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无从躲避，但我们可以通过保障自由的制度，尽量减小风险和不确定性

　　【《财经网》专栏·卡托专栏（Cato Column）】四川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界的无常、生活的不确定以及人们对受灾者的同情。但是，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不可被遗忘：那就是，一个国家若拥有发达的市场、普遍的私有财产权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就比那些缺乏这类制度的国家更能经受住自然灾害的考验，并从中恢复。
　　对价格和企业利润的控制，以及私有财产权的缺失，都会加剧自然灾害的持续时间与量级。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能够增加财富，并允许经济系统对冲击做出快速反应，从而为应对灾害提供最佳保障。目前已退休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经济学家乔治·霍维奇（George Horwich）曾指出，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较之于压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如何更好地经受住自然灾害的。
　　1988年，在一场地震中，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有2.5万人丧生。次年，一场相同量级的地震袭击了美国旧金山市，死亡人数仅为67人。在对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研究中，霍维奇发现，日本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在战后创造了大量财富，连同强大公民社会的作用，使日本迅速从地震中恢复，而整体经济并未遭受持续伤害。
　　神户当地的学校校舍建设质量上乘，被用于安置三分之一无家可归的灾民。霍维奇说，“价格导向型市场对地震的反应”使总损失达到最小化。而且，若没有繁复的规定及各种阻碍自由市场的因素，如过时的土地使用政策，日本的震后恢复可能进展更快。
　　从霍维奇的自然灾害研究中，我们应该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若有可以自由流通的信息、充满活力的私人市场以及对财产权加以保护并允许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政府，灾害损失是可以降低到最小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扩展经济自由、创造财富及培养个人的责任感，来缓解自然灾害。
　　为了解市场自由主义在减轻自然灾害损失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只需比较近期缅甸对风暴灾害的滞后反应与中国对地震的快速反应。前者无疑是一个在计划经济下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而后者自1978年起就开始了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及对外开放。而且，中国从SARS危机中认识到，应对灾害的最佳策略就是允许信息公开。而市场改革为人们带来了先进通信技术的普及，越发促进了信息的自由交流。
　　然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市场化进程仍然缓慢，特别是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仍然缺失。这使得摆脱贫困变得艰难，同时减弱了居民对自然灾害做出反应并降低损失的效果。
　　一旦财产权得到保障，私人所有者就会有足够的激励去维护财产品质。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所有者会乐于在土地上进行投资，并可将土地用于抵押。财富将被创造，市场交易将被扩大，从而使人们获利更多。家庭将把他们获得的新财富用于子女的教育，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也将使社会受益。
　　家人、邻居和朋友总是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的人。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他们付出的努力将比在财产与信息都控制于精英之手的计划经济下更为成功。人们将不会因信息缺失、政府干预及价格管制等受到牵制，其他人也可以通过组织良好的私人慈善机构来直接参与救灾。北川县及四川其他不发达县的校舍建筑不合标准，或规范未被严格执行，结果殃及无辜儿童的生命。这种悲剧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在保护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失误。
　　自然灾害无从躲避，但我们可以通过保障自由的制度，尽量减小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霍维奇指出的，自由和繁荣才是创造更安全环境的最佳方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使之可以更平稳地渡过自然灾害的侵袭；但四川震灾中的教训告诉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中国应当继续推进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并将集体所有制转为私有，这样，农村的贫困人口才能获得更强的自力更生能力。■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为美国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卡托杂志》（Cato Journal）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