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性

2013-01-31 08:03:59

关键字 >> 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阶级政治经济学

一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以及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及区域的现代历史发展的理解，必须以现代全球历史发展为出发点。进一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为我们重新理解这些发展的进程做出了最好的启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强有力地证明，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必然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一词汇，我将在演讲中进一步予以说明。

为什么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说到底，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中国的转变都被很多人视为宣告了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理论相关性在几十年逐渐衰落之后的最终终结。

这一终结同时表现为其他批判理论的出现，譬如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这些理论取向似乎提供了一种批评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无关人类解放之宏旨而单单追求理性化和官僚化往往引起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在最近的全球危机当中，这些概念性的取向遭到严重质疑，极大程度上暴露了他们对当代世界的理解当中，存在着根本上的局限性。

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大规模的贫困以及结构性的剥削，这些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让我们明白，借用马克·吐温的话，说马克思已死实为夸大其词。但是，如果简单地回到20世纪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也是于事无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衰败以及日益明显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不恰当性根植于历史发展当中，这些历史发展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重新阐释马克思。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同的是，在最根本的层次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并非是一个以劳动力为出发点的，针对混淆了现代性的阶级剥削模式的批判。与此相反，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揭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媒介形式。这种形式把现代性构建成为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生活形式。这种媒介形式，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劳动力形式社会性地构成的，并且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这种媒介形式体现为独特的、准客观的支配形式，这种支配形式不能从对一个阶级的支配，或者是对更具体的社会/政治实体的支配这样的角度得到充分的认识。上述这些支配形式，由于局限于诸如商品和资本这样的范畴，因而不能从市场的角度恰当地概念化。此外，它们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产生出一种盘踞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最核心的历史进程。

二

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征的关注，正与过去四十年间大规模的全球性转变相呼应。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包括：“二战”后以国家为中心的福特主义在西方的解体；政党—国家及其中央管制经济在东方的崩溃或者根本性转变；以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出现（这一秩序或因大规模竞争型经济体的发展而式微）。

这些发展，可以通过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包含一切的轨迹加以理解。这一轨迹始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二战”之后的年月里发展到极致，在1970年代转向衰落。这一轨迹当中最为显著的是他的全球性特征。它囊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殖民地与非殖民化的国家。尽管历史发展的步调并不全然一致，但是这些区别更多地表现为基于一个共同模式的不同变化，而并非是本质上毫不相干的两种不同的发展。举例来说，“二战”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福利国家遍布西方工业社会，在1970年代的头几个年头里，或受限制，或者局部瓦解。这些发展，与苏联战后的成功和迅速衰落，以及中国深远的转变并行不悖。无论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的）的保守党派是否掌握权力，这些发展终将发生。

这种总体的发展不能从偶发的、局部的、政治决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它们意味着一种历史进程的存在，这一历史进程纵贯东西方，不受限于政治控制，表达了普遍而成系统的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的统辖与约束。

凡此种种的历史性转变不能以政治理论或者认同理论来恰当地加以把握，它们超出了那些聚焦于分配的社会批评所能解释的维度。这一历史性转变强调了重新遭遇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重要性：历史进程的问题意识与全球结构性改变正是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尽管如此，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暗示了恰当的批判理论必然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我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指涉一种阐释框架，在这里，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是从阶级关系这一角度来加以分析的，阶级关系根植于私有财产关系并且以市场作为媒介。社会支配主要从阶级支配和剥削的方面来理解。在这个框架当中，资本主义以日益增长的私有财产与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为特征，私有财产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社会里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的生产力，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业化的劳动）。

这种矛盾的展开使得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成为可能，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制，以及在工业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计划经济。工业生产被理解为一种技术过程，资本家利用这一过程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但是工业生产是从本质上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的，因此可以为社会的全体成员创造福利。

在这个我称之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里，存在着范围广大而彼此相去甚远的理论取向、方法论取向和政治取向，这些取向进而生成了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尽管如此，鉴于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这一框架的局限性也日趋明显。这些历史发展包括不以解放人类为特征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实存社会主义”的兴衰历史轨迹，并行而且同时存在的国家干涉型的资本主义，科学知识和生产当中的先进科技变得越来越重要（似乎质疑了价值的劳动力理论），然而对技术进步与增长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反对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至上主义），以及不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总而言之，凡此种种提示我们，传统的框架已经无法为解放的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恰当的出发点。

