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俄二帝功过论何为科学发展

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的世界，中国和俄国出现了两位皇帝。一个是康熙大帝，一个是彼得大帝。这两位皇帝出生年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有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不同的是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但康熙最终没能使中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而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世界强国。
“圣祖”康熙大帝的功绩不可说小，他本人信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俄国仅占3．2％）凭这一点，康熙大帝的功绩就为满清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
但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相反的结论：康熙大帝使中国明末萌芽的资本主义胎死腹中，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同时，背离了近代化潮流的方向。而在另一条路上，彼得则用“鞭子赶着”俄国在近代化道路上急驰，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下理性喝和科学打败了禁锢和愚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700年—1820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了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导致俄国跨入世界列强行列。
治国如求学，似逆水行舟，不进步，就是退步。
一、发展预示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代表了发展
2002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的加入了世贸组织（WTO）。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加入WTO后我们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善我们的企业，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在它们面对世界经济竞争的时候，更加具备竞争力。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大而不强”是个通病。27000家大中型企业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只占23%。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达62%。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矿产资源税费上调的压力表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企业只有改变发展模式，将提高企业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做为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将企业的发展放到科技发展的轨道上，这样才能得到再次发展的动力和平台。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三个推动力，即“投资、消费、贸易”。它们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区域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力就要“科学投资、促进消费、扩大贸易”。但一味追求客观上的数字指标而忽视可持续性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教训也是深刻的。粗放型和廉价性经济增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在某些方面是落后。忽略了科技对经济的促进就是忽略了正确的发展途径。不是依靠提高科技水平而取得的发展和提高，势必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包袱。“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山东”这个顺口溜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同时鲜明的论证了科技与可持续发展力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凭借发展自身优势取得了领先的发展趋势。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这个优势会逐渐丧失。广东省经济高度依赖劳动密集和加工出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我国加入WTO，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后，依靠以往的经济基础，广东省已很难获得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力。当前山东省凭借远比广东好的经济基础，从2002年—2006年的四年间，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突破两兆。在全国排名第二。并且发展势头显示会很快超过广东省。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改变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单纯的资金积累不能代表发达与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力也能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才能在国际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要想使区域经济具备可持续的发展力就需要引进先进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也充分表明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使科技进步逐步成为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力，才能使区域经济真正得到“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增长”。所以说：科学的发展观要靠提高科技水平来实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累计受理的28万件发明专利中，外国申请占54%。总计中国企业过去10年到海外申请的专利为2000多件，远不如日本日立一家公司一年申请的一半。
“以市场换技术”是各地区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但事实证明，外资的进入并没有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在对400家三资企业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对中国技术进步贡献一般，认为贡献大的只有20%。75%的样本企业认为与本地企业无技术上的联系。超过2/3的企业从未且不准备向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曾说。这段话客观的揭示了我国科研技术与生产实践的“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只有表面、没有内在”的现状。
各项数字表明，中国在“入世期”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要想在“经世期”仍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目前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对不利于世界间经济竞争的各项改革工作仍要继续。因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要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一边竞争，一边发展的。况且我们现在的竞争力还是很低的。继续深化改革，使社会体制更加适应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也是从“入世”到“经世”的首要任务。
 二、“中国创造”代表着科学发展，“中国制造”代表着保守落后
我国经济在加入WTO以前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加入WTO，靠世界经济发展的压力来推动我们的改革，这是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动力。在面对外界压力时，“自主、创新”就是我国来应对困难、保证发展的一个主要武器。
要具有科学的发展观就要求在各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引入更合理、更先进、更高效的工作意识和工作方法，破除以往只看数字、指标，不计投入、后果的工作评价方式，要将自主创新、深化改革做为是否“科学”的标准，将发展具有生命力和潜力做为是否“好”标准，这样才能使区域经济在新挑战面前获得生机和发展。
