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第三章 (1981-01-03 13:05:45)转载▼
分类： 五常谈经济
第三章 制度转变的经济理论

从经济效率看制度

我认为要分析经济制度，必先理解一八九七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柏拉图（Vilfredo Pareto）提出的「柏拉图情况」。在支配或使用稀有资源上，柏拉图指出一个均衡点：在某一个资源使用的情况下，社会若改变资源的使用，起码会损害一个人。换句话说，任何资源使用的改变，都不能够使整体受益。反过来说，当柏拉图条件未曾达到时，改变资源的使用支配会最低限度使一个人得益，而不会损害他人。那是说，在原则上，柏拉图情况不达到，社会就总可以改变资源的使用支配而使整体得益。

满足了柏拉图情况，社会的资源使用就会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这个有名的情况，跟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配合起来，便会产生大有用场的操作功能。「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这个假设（下文简称「局限下取利」），断言每一个人在局限下会不断替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柏拉图情况和这个人类行为的假设配合后便成为一个均衡的条件：在局限许可的情形下，在涮宓慕煌中，人是不会蓄意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倘若他们能够以相对低微的代价得到利益，他们必定会向这个目标进发。由此推之，当人们面对的局限条件改变后，人的行为亦会相应改变，直至情况不能有进一步改善为止。故此一旦有关的局限条件被确定后，我们便可以推测人的行为。（注二十五）

严格地说，「最高经济效率」必然可达，因为这是「局限下取利」这一个假设的直接推论。「低效率」或「经济浪费」这类名词，常被人们滥用，而且至少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误解。

第一个有点乌托邦的意味。凭着纯粹的幻想，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世界应该（而且能够）运行得更有效率（注二十六）。这是力求社会改革呼声的来源，可是作为一个解释行为的概念，却毫无用处。

第二，当局限条件改变时，由于适应新条件的转变来得较慢，「浪费」的情况就会出现。但稍迟出现的适应，绝非浪费，因为假若「适应」是不需要费用的话，适应过程是可以马上完成的（注二十七）。

「浪费」的第三重误解最为重要。一套理论所罗列的局限条件不一定足以推出一个「有效率」的结论，但这些条件可能足以支持一些有关人类行为的推断。因此，一个擅于阐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工作者，可能会将某一些局限条件搁置一旁，因为觉得这些条件与目的无关。在这个情形下，因为某些局限条件被撇开了，「浪费」在表面上就会产生。

例如自助晚餐是可以被误解为浪费的。顾客只需付固定的收费，便可以将食物视作免费一样，随意进食。顾客多吃一口食物，店主所要负担的边际费用是大于他所获取的边际利益。故此，多吃的一口食物，表面上看，是浪费的。可是，假若考虑到要计算、量度和照顾每一个顾客进食份量所花的费用时，这便不算浪费了。虽然这些费用对于理解消费者的进食习惯毫无用处，但我们若要解释餐厅为什么要提供自助餐，而不设进食数量限制的晚餐，这些费用是不可忽略的。

同样道理，租用酒店房间的顾客，可以视水电如免费一般，随意使用。他的行为是否被视为「浪费」，是取决于我们有否将每一个房间装水电表，以及另外收取水电费所需付出的费用计算在内。假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房间内不装上表计，这笔费用非常重要。倘若我们只是要问在没有表计的情况下，住客开灯的时间，是否较长一点，表计的装置费用就无关重要了。


忽略了局限条件

其实所有看来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浪费，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出促成管制的局限。价格管制、配额限制和好些税项，通常被认为会带来浪费效果，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要解释管制所引起的效果，我们毋须研究该管制为何以其特定形式出现。若要探索何以管制出现，我们就必须审查所有引起立例管制的局限。对这点走了眼，就好比前述例子中忽略量度费用的重要。由于一般经济学者对政治把戏不甚了了，所以他们往往忽视了低效率政府也是被局限约束所促成的。

制度的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法律与规条——是要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交往的局限条件和规则订定下来。阐释制度转变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可以忽略选择制度所面对的局限条件。假若要以经济分析来解释一个制度的成因，我们必定要将之视为在有关的局限条件下，制度是人类行为所作出的选择。不论一个政权是如何独裁、暴虐，这个制度的出现必定仍然是选择的结果；在逻辑上，我们亦因而不能将之视为浪费（注二十八）。