对过去一个世纪普遍历史模式的考量使我们同时质疑主张劳动力与历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把历史理解为偶然性的后结构主义。然而，这些考量并不否定历史偶然性的批判性的观察。也就是说历史作为一个内在必然性的展开描绘的是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让我做一简要的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特征归纳为，比起早期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独立个体从个人支配的关系当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由是处于一个“客观依附”系统的框架当中的。这一系统的框架把一个准客观的统辖与约束强加于人类活动之上。这些统辖与约束最为显著的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逻辑。历史逻辑的存在本身即表明了一种社会性构成的、加诸于人类行为的局限性。

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摈弃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个人自由，他把其特征归纳为本质上的单向度和不完整。如果仅仅从个人依附的角度来考量自由，这只能让一种更为首要的不自由形式变得模糊不清。在资本主义当中，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人们对历史的创造是以一种被支配并且受迫胁的形式进行的。

这种不自由的形式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对象。它把握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与结构性变化背后的统辖与约束。马克思的批评，并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从历史和劳动力的立场展开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及劳动力的整体性和本体中心性，才是马克思批评的对象。

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的分析似乎与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方面较为相似。两者都需要一个对整体性的批判以及历史的辩证逻辑。然而，马克思批判性地把握了这些概念，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表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取向坚称偶然性的本体论首要性，因而拒绝了这些概念的有效性。马克思对他律性历史的批判从根本上不同于后结构主义，他不认为历史可以像叙述一样被推论性地消除掉，而是把历史看作是时间性支配结构的一种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试图以强调偶然性的方式来重获人类能动性，然而却否定了或者对资本的支配特征的时间行动力含糊其辞，其讽刺性的结果是更为深刻地无力。

在马克思成熟期的理论当中，作为内在驱动且具有方向性动力的历史，既不是人类社会生活当中普遍的特征，也不是历史偶然性。恰恰相反，内在的历史动力是特定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征。马克思绝不是肯定地看待历史，而是通过将历史这一方向性的进程建立在资本的范畴之上，把历史理解为他律性的。马克思成熟期的理论，其意指并非是关于历史与社会生活的超历史理论。恰恰相反，马克思的理论着重强调了历史特殊性，也因此质疑了任何一种自我宣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超历史有效性的取向。

三

我将从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他律性动力这一角度来简略地重新考量马克思成熟的批判当中最为基本的范畴，诸如价值、商品、剩余价值和资本。在传统理论框架当中，马克思的价值这一范畴被认为是试图证明直观的人类劳动力，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唯一的社会财富来源。在资本主义当中，社会财富是以市场为媒介的。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当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这一范畴，展示了剩余产品由劳动力创造出来，并为资产阶级所独占，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当中剥削的存在。在传统理论框架里，剩余价值这一范畴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剥削。

这种阐释是片面的。基于一种超历史的（不因具体历史语境而作出区别的）对劳动力的理解，把劳动力理解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媒介活动，一种社会生活的条件，它把事物以目标导向的方式加以转化。劳动力因此而被设想成为财富的源泉，设想成构成普遍而真实的社会性的源泉。然而，在资本主义当中，劳动力受阻于特殊主义以及分裂的关系，因此而不能完全实现。在超历史的劳动力公开地以社会的规范原则出现的社会形式当中，解放得以实现。当然，这一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紧密相连。劳动力提供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

通过仔细阅读马克思成熟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开始质疑传统阐释的超历史预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马克思指明了他最根本的范畴不应该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是应当理解为既为主观又为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形式。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范畴不应被看作是超历史的，而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情境紧密相关的。货币和劳动力这样的范畴由于他们抽象而普遍的特征，看起来似乎是超历史的，尽管如此，以马克思看来，这些范畴的抽象普遍性也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是有效的。正是由于它们抽象而普遍的特征，原本是历史地特定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才显现为适用于所有社会。

对于价值这一范畴也同样适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马克思明确地把价值作为历史地特定于资本主义的一种财富形式来处理。它由直接人类劳动时间消耗组成。马克思把价值和他所称的“真实的”财富区别开来。“真实的”财富是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总数的功能，它取决于包括知识在内的诸多自然和社会因素。马克思接下来勾勒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为劳动时间消耗与真实财富生产之间不断出现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价值之上的系统产生出历史的可能性，也就是价值自身可以被废除，而不依赖于直接劳动力消耗的生产可以在新的基础之上组织起来。同时，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基于价值的体系所产生的潜能与这一体系的实际境况之间的矛盾指明了资本主义的废除，也必然导致价值与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废除指向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

