀!现在中国的国情是:管农业的没种过地,管贸易的没做过买卖,管卫生的没当过医生,管体育的没有运动过,甚至,当总理的没当过市长!实践真的很重要,不是说医生、商人、农民都能当好部长,但是,反过来是一定不行的。说“三农”必须听农民意见,制定农业政策必须征求农民意见,否则做不好。
当初这篇文章好评一片,甚至“土地资本化”已经开始在上海实践,但是,现在回头看这文章,根本的观点还是没有离开传统意识。这个“农业——市场化、规模化 ;农村——资本化、城市化;农民——知识化、专业化”的论点,虽然豪华,但是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消灭”农民!
与大家共勉。
尽管农民问题不能由农业内部解决。
但是也不太赞同楼上的观点。并不是“农民”这个身份不在了,农民问题就不在了。如果仅仅是身份认证问题,也不过就是户口上的两个字而已,改了就是了。
消灭“农民”身份,就必须要消灭城乡差别待遇。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是城市人口不愿意从事的工种,而这些行业和区域又恰恰是吸引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在这些行业和区域,农民工的所得收入远不及城市人口收入,这是不可想像的。消灭“农民”身份,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个“均贫”的过程,而不是“均富”。
其实这个问题与楼上最开始在顶楼发的文章,问题一致,土地资本化所面临的问题,是土地资本向什么方向集中,小农产业向规模农业发展,失去土地的“农民”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
取消身份,最重要的手段是以工业化或城镇化手段吸纳被取消了“农民”身份的农民,而这些没有“农民”身份的“农民”,鉴于以上的各种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成为正常的城镇居民,于是他们就会成为更悲惨的次等国民。
消灭“农民”身份,就必须要消灭城乡差别待遇。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是城市人口不愿意从事的工种,而这些行业和区域又恰恰是吸引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在这些行业和区域,农民工的所得收入远不及城市人口收入,这是不可想像的。消灭“农民”身份,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个“均贫”的过程,而不是“均富”。
有些方面您走另一个极端了。首先,譬如在上海,农民工的平均收入(1000元)大致相当于市民平均收入(1500)的三分之二。其次,“农民工”的待遇其实千差万别,我的妻子就算是为农民打工的人(她的老板是第一代移民)。最后,从总体上说,即便是守土的农民生活条件也在改善。现在农民问题的突出与新闻相对自由和城乡差距加大形成的对比有关,事实上以往农民的情况只有更糟,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而现在大多数农民的问题是缺乏现金,粮食等作物卖不出好价钱。
楼主的确进行过一些认真的思考,但还不够,不认识户口制度何以形成而人云亦云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他那样做下去的话与清华的几个小朋友就没有任何差别了。他建议农业走产业化的道路,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考虑好这个过程中数亿人如何生活。
以下是引用vagabond在2005-7-18 7:02:36的发言:。
有些方面您走另一个极端了。首先,譬如在上海,农民工的平均收入(1000元)大致相当于市民平均收入(1500)的三分之二。其次,“农民工”的待遇其实千差万别,我的妻子就算是为农民打工的人(她的老板是第一代移民)。最后,从总体上说,即便是守土的农民生活条件也在改善。现在农民问题的突出与新闻相对自由和城乡差距加大形成的对比有关,事实上以往农民的情况只有更糟,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而现在大多数农民的问题是缺乏现金,粮食等作物卖不出好价钱。
楼主的确进行过一些认真的思考,但还不够,不认识户口制度何以形成而人云亦云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他那样做下去的话与清华的几个小朋友就没有任何差别了。他建议农业走产业化的道路,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考虑好这个过程中数亿人如何生活。
这个问题恐怕是您走极端了。(1)为什么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会比城市正常居民的平均工资低呢?至少,按您的说法,低了近1/3,更何况还只是平均工资。(2)平均工资完全不能代表农民工就跟城镇居民一样了,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的居住、生活、消费、受教育等,农民工是不具有的。(3)您说的农民当老板的例子,其实我并不否认有许多农民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但不是大多数,因为这个过程不能只看结果,结果是有农民当老板了,而过程是他们怎么积累的资本。(4)不能以上海的例子推导全国的普遍情况大多数吸纳能力更差的城市,能够提供给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少很多的。
二帖的区别如同“改良”与“革命”之区别。
没想到,我的2个关于“三农”的帖子,我认为好的大家认为不好,我认为不怎么的,大家反而意见不大:)
因为最近正事比较朵,业余时间有限,所以帖子的回复要比较慢一些,不过我尽量做到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逐一回复,以感谢大家对我的尊重(在我看来,这么长的帖子能看完就是对本人的尊重)。
不过,感觉虽然分歧的面比较广(包括土地、工资、户籍、资金等多方面),但是根本的分歧是在思维方式上,我会抽时间先将此说清楚,否则我们就难以有一个共同的衡量尺度。
先说这些。
再仔细看看这篇文章,觉得他分析粮农贫困的原因的确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张炎夏兄所说,“农民的问题由农业解决这种做法是可笑的。