局限不遗漏效率皆至善

因为受到自己选定的推理程序所规限，我的见解与当前盛行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以为从柏拉图情况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都能满足这情况；不然的话，这些制度也就不会出现了。但不同制度所需的费用，多少与性质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从一个制度转移到另一个制度，也是需要费用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假若有一个适合养蚝的私人海滩与公有海滩相连。拥有私人海滩的人多数不会养蚝，因为拦阻外人闯入将蚝捡走的费用会过于昂贵；故此，他们可能同意把退潮时露出的地方开放，共同使用。假若情况改变了，他们发觉可以将那私人海滩用棚栏围起来，将不速之客杜绝，或者将他们的居所移近海滩，方便监视，这些海滩的拥有者就可能互相谈判，协议各将自己的海滩改为私用。假若达成协议的费用不过高，他们便会开始养蚝。养或不养蚝，同样符合柏拉图情况；其中差别，在于监察费用。两个情况都不是「浪费」，虽然在私人控制下，蚝的产量会较多。

故此，只有当这两种制度在运作时所付出的费用和从一种制度转到另一种制度所涉及的费用能够清楚指定，我们才能够推测制度的转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有关和无关的局限条件分辨开来。


产权与交易费用

只有符合以下的三个条件，生产资源方属私有财产——
（一）有拒绝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只有「业主」才有权决定如何使用；
（二）有使用资源而赚取私有收入的权利；
（三）有转让或售卖资源给任何人的权利。

转让权代表了有权利缔定合约，容许产业持有人将资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跟其它资源组合使用。他可以将资源的使用权转予他人（或者放弃决定运用资源的权利），获取报酬；可以与其它人合资生产；也可以聘用代理人来管理或监察合伙人的行为（注二十九）。

在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必然是资产的拥有者（如果他没有其它资产的话，最低限度他拥有自己的劳力资产）。每个人可以随自己心意，与其它人签订合约，决定如何将资产使用。这构成私有企业制度的各种各样经济活动，缤纷多彩。这些包括从街头小贩到各种形式的租赁活动，以至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到规模庞大的企业。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有两重意义——（一）产权制度的结构与本质；（二）从一种已存在的产权结构衍生出来的合约和组织上的安排。假若产权改变，组织的形式也极有可能转变。可是，倒过来说，却未必一定正确：组织安排上的转变，未必表示产权结构有任何改变。件工制与时工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并存于同一产权结构之下。

我们这里注重的，是以产权结构改变的角度来阐释制度的转变。较诸阐释不同的合约形式，或不同组织的结构安排，这远为深奥，因为产权结构再不是一个已知的条件。我们将指出交易费用是决定制度形式的关键，所以我们先要说明这些费用是什么。

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它的运作费用都不轻。在私有企业制度下，有划分和保护产权的费用，有商议和督察合约的费用，有找寻适合的合约伙伴的费用，有防止欺骗，有调协生产活动等等的费用。制度改变也涉及颇多的费用：第一，搜集有关其它制度的资料；其次，谈判或者强行转变也是需要费用的。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里，这些费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渚拥纳缁崂铮这些费用才会产生。因为若要将这些费用清楚的分类，往往极端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故此我们将这些费用都拨归在交易费用下。广义点说，在没有市场交易或者甚至产权不能转让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也会同样存在。这个名词若非已被广泛采用，应该被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


交易费用的范围

无论什么经济体制，其营运所需的费用都相当可观。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它包括以下各种职业的收入：律师、经纪、经理、法官、会计师、警察、文员、秘书、公务员和其它等等。卖一磅苹果，种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钱，但卖给消费者却是二角五分。共产主义宣传者会称其间的差额为「剥削」；现代的经济学者称这个除去运输费用后的差额为交易费用。

苹果价格的例子，是把交易费用的概念极端地简化了。其实，要估计和量度它，并不容易。再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它出现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集体产权制度下（communal property rights），资源不能自由转让，也没有人可以私享使用权，合约费用和防止他人侵犯权益的费用，将会较低，甚至不存在。可是，生产者要探索消费者的喜好，或督导从属的费用，却远比在私有企业下的高。虽然衡量交易费用的大小，困难重重，以下我们会利用推论和举出一些观察例证，证明中国现有制度下的交易费用极之庞大。不过，纵使交易费用极为可观，要在中国检举那些如中间人一类的「坏人」，却会比在私有企业制度下来得困难。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里，我们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故此必然尽可能讨价还价。很自然地，我们会抱怨它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即使在交易里得益不少，我们也会抱怨中间人赚取的费用太高。在中国，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若要归咎于某一个同志，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就难以作出较切实的投诉和批判。