资本论的第一卷缜密而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分析。它从商品这一范畴开始，马克思的商品范畴既不指示可能存在于许多社会当中的商品，也不是一种假想的（并不存在的）存在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简单的商品生产。马克思把商品视作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定义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它既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社会实践的形式，也是建构人们的行动和世界观的原则。也就是说，商品的形式既是社会主体，也是社会客体。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寻求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性质和基本进程，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它是由劳动力组成的。这一命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直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当中的劳动力有着历史特定的双重特性：既为“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所指的是一些体力劳动在所有社会当中都充当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抽象劳动”并不是整体上的具体劳动，它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它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里的劳动力还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媒介功能，这并非是劳动行为本质上所固有的。

在一个以商品作为整体的基本结构性范畴的社会里，劳动力及其产品的社会分配方式并不取决于传统的范例，或者是明显的权利与支配的关系，劳动力本身取代了这些关系，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决定了如何取得他者的产品。它构成了一种新的互相依存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人们消费的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而是由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产品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发挥功效，取得他者的产品。劳动力及其产品实际上取代了表面上的社会关系的功能。它们作为媒介调节了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交互关联性。

在马克思成熟期的著作里，劳动力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中心性并非是一个超历史的命题。它意味着物质生产，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里，也确实是最本质的维度。然而，马克思的著作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劳动力在历史特定的情况下构成了一种社会媒介。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诸如它首要的历史进程以及它的生产过程，社会性的特性构建起来。

资本主义当中的劳动力，既是我们超历史并且常识性的认知，又是历史特定的社会媒介活动。由此，它的客观化既是具体劳动产品，又是社会媒介客观化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一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特征的社会关系和那些诸如亲族关系、个人关系，或者直接支配这样特殊定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大不相同的。虽然这些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当中依然存在，而最终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种由劳动力组成的新的根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既具有一种独特的准客观特征，同时又是二元对立的。它们的特征表现为抽象的、普遍的、同质的维度与具体的、特殊的、物质的维度之间的对抗。两种维度都更多地体现为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而又决定了对自然现实的社会性认知。

资本主义当中社会媒介的抽象特征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支配形式。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常常被误读为一种劳动财富理论，把劳动力看作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唯一的社会财富来源。然而马克思的分析既无关乎普遍财富，也无关乎普遍劳动。他的分析把价值当做一个历史特定的财富形式，与资本主义当中劳动力的历史性特殊作用紧密相连。

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所做的区分相似的是，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明确地把价值与物质财富区别开来。他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形式和资本主义当中劳动力的二元性联系起来。物质财富是由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来衡量的，并且是诸如知识、社会组织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功能。价值是单独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消耗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当中它是占支配地位的财富形式。当物质财富是占支配地位的财富形式时，它是以公开的社会关系为媒介的，而价值既是一种财富的形式，又是一种社会媒介的形式。也就是说，价值是自为媒介的财富形式。

在这个阐释框架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一种由劳动力构成的、历史特定的、准客观的社会媒介形式。它通过决定社会实践的形式因而准独立于参与这些实践的人们。

其结果是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支配形式，使人们服从于非个人的、日趋理性化的、结构性统辖与命令的社会支配。这种社会支配无法在阶级支配，或者具体的社会群组的支配，或者国家经济的制度性中介这样的层次上恰当地理解。它居无定所，虽然由确切的社会实践形式构成，却又表现为非社会的。我认为，马克思对抽象支配的分析，比起福柯试图以现代世界的权力这一概念来把握，更缜密更确凿。此外，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福柯毛细血管权力这一概念的片面性。马克思对支配形式的分析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和空间性的，更是过程的和时间性的。也就是说，同时既为毛细血管又为包罗万象。

在此我仅作一略述。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商品形式的双重性并不稳定；它产生了一种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性互动，进而引起一种复杂的时间性模式。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价值的判断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认定的。马克思指出，作为社会财富形式的价值，其衡量标准是时间性的：生产力的增加相应地增加了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然而其结果只是短期内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的增加。一旦这一生产力的增长成为普遍的，则价值的量级也跌至原先的层次。其结果是一种跑步机效应。一方面，生产力的增长引起使用价值生产的增长，然而增长了的生产力并不能导致价值长期并且成比例的增长。价值就是资本主义当中财富的社会形式。