不过当我们跳出来看,这篇文章的精华在于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土地初始配置的手段-土地资本化。“土地资本化”和我以前考虑的不成形的“将农民承包土地股份化由专门的农工产销一体化的公司经营”(相比之下“土地资本化”提法更加精练和理论化)确确实实能够解决农业效率低下的问题,这种做法,由于形成了更大量的富裕劳动力,因此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的确可以设想“土地资本化”是现阶段土地初始配置的最合理的一种方式。如果不实行“土地资本化”,而依旧使小农经济占土地制度的主导地位,就无法将农民从土地剥离开来,将农民通过工业化,城镇化逐步转变为市民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仅仅指望土地资本化就能够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但是解决三农问题一切一切的前提就必须要进行新的土地初始配置-土地资本化或者其他什么方式。
至于张兄在回帖中谈到的“农民太多了”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其实此说并没有揭开本质。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据我所知秦汉时期就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它是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共生的关系。没有小农经济就没有户籍制度。所以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如果不彻底摧毁小农经济,户籍制度依然是束缚农名的一道绳索。一旦通过土地资本化初始配置土地,小农经济和户籍制度自然成明日黄花。
不管怎么样,我非常佩服张兄的创见,愿意和张兄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0 16:18:48编辑过]
楼上的观点倒是头一回见——户籍制度是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共生的关系。那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是否像新中国后的户籍制度一样成为农民自由流动的障碍,是否附着了一系列的特权、利益?那封建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与户籍制度是怎样的关系?
来到这里学了不少东西.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讲的很详细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2191 文章中就讲到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户籍的地域性。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
至于为什么说户籍制度和小农经济是共生的关系呢。其实很好解释,小农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农民被束缚在特定的小块土地上,其生老病死都由其土地保障。户籍制度正好能协助统治阶级有效地将农民控制在一定地域内。其实也就是说户籍制度正好是为小农经济而生的。其实,现在的朝鲜也实行跟中国古代差不多的严格的户籍制度。
To xxxdg:
这个问题恐怕是您走极端了。(1)为什么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会比城市正常居民的平均工资低呢?至少,按您的说法,低了近1/3,更何况还只是平均工资。(2)平均工资完全不能代表农民工就跟城镇居民一样了,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的居住、生活、消费、受教育等,农民工是不具有的。(3)您说的农民当老板的例子,其实我并不否认有许多农民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但不是大多数,因为这个过程不能只看结果,结果是有农民当老板了,而过程是他们怎么积累的资本。(4)不能以上海的例子推导全国的普遍情况大多数吸纳能力更差的城市,能够提供给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少很多的。
您说的第一点好像文不对题嘛。的确,多数民工从事的是相对“低级”的工作,因此收入不高,不过要证明那些工作就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显然论据不足,要论证“而这些行业和区域又恰恰是吸引投资的重要领域”更是不知所云了。至于第二点,恐怕您先跑题了,而且您的观点也不正确。城镇居民比民工的好处其实在社会保障上,譬如有失业保险,目前又在推行廉租制。不过,多数城里人还是靠自己购房或租房的,至于生活和消费,无论是城里人还是民工,哪个不靠自己呢(《读者》上有篇非常可笑的文章,题目大致是我用了25年才能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其中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城里人不付房租和交纳公用事业费)?第三点很有趣,事实是在过程中无论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发财的总是少数(因此我们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事实是这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至于第四点,不错,其实就是在批驳楼主:这个均贫的过程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要知道上海可是全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所以,楼主的确在认真思考,而且感到了以往思考中的不足。逻辑混乱(先有感觉再找论据)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三农问题"因其重要性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就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进行思考.楼主围绕着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探讨了在农村实行市场化的必要性并提供了自己的一个具体实施的方案.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很赞成其许多观点.