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像交易费用这样重要的局限条件，竟然往往被批判资本主义和支持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所忽略。甚至在经济学的文献里，交易费用要到近代才被注意，虽然它可能是现代经济学里最热门的题目。它较早时遭受漠视，可能是由于一些经济行为，无须藉着交易费用来作解释。可是，对于解释经济制度，它却极为重要。在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如鲁宾逊经济），交易费用不会出现；反之，如果没有交易费用，经济制度便无从确定（以下会有讨论）。简而言之，任何以「局限下取利」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制度理论，必然要对交易费用详加重视。


高斯定律与经济制度

在一九六○年发表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章里（注三十），高斯（R.H.Coase）指出，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不管产权谁属，只要清楚界定产权是私有，结果必然是导至最高效益的资源使用情况（注三十一）。他的分析，创立了著名的「高斯定律」。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指出从产权的观点来观察资源的使用，倘若将产权划分或界定为私有是不需费用的，那么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交易取利可保证资源必定会作最有效的使用（注三十二）。

以利用土地耕作为例，高斯证明，若土地的产权没有清楚地被划分为私有，又或者私有产权并不存在，那块土地的使用权会因被侵犯而引起纠纷。倘若土地是私有产业，市场交易会自然发展开来，将问题解决。高斯指出，若交易费用是零的话，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无论土地的产权如何分配，土地必然会被利用作出生产最大的经济利益。高斯的分析，对一切生产数据皆适用，包括那些捉摸不到的，例如污染空气的权利相对保持空气清洁的权利，制造噪音的权利相对保持寂静的权利，或对环境污染的权利相对有索取赔偿的权利。

在研究土地的使用权时（注三十三），我曾经替高斯的理论作了补充。在私有产权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无论选择哪一种形式的合约，资源的使用都不受影响；在农业上，无论土地是由地主自耕，抑或雇工代耕，又或由农户以定额判租，又或分成，都会出现同样的资源使用效果。我进一步指出，交易费用会影响合约的选择。被选择的合约安排是要减少交易费用，使稀有的生产资源能得到最大的价值。

沿着这条思路分析制度转变，我发觉就算是取消私有产权这个假设，高斯定律仍然有效！那就是说，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结构的不同或经济制度的不同，是不会对资源的使用造成影响的。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高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的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的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等于零的话，这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的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便会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总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依照这样的推论，就算没有市场价格亦可以得出高斯所提出的结局。

在「私产」与「公产」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制度）。但不论在什么经济制度下，只要这些制度的运作费用是完全免费的，资源的使用都会达到最高的价值。在这情况下，制度的选择将会是一件随意、偶然和不可确定的事。


交易费用决定制度安排

但社会制度的运作是有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社会将尽可能选择一个交易费用最低的制度。这是由于较早前曾经讨论过的「局限下取利」这个假设的缘故。我们若要解释制度的选择，就必须证明在考虑一切有关的局限条件后，这个选择的交易费用是最少的。同样，假若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方向是如何改变的话，我们便可推测制度的转变。

我建议将广义的交易（制度）费用分成两类——（一）一个制度在运作时所要付出的费用；（二）采用某个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后者包括改变制度所需要付出的协商费用；如果磋商不成，还要包括用武力或其它手段所要付出的代价。我将阐明，后者最显著的费用，是信息费用和说服那些因制度转变而导致收入减少的人所需的费用。

将交易费用如此分类，有三个重要含意。第一，假若采用或改变某一个制度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必定会选择一个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来支配资源的使用（注三十四）。第二，假若采用或者改变一个制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话，在众多的选择之中，被采用的制度的运作费用并不一定是最低的。在这情况下，倘若不把改变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考虑在内，在表面上来看，社会是有浪费的。第三、假若有一个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而改变制度的代价是少于这制度所能节省的运作费用，那么制度就必然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