在 “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同时，要求我国的经济要“又好又快的发展”。在随后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明确的提出了“科学发展，好字优先”的要求。进一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
要具有科学的发展观就要求在各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引入更合理、更先进]更高效的工作意识和工作方法，破除以往只看数字、指标，不计投入、后果的工作评价方式，要将自主创新、深化改革做为是否“科学”的标准，将发展具有生命力和潜力做为是否“好”标准，这样才能使区域经济在新挑战面前获得生机和发展。
中国从入世到经世，需要提高八种能力。即：行政规划能力、立法执法能力、资本控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购并扩张能力、信息企管能力、职业晋升能力、人才发展能力。在入世的五年中，中国的这些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还远未达到先进与发达的位置。以技术创新和人才发展两种能力来说，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虽然80多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但中国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四。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设备投资60%以上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在中国外贸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位的情况下，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仅有2%。很多企业是生产能力的巨人、技术能力的矮人。在人才发展能力方面：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创记录的413万，但一方面公司、企业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每年有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毕业生的起薪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一面是人才的匮乏、一面是人才的大量供应。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集中体现在：产权激励机制没有形成。人才质量水平不高。人才的分布不合理。而这些问题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就体现在国内的假冒风盛行，创新人才大量流失。中国企业用于研发的费用不到销售收入的1%，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是3‰。拥有3200万科技人力资源和105万研发人员的中国企业，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最新调查显示我国的科技人员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高级人才的数量却大大少于发达国家。这样导致我国的经济建设缺少了科技力量的支持，我国的经济综合实力仍很弱。
三、自主创新能力是由专业技术工作水平来决定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累计受理的28万件发明专利中，外国申请占54%。总计中国企业过去10年到海外申请的专利为2000多件，远不如日本日立一家公司一年申请的一半。
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雷温就指出：中国把最好的科学家都集中在研究院里进行科研而不接触生产实际，这种模式不利于中国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这种情况导致如果中国不改变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今后可能会发展后劲不足。
人世对中国人才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当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有机会进入到跨国公司中工作。对企业而言，即“管理团队本土化”，二是中国的企业在国际间的竞争中，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而6653．19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中，真正能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却很少。《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称仅2005年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无端的消耗，造成的损失中仅经济指标一项就已超过9000亿元。
中国出现人才泡沫化的原因是教育体制和用人机制的落后。钱学森说：“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而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体系、使用方式、人才分布、流动机制和激励政策也是导致用人机制落后的主要原因。在评价体系方面，现在的用人机制只看重学历、资历和职称，忽视了业绩、能力和贡献。使用方式方面，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先进的岗位标准和需求，使人不能在其岗、不能尽其才。在人才分布方面，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例，7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兴行业和第三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偏低。教育卫生、会计经济等专业技术人员占70%以上，工程技术人员仅18%。而人才市场管理体制的不顺严重影响了人才向更合理、更适应的地方流动。
四、专业技术工作能力的改善是必须的、紧迫的
面对这些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它们，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建立起真正促进创新的制度。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有利于调动科技研发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的管理机制。二是建立起能将科技成果直接引入到生产实践中的渠道。目前中国很多企业甚至院校都把产学研一条链做到尾。这种“小而全”的生产模式是难以产生重大突破和规模效应的，是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所以，我们要建立起在竞争者之间、采购和供应之间、产学沿和社会需求之间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产生的效益要远远高于“单干”式的生产。
“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三专”人才，即专业的基本知识、专业的特长和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而不是所谓的“万精油”式的人才，要学有所长、学以致用。这是刘光溪博士在阐述入世后我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式、新环境、新任务时指出的观点。我们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工作中要注重培养“专一”人才。不能追求全面型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要结合他们的学识，为他们创造学习和交流的条件。组织更高层次的专家进行培训，逐步健全各项培养机制。同时，将同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搭配，成立同专业工作小组。明确各级人员的工作任务，简化实际工作中的程序，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消除不必要的浪费。为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提高提供最直接的学习渠道。营造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间的合作意识，增强整体团队精神，形成一种团结合作、共同进步的工作氛围。
当前的各项实际工作中，科技含量越高，得到的经济效益就越大、产生的社会影响就越强。但有很多这种“高回报”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投入，尤其是在技术方面。我们可将同专业多个工作小组或不同专业但可互补劣势的工作小组组合在一起，一起投入到这种工作中，提高中标的机率。在短时间内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将有限的科技资源释放到最大，增强社会效益。
集群生产是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途径。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热点是能够将自身区域经济由“制造经济”成功转型为“创造经济”的地区。
康熙大帝的清王朝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迷途”的帝国，导致中国经济直到今天仍在追逐着世界经济。而在当前形势下，更加严峻和激烈的竞争环境提醒着我们，要做敢于改革的彼得，不能做沉稳慎重的康熙，“单纯以保守为目的治国，其国势必难长久”。
20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