第一,我是赞成在农村实行市场化的.首先,从生产过程上讲,实行市场化,具体的说就是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经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实现规模效益而提高总体效益。其次,从销售渠道上看,实行市场化后可以减小交易成本,保证农产品的顺利销售。再次,实行市场化可以促进产品结构的优化,提高产品的质量,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的革新.最后,市场化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二,对于楼主提出的关于"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观点,我觉得也新颖也很有参考价值.许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担心:绝大部分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生产资料,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么许多农民将会由于某种原因出卖土地,从而成为无产者,这样他们可能再一次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与此相伴的后果是,农村收入差距更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显然,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承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占有,处置,收益.农民可以选择入股,然后坐收红利,也可以进行个体经营,比如种植蔬菜,果树等.农民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依据是二者成本收益的比较.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不知恰当否?愿闻高见!
其实,市场化的根本作用在于可以迅速减少农民,提高农民收入。所谓市场化,前提是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允许粮食价格正常波动。
如果实现了这2点(我们目前没有实现这2点,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在农业上实现市场经济)。就会产生以下结果:因为种粮食赚不到钱,大部分农民就会离开土地,去城市谋生。如果城市无法谋生,他们还会退回农村。但最终会使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发生逆转。于是,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农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剩下的农民的收入就会逐渐提高,当然,这又会导致一部分农民返回农村。最终平衡在城乡收入大致相等上面。
所以,市场化的结果不仅仅是能够降低种植成本和提高销售价格,根本上讲,是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
关于“土地资本化”的问题,我已经在今天的新帖《三农对策——兼论土地资本化》中做了分析,可供你参考。其实,城市居民没有土地,是不是在受剥削呢?如果农民失去土地可还在种地的话,你谈的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他们失去土地是成为工人的话,你担心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今天看到一则资料,里面提出中国城镇化的麻烦之一就是:不是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而是有承包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因此他(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承包地是城镇化的障碍。
承包是有历史功劳的,但是现在她的确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所谓有承包地的人流入城市,就有我这样的城市人去农村反承包。这是部长没有想到的。因为留在农村的人是没有办法接手土地的。因为他们太穷,没有资金。而规模耕种是需要资金的,所以必然只有城里人下乡承包。
至于承包这种形式,已经到了必须废止的时候了,我在《斜眼看三农》的最后部分做了分析。
其实不是城市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养活城市。正因为农村人口大大超过城市,所以一直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10亿人种粮食给3亿人吃,粮食又怎么会有好价钱呢?如果,是1亿人种粮食给12亿人吃,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加拿大都是很好的例子。当年,英国若不是发生“羊吃人”事件,又怎么会跨进工业国家行列呢?
