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想到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的土地上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回顾30年的写作生涯，我发现我的书勾勒出了我心目中西方经济的商业革命的进程。我感到中国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种商业革命之中，但其速度却要比西方快得多。在这30年里，我写书的目的已经从回答工作、生活和管理中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转变到了回答“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最近又转到了“为何我们要这样做”。在现今的中国，这些问题想必也都是需要解答的。

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给书取名为《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因为我那时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多数在组织中工作的人并不理解什么是组织，或组织是如何运转的。这样造成的后果就使人们不开心，工作没效率，而且往往会失败。在我看来，有时候组织会成为囚禁人类心灵的监狱。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的时候就经常有这种体验。

我的第一本书成为了标准的教科书，全球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而且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很多大学和企业中的教学用书。这就告诉我，国家可能有兴衰起落，但人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他们身在何地都是一样。世界会改变，但人性不会，而我的书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组织确实是会变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并且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实现远程协调。我们不再需要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陈述改变了管理者的一切。你无法直接看见你的职员并面对面同他们谈话，所以你就必须加倍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给他们报酬的问题。

我想，我们可能必须彻底重新思考组织的性质。买下人们的时间然后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如果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在远离主要组织的较小单位中完成工作，那么我们何不直接购买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琐碎的监督工作，省去对下属的监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离得很远。组织能够节省办公空间、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以及用于管理的时间。总之，我们可以把很多为我们工作的人和团体看成是供应商，而不是雇员。这可能对双方都有利。

现在看起来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但在1980年可并非如此。因此我开始写第二本书《工作和生活的未来》（The Age of Unreason）。我想要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为什么他们在思考工作的组织方式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思考，并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里有三类工作者：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自雇工作者。我认为后面两种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成是拥有独特的客户组合和项目组合的“组合工作者”，所以他们不完全依靠于某一种收入来源。

像我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也是超前于欧洲和美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为独立的生活做好准备。组织不信任独自工作的人。但是，慢慢地，世界改变了。把所有人都招进组织内部所需的费用太高。我的想法和我所发明的术语逐渐流行开来。但现在我开始担忧起组织所面临的新压力：保持全球竞争力、不断扩大组织的规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不断地对它们的“人力资源”提出更多的要求。这会对组织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是否会像我在《觉醒的年代》（The Empty Raincoat）一书中所说到的，遇到变成“空雨衣”的危险？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雕塑公园里看到一尊雕像，那是一件无人穿着的空雨衣。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穿行在一排又一排的桌子、一间又一间的办公室之间，我感到那里的人们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也许他们只是些无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要说，工作组织对社会的影响令我感到担忧。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为周遭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们好像比从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变得更富裕了，但却比以往更不快乐。生产力很高，但这通常意味着是更少的人在付出更多的劳动。对于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对于那些要比以往加倍努力工作的人来说，也经常不是什么好事。人的寿命更长了，所拥有的时间也比原来更充裕了，但我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发这些时间，特别是一旦组织不再需要我们工作了，我们就更加不知所措。这世界太让人困惑了。

为了和更多的读者分享我的思想，我现在担任了两份杂志的专栏作家。我也在组织之外活动，以反思这个社会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正开始成为我所谓的社会哲学家。《个人与组织的未来》（Beyond Certainty）就是一本此类文章和一些其他著述的合集。我觉得一整本书的篇幅可能过长了。那些把能够启发人们想法的短篇故事集合到一起而成的书，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可能更方便。他们可以把书放在案头或者床头，时不时地拿起来翻看。我发现，尽管我不在教室里讲课了，但骨子里我还是个老师。好的老师只管讲故事、提问题，而寻找答案是学生们应该做的事。老师只能指点方向，提出一些点子。

在《饥饿的灵魂》（The Hungry Spirit）一书中，我指出了已经找到了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部分答案，但却不确定对此能够做些什么的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在非洲，人们说饥渴分为两种：渺小的饥渴和伟大的饥渴。渺小的饥渴就是渴望获取维系生命所需的东西：必须的货物和服务，以及购买这些东西所需的金钱，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伟大的饥渴就是渴望知道“为什么”，理解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资本主义能否不追求提高道德感而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市场是否也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苦思冥想的是认同感、宗教、社区和教育方面的事情。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有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一些想法。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强，就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前进方向，以及对所有衣食无忧的人来说，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英国ZF也在担忧自己对于管理者的教育是否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水平。我受托领导一个小组来对比研究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对于管理者的教育方式的各自不同的特点。研究成果报告结集成为一本很有趣的书——《经理人制造》（Making Managers），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对于管理者或领导者的培养方法问题，各家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佳方法，但都认为应该把实践经验同正式学习结合起来。在研究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英国的管理者获得的管理教育是在军队服役（当时所有男性都要服义务兵役），或作为会计接受培训时得到的——这两种教育都不完全适合于商业和ZF组织。这本书促成了英国商学院的大发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 World Service）要求我在《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一书中总结世界顶尖管理思想家的工作和思想。只有这一次，我没有在提出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设法介绍其他人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项很有用的训练。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作家都是师心自用，路子越走越窄，很少会停下来看一看其他人的研究方向。实际上，我一直都是一个其他人思想的阐释者，使他们的想法能够契合当今普通人的工作。

其实，在写我最近的一本书，也是我的自传——《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都极大地受到了我在大学时研究过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影响。回首过往，我发现原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中，有那么多是来自于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而不是正规的学习课程。但要想从中学到东西，仅仅经历过这些事情是不够的，必须要对自己的经历加以思考。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根本没有思考的余裕。这将成为我下一本书的焦点。

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会喜欢我的思想、故事和感想，并且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