请注意，这一特殊的跑步机效应根植于价值的时间性维度，而并非是通过市场竞争或管理。这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进程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决定条件。一方面，这一进程的特征表现为生产与社会生活的不断转变；另一方面，这一历史进程不断重构它自己作为一成不变的社会生活之特征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说，价值被重构，而劳动实现了社会媒介，无论生产力达到了什么程度，人力的劳动是生产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从社会整体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永不停歇地创造着“新”，同时再生了“同”。它既创造了另一种组织社会生活和劳动力的可能性，同时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这种历史进程根植于一种特殊的，时间性的支配形式当中。马克思的分析把社会必须劳动时间当做价值的构成部分，勾勒了一种社会性的普遍抽象的规范。生产必须与之保持一致。资本主义根本的社会媒介形式首要的标准是特定于资本主义历史语境的社会支配的抽象形式：人被时间掌控，被一种历史特定的时间性形式掌控。这一时间性形式是由商品形式历史性构成的抽象的牛顿式时间。

然而，仅仅把资本主义的时间性看作空虚而同质的牛顿式时间也是片面的。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完全，它就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生产力的增长。这些增长并不改变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总量，但是确实会改变对单位时间的测定。单位（抽象）时间保持恒定而又向前推进。这是时间的运动。因此它不能在牛顿式时间框架里加以理解，而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并且把牛顿式时间包括在内的基准。这种时间的运动可以称之为历史时间。抽象而恒定的时间单位的重新测定，同时重新测定了与这一单位相关联的强制。如此，时间的运动得到了一个必须的维度。抽象时间与历史时间辩证的交互关联起来。两者都是和商品以及资本形式一起，历史性地构建成为支配的结构。

这两种时间性的辩证所产生的动力正是资本这一范畴的核心。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是一个运动的范畴，它是运动中的价值。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或是物质体现，而是体现为货币和商品形式呈螺旋形进展当中的不同时刻。

马克思用以描述资本范畴所用的语言，恰恰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描述精神所用的语言相同：服从于自我进程的自我推进的实体。马克思提示我们，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体在资本主义当中确实存在，黑格尔把历史当做主体辩证的展开这一理念也是有效的，但是其有效性仅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极为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并不把主体认同于无产阶级，甚至也不把主体认同于人类。相反，他把主体和资本认同在一起。虽然资本由人类构建出来，但是它作为一种抽象支配的动力性结构，独立于人类的意志之外。

马克思对黑格尔成熟的批判不再是后者唯心论辩证法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倒置。相反，它是黑格尔唯心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正当化。马克思含蓄地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核心”正是它唯心论的特征。它是由异化的关系组成的支配模式的一种表达。关系从个人那里取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将一种强制的形式强加于个人。因为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双重性特征，因此也具有辩证的特征。

在马克思的成熟理论里，他并没有假设一种历史性元主体，比如将在未来的社会里实现自我的无产阶级。相反他提供了批判这种观念的基础。在资本论里，整体性以及构成整体性的劳动力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历史性主体是居于资本主义构造之核心的社会媒介的异化结构。资本的矛盾指向主体的废除，而非主体的实现。

随着马克思展开资本的范畴，资本和它的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发生变化。最初，资本元非是工人集体劳动力异化的表达。随着劳动力的“真实从属”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日趋重要的地位，资本不再是本应属于工人的被神秘化了的权力形式。被资本吸纳的社会生产力日趋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力，不能再被理解为直接生产者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普遍知识的积累使得价值以及无产阶级劳动力越来越变得时代错位。同时，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重新构成了价值和这种劳动力的必要性。

应该注意，通过把社会形态的矛盾特征建立在商品与资本的双重形式之上，马克思指出，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是特定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或者普遍的社会关系根本上是矛盾而辩证的这一观念，根据上面的分析，应当被视为一个形而上的前提，而没有提出足够的解释。

这个分析的含义之一就是资本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存在。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矛盾所指的并不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关系”（市场与私有财产）与外在于资本主义的“能力”（劳动力）之间的矛盾。相反，这一矛盾是资本本身固有的，最终根植于它的两个维度之中。作为一个矛盾的整体性，资本具有生产出复杂的历史进程的能力，这一历史进程指向它自己被超越的可能性。

这一矛盾使得另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同时开启了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理论自身的可能性在于，对它自己及其对象的把握来源于同一范畴，它要求所有的批判理论来解释它们自己的可能性。