城市化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还将产生消费,产生大量工作岗位,比如市政、教育、服务业、商业岗位等等、等等。不存在城市养不活农民的问题。坦率地说,如果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必然导致农民工的收入下降,当收入下降到与当农民一样的时候,他们又会返回农村。根本不需要使用行政手段(户籍)干预。
尽管农民问题不能由农业内部解决。
但是也不太赞同楼上的观点。并不是“农民”这个身份不在了,农民问题就不在了。如果仅仅是身份认证问题,也不过就是户口上的两个字而已,改了就是了。
消灭“农民”身份,就必须要消灭城乡差别待遇。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是城市人口不愿意从事的工种,而这些行业和区域又恰恰是吸引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在这些行业和区域,农民工的所得收入远不及城市人口收入,这是不可想像的。消灭“农民”身份,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个“均贫”的过程,而不是“均富”。
其实这个问题与楼上最开始在顶楼发的文章,问题一致,土地资本化所面临的问题,是土地资本向什么方向集中,小农产业向规模农业发展,失去土地的“农民”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
取消身份,最重要的手段是以工业化或城镇化手段吸纳被取消了“农民”身份的农民,而这些没有“农民”身份的“农民”,鉴于以上的各种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成为正常的城镇居民,于是他们就会成为更悲惨的次等国民。
消灭农民不是指消灭农民这个称呼,而是指要将农民转为居民。农民转为居民是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手段,而不是消灭城乡差别再消灭农民。
现在的城乡差别是怎么形成的?如果农民能够自由迁徙,还会有城乡差别吗?贫困的人自然会去富裕的城市发展。至于是不是会成为“次等国民”的问题,难道城市现在没有“次等国民”?是不是城市就该取消?这不是理由。如果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工,我们的机械制造业、纺织业又怎么可能执世界之牛耳?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的结果是积极的,造就了产业工人阶级队伍。
楼主的确进行过一些认真的思考,但还不够,不认识户口制度何以形成而人云亦云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他那样做下去的话与清华的几个小朋友就没有任何差别了。他建议农业走产业化的道路,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考虑好这个过程中数亿人如何生活。
户籍制度如何形成的,过去是不是有积极作用,在这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就比如现在的“联产承包”制度必须废除,不等于要否定当初邓大人的功劳。
现在,户籍制度是不人道的,不公平的,也是违反人权的。如果举行全民公决,结果至少会有10亿人赞成废除。根据“三个代表”中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原则,它也必须被废除!
至于农业走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实在不是我的发明,60年前老毛就这么主张。问题是,他象印度领导人那样,幻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来实现工业化。这就错了,因为根本不可能。而把农民放进城,又因为他搞闭关锁国的那一套,无法解决农民就业,只有出口,打入国际市场,才能给农民就业找到出路。所以现在尽管我们觉得8亿件衬衫的利润还换不回一架飞机,但是我们还必须做衬衫而不能造飞机。因为,8亿件衬衫的利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成本中包含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工资。
清华小朋友无过,就如同我那小女儿的作文获奖并不表明她有作家的水平。问题是我们由此能够想象,总理平时在看什么样的文章?其实很可怕,就拿煤矿死人,问题根本是:1、制度(安全监察体制问题);2、技术水平(根本没有技术手段可以预防)。所以煤矿根本就应该停产,进口解决,保有资源。可是他去看望,掉几滴眼泪有什么用,树个亲民形象有什么用?再说所谓的欠薪问题,其实民营企业谁敢欠?要欠也是政府工程拖欠民营企业工程款,根本问题还在政府。结果树了一个叫什么熊得民的典型,人家现在靠打着总理支持的招牌,在外面靠替别人讨薪挣钱。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真让人哭笑不得。
至于几亿农民如何生活的问题,其实已经有4亿多在城市生活了,目前没有更多的人需要进城,我们面对的是必须立即废除“农民的儿子只能是农民”的户籍制度,不能因为它过去可能起过好作用就保留它。只有废除这个制度,农民才能合法在城市安身,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至于张兄在回帖中谈到的“农民太多了”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其实此说并没有揭开本质。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据我所知秦汉时期就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它是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共生的关系。没有小农经济就没有户籍制度。所以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如果不彻底摧毁小农经济,户籍制度依然是束缚农名的一道绳索。一旦通过土地资本化初始配置土地,小农经济和户籍制度自然成明日黄花。
关于户籍制度,追根寻源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但是,我们实在没必要去讨论它的产生过程和是否有积极作用。就象,不能因为封建制度相对于奴隶制度有很积极的作用,我们就应该继续实行封建制度。无论现在的户籍制度过去如何形成,是否有过积极作用,只要它现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落后的上层关系。
关于“小农经济”问题,只有破除户籍制度,让农民离开土地,才能解决。资本化的前提是要农民离开耕地,户籍制度不解决,农民就离不开土地,资本化也实施不了。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想进城的农民已经都进了城,而且都有了工作
这点恐怕你太武断了。去年上海就发生过一起不幸的事件:一位农村来的小妹妹因打工的饭店倒闭,饿了几天后在路边割腕自杀被救。你能说她不想进城?那她当初来上海干什么?她不过无知,不知道政府有救济制度可以让她不至于因担心饿死而自杀:她是成亿人的缩影。
其实不是城市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养活城市。正因为农村人口大大超过城市,所以一直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10亿人种粮食给3亿人吃,粮食又怎么会有好价钱呢?如果,是1亿人种粮食给12亿人吃,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加拿大都是很好的例子。当年,英国若不是发生“羊吃人”事件,又怎么会跨进工业国家行列呢? 城市化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还将产生消费,产生大量工作岗位,比如市政、教育、服务业、商业岗位等等、等等。不存在城市养不活农民的问题。坦率地说,如果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必然导致农民工的收入下降,当收入下降到与当农民一样的时候,他们又会返回农村。根本不需要使用行政手段(户籍)干预。
正因为有消费不足,所以你应该倒过来说:是城市“养活”农村(前提是粮食供给能大致满足国民的需求)。如果像某个网友所妄想的,中国能建成100个上海,那么中国的农民的确穷不下去。“坦率地说,如果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必然导致农民工的收入下降,当收入下降到与当农民一样的时候,他们又会返回农村。”不错。东莞等地的民工荒就是你所描述的现象。但你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城市所要承担的管理责任和社会成本。严格说来,还不能说你“忽略”,因为你在上文中说“当年,英国若不是发生“羊吃人”事件,又怎么会跨进工业国家行列呢?”只能说你的思考不连贯。现在我们国家可能坐视“羊吃人”吗?我们有地方移民吗(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它后起,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所以要抢“生存空间”,而英国和法国有太多的殖民地,美国有辽阔的西部,其中不少地方根本是从墨西哥抢来的,日本向美洲移民百万,还有大量浪人在朝鲜和中国谋生)?你再问下去,农民之穷与生育怪圈不无关系,越穷越生,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在三年内死了至少三千万人,总人口数还增加了六千万。
至于第25楼的言论近乎口号了,这里的口号已经不少了,所以出于尊重我只简单地批驳一点:
为什么煤矿工人不用脚投票?真正被绑架到煤矿工作的人恐怕很少吧?关煤矿?就为了让你这样从此基本上不为衣食住行而担忧的人良心安定?那才是最大的不道德。你自诩为农民却好像外星人。难怪中国的穷人还在指望革命。如果我生活在那种地方,为了我的家人过得好一些,我也极有可能下煤矿。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办法赚到每月1000多元!
其实我们的分歧在“思维方法”上
我认为“想进城的都进了城,而且有了工作”,你用一个小姑娘没有找到工作而自杀的例子,来反驳我的主张。这合适吗?如果你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可以再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喝的水是卫生的吗,但是里面能没有一个大肠杆菌吗?知道那个概率等于0和不可能事件的区别吗?
我们讨论的是宏观问题,没必要去关心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官员。那个小女孩的不幸遭遇,是官员应该关心的问题。除非这是个普遍问题,是牵涉到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问题,才能成为理论问题。可是,不知道你根据什么断定她是“上亿人的缩影”?