对资本主义复杂进程的理解允许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与生产结构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分析（而不是技术性的分析）。马克思的关键概念，剩余价值，不仅像传统阐释一样指明了剩余是由劳动阶级创造出来的，更展现了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固定的成长形式。在这个框架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仅是它和危机步步相随，对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取向已经再三强调过，更大的问题在于，成长形式本身也加速了自然环境的毁灭。根据这种取向，如果生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物质财富的数量，而非增加剩余价值，则发展的轨迹将大不相同。

这一取向同时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结构以及生产性质的批判性分析。它指明了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并不能理解为一个技术过程，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追求持续的生产力增长的驱动力促使科技成熟的生产设备的出现，这些设备使得物质财富的生产基本上摆脱了直接人力劳动时间的消耗。相应的，这也促生了大规模社会性普遍的劳动力时间减少，以及根本性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社会组织的可能性。

然而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当中得到实现。相反，价值被重构成为这一系统的基础。其结果是，虽然体力劳动持续减少，但是技术成熟的生产也并没有把大部分人从支离破碎而又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样，劳动时间并不是在社会普遍的层面上减少了，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增加了，劳动时间被不平均地分配了。一方面，人类以资本的形式历史性地构建的能力开启了未来的历史可能性：不再以直接人类劳动的消耗一一也就是一个阶级的劳动力一一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形式；另一方面，直接劳动消耗的必然性又不断地被重构。

根据我上述的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理论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市场与私有财产）的批判。它不仅仅是针对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剥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它把握了现代工业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特质，批判性地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当中抽象的支配结构、个体劳动和个体存在的琐碎化以及盲目的发展逻辑。马克思的理论把工人阶级当做资本主义的基本因素来加以处理，而非把工人阶级看作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化身。他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化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废止无产阶级和以无产阶级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组织的可能性，由作为社会媒介活动的劳动力构成的抽象强制的动态系统。

这一取向从无产阶级及其劳动力的超越，也就是劳动力与时间的普遍结构的转变这一方面重新概念化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来看，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实现，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在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内，通过在劳动力和时间的不平等分配的框架内创造一个下层阶级来“废除”劳动阶级。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不再以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的劳动力为基础，同时也是灾难性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灾难性发展的结果是体现为人口过剩的劳动力过剩。

通过转移针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专注，这一取向可以给对所谓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基础。与其说它们作为一种社会模式代表了对资本的历史性否定，毋宁说它们是非传统的（失败的）资本主义积累形式。

限于时间，我无法详细阐述为什么这些范畴不应当仅仅解释为经济范畴，同时也应当理解为决定了人们世界观和人格概念的文化范畴。但是我仍然希望指出，把对资本主义的超克和对无产阶级劳动力的超克联系起来，这种阐释可以开始探讨后无产阶级自我理解和主体性的出现。它为我们开启了历史性地反思近几十年来社会运动和世界观构成的可能性。它也有助于我们着手分析全球性升温的“原教旨主义”的种种形式，它们以民粹主义的盲目形式抵抗着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不同分化。

四

回顾上述的思考，资本霸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构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重商主义到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再到20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福特式资本主义，进而到当今世界的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每一种构型又引出深入的批评，这些批评关乎剥削与不均衡，不公正的发展，或者是技术统治和官僚政治的支配模式。

然而，这些批评也都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不能完全认同于任何一个历史性构型。

我力图把两种取向加以区分。一种取向虽然复杂精致，然而最终只是批判了资本的一个历史性构型。另一种取向把资本和它的诸多表面上的构型剥离开来，并且把资本理解为社会构造的核心。

作为社会构造核心的资本，以及特定历史时期下资本主义的构型，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把两者混同视之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错误认知。马克思的主张，即将来到的社会革命必然从未来当中汲取诗意。先前的革命专注于过去，错误地认知了历史的内涵。传统马克思主义退向了他们无法把握的未来。传统马克思主义聚焦于私人所有制和市场，他们混淆了资本在19世纪的构型而无法超克资本主义。其结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含蓄地认可了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当中托生的新国家中心的构型。

对资本主义的新构型元意中的认可更多地体现在19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反对黑格尔并且转向尼采的特征。这种思考也是退入了一个无法恰当把握的未来。他们虽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中心的含蓄认可加以否定，但是他们的否定也无法批判性地把握继国家中心资本主义而兴起于东西方的新自由全球秩序。

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转变不单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诸多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弱点，它同时告诉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日批判理论当中的中心重要性。

通过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作为社会构造的基本核心来重新思考，我希望对重塑我们今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做出贡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有摆脱了把资本主义当做它诸多历史性构型之一的这种概念上的束缚，才有可能恰当地理解我们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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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 |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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