我在做出这个“想进城的都进了城”的结论的时候,是既引用了统计数据的计算结果,又提供了实践验证的。我不是凭感觉下结论的。
统计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农民总收入29000亿和2004年粮食总产量9000亿斤此二项数据的计算,结论是有4亿农民在打工。我在文章《农民看“三农”》中有具体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实践根据来自农民工的工资在涨的事实和江西公布的农民工外出统计人数、我在安徽调研的数据以及我所在农村的情况。
只要有4亿农民在打工是事实,只要中国农村劳动力只有4亿5千万是事实,不要说还存在某个女孩进城找不到工作,就是还有5千万人进城找不到工作,也不能否认“想进城的都进了城”这个事实。这是一种统计语言,并不适用某个具体案例。
所以,我们的分歧是思维方法上的:不能用具体的事件去否定宏观的统计结论,除非这个事件有普遍意义。概率=0的概念与“不可能”事件不同。
至于你谈论的第2个问题,所谓谁养活谁的问题,因为没有讨论的意义,所以只简单地提醒你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没有城市,人可以生存,可是没有农村,人一天都活不下去。只有农村和城市的比例和谐,人才能活得滋润。
你的第3个问题:“羊吃人”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至今拼死坚持“农民的儿子必须是农民”的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非常害怕“羊吃人”在中国重演。
其实这种担心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我在《农民看“三农”》中的第3部分中详细论述了“我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农民”。这就是说,即使今天我们取消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我们也不可能发生“羊吃人”的情况了。这还只是其一,其二是,现在中国进城的农民与当初英国进城的农民有本质不同,他们不是被迫进城,不是被地主赶进城,而是自愿进城,为了获得更好地待遇而进城,因此他们随时还可以回到农村。这与英国当初有本质区别,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中国不可能发生英国当初的“羊吃人”悲剧。其三,英国当初的土地已经私有化给地主,所以,进城的农民没有分文,又回不到农村,才会发生连乞讨都要凭“乞讨证”这样的悲剧。而今天的中国,土地仍然属农民集体所有,只要私有化给农民,他们肯定不会象当初的英国农民那么悲惨。
既然,“羊吃人”的悲剧过程演绎了英国迈入工业化的光明结果,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中国不再会有英国式的悲剧化过程,何不追求中国式的光明结果呢?这是我文章的根本目的。中国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万万不可失去!
你的第4个问题:所谓煤矿的问题。其实我只是拿来讽刺温总理,煤矿安全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安全制度,二是安全技术。我们都不行。作为总理,你不从这方面入手,跑去煤矿作秀,说明你没资格当总理。其实,不仅在安全方面,作为常务副总理,你早在5年前就应该预见到今天的“煤、电、油、运”的形势,那时不采取措施,今天搞什么“宏观调控”,搞发展急刹车,本身就应该承担责任!煤矿与石油一样,是不可再生资源,既然现在开采技术不过关,不仅安全没有保障,浪费也大,为什么不可以停止?美国自己脚下有的是石油,为什么还要去别人那里花钱采油呢?至于你说的煤矿工人想过得好一点,是不是就值得以高死亡率为代价?如果他们不采煤就会饿死,我会赞成你的看法,如果只是为了生活好一点,就不能这样了。
你的第5个问题,所谓我“自诩为农民却好像外星人。难怪中国的穷人还在指望革命”。其实,我是不是农民是不用争论的,但是你的话反映了你从根子上看不起农民。你认为农民都是傻子,不应该有我这样的观点,你认为农民只应该听从工人的摆布。所以,现在谈“三农”的几乎没一个是农民,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说老实话,我很看不惯!但是也没办法,也可能真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清华的几个孩子的文章都可以被总理青睐,农民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前途有发言权,不革命又怎么办?
假设有四亿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那么你建议取消户籍管理及土地私有化干什么?在户籍严格管理和土地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不是有四亿人照样走进了城市吗?最后,假定这些人已经脱离了土地,那么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解决剩余的4.5亿人口的问题吧?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为了生活好一点就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你甚至有选择自杀权利,但就是总理也没有允许你自杀的权利,所以我要说,明知解决不了,还去假惺惺,是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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