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了王兆山先生的两首词，其中一首名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在传媒中传开后，引发了许多读者和网民的巨大反感。这几天，互联网上对他一片斥骂之声。

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和全国人民英勇的抗震救灾伟大斗争，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互联网上、文艺演出活动中，都出现了大量感人肺腑、激荡人心的好诗篇，唯独这首《江城子》词，虽然也是描写地震中民众的感受，但却令人反感，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写作初衷，可能是为了表现从中央领导到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关爱受灾群众，借罹难者的语言来进行抒情，应该说，运用这种艺术化的表现手法是允许的，动机也是好的。

但是，由于作者在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上的胡涂，这首词错误地解读了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因此，这首词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负面的。

首先，该词错误地解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灾难发生后，之所以牵动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即组织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人员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立即赶赴灾区，就是因为地震发生后，废墟下的生命在呻吟，必须立即前去救援。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大的，人权、人性、人本中的第一要素，就是人的生存权，生命高于一切，而党和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生存幸福。人民的生存幸福是“果”，党和国家的一切关怀行为是“因”。这种理念，就是“人本思想”，事实上它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孟子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他又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央领导同志冒着余震、山体滑坡的危险，多次到救灾第一线；解放军和其他各路广大救灾人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分夺秒，早一点、多一点救出废墟下的生命。但即使是这样的“党疼（痛）国爱”，也依然无法挽回数万条生命，对逝者而言，地震大灾无情，他们被迫离世，是永远的痛苦和厄难，他们根本无“幸福”可言，而王兆山的词中却说他们因为有了“党疼国爱”，所以便“纵做鬼，也幸福”，这就是属于“强奸鬼意”的没心肝式的语言了，是把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颠倒过来了，它实际上是在误导人们:有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即使死了也满足。而实际却是，我们党和国家向人民施以关怀，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并不是要人民用生命来感恩，诗人岂可以这种轻佻语言来代鬼“立言”，这就无疑太冷酷了。

其次，这首词最后两句“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也很不妥。地震和奥运并没有任何联系，硬拉一起便是矫情，这是写诗填词之大忌。而且奥运与人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中国举办奥运，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友谊，让生活更美好，也就是说，奥运本身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缔造和谐世界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因此，2008年北京奥运就定位为“人文奥运”，这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生存、幸福第一尊重的理念。而这首《江城子》词，却把“看奥运”当成了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生目标，认为只要有奥运会可看，即使死了做鬼也心甘，也会“欢呼”，这实际上颠倒了因果关系，既亵渎了逝者，也亵渎了奥运会。

三是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犯了混淆歌颂和阿谀界线的毛病。自古及今，颂诗、颂词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数量大、题材广，有颂君王的、颂师长的、颂社会群体的、颂国家的，等等。解放以后，我们的歌颂性作品也很繁盛，有颂领袖的、颂党的、颂祖国的、颂英雄的、颂山川的，等等。在歌颂性文学作品中，讲好话、作比拟、以形容词进行修饰，也都允许。但是，这种形容和比拟必须确当。超过了程度便是阿谀。如“文革”中，有人“歌颂”江青这个反复无常的反人民的戏子是“旗手”，要向她“学习”之类，就是谀词，肉麻而无耻。王兆山这首词也犯了这个毛病，他把明明是痛苦逝去的冤魂，说成有“幸福”，说成他们为了“看奥运”，便“只盼坟前有屏幕”，这便是过头话，乱用形容词，从而把抗震题材的词，写成了阿谀词，这很不可取。

即使单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此词也存在问题，如没有严格按平仄和韵脚写，其“左军叔，右警姑”之类的语言，亦略显轻佻；“也幸福”、“同欢呼”之类词句则过度白话化。

看韩寒博客，这人又在讥讽作协了，转载了山东作协副会长王兆山的一首《江城子》，他啥都没评论，但但凡看过这首词的，均被王兆山老师吓了一跳。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大概王兆山许久没发表什么了，觉得趁着地震，应该写点什么，于是，查了查字典，把韵脚搞定，随后大笔一挥，一首词就这么完成了，想必当时写完的时候，还暗中自喜，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牛逼了，这都能写的出来，而且韵脚压得那么好，有几句甚至可以直接拿来做对联，于是，给了《齐鲁晚报》，估计《齐鲁晚报》的编辑和我们的王老师有仇，想也没想就登了出来，编辑也在暗自寻思，我做那么多才是个编辑，你啥都没干就混个副会长，这词我就给你登出去。

登出去的结果就是全国一片哗然，王老师果然非凡人，此乃神人，纵做鬼，也幸福，想必也是听多了“做鬼也风流”的俗话，觉得地震不要紧，只要国人疼，死了六万人，做鬼也幸福，想想当时温总理的话:“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决不放弃。”一边是决不放弃地救人，一边就告诉人们，死了就死了吧，做鬼也挺幸福的……

幸福个屁，王老师觉得做鬼幸福，那就去做鬼吧。

继续看下去，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是的，这帮“鬼”们死了都不会忘记奥运的，奥运火炬在传递，所有人在那一刻都在默哀，然后，幸福的“鬼”们等着坟前安个大屏幕，看看奥运，看看刘翔，不知道刘翔知道那么多同胞的坟前自己会出现，心里会不会忐忑，不过想想是挺渗人的。

看个屁，奥运是重要，但有生命重要吗，有灾区重建重要吗，有心理援助重要吗？

网友批判已经很多了，王兆山的言论至少表明了一个心态，就是奴才心态，不知道他在现实中是不是阿谀奉承的主，不过照现有证据分析，想必就是了，在这些人的心理，灾难不要紧，痛苦不要紧，生命也不要紧，只要有党和国家想着，就应该知足了，这事恩惠，要感激涕零，却不知，现在的政府正在积极转型，往以人为本靠，往服务型政府靠，公务员和政府，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他们的职责，就像一个家长，孩子生病了，就有职责去给他看病，而不是让他一个人呆着，那孩子是不是要感激涕零，生病了也不忘说一声，生病挺好的，挺幸福的，有爸爸妈妈照顾，在王兆山的心里，没有“生命”这两个字，只有“肉麻”。

我们从这首词里听到了肉麻式的吹捧，看到了恶心般的冷漠，对他，我们感到可怜和可悲。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自己当人，当作一个真正的人，也许，社会就更进了一步了

与众多网友一样，笔者也一直对才疏学浅的“亡灵派诗人” 王兆山居然能雄居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之高位一事大惑不解。原因很简单——若论兆山之才识， “打油诗”尚且写不通；若论兆山之德行，则只配“找扇”；若论兆山之头脑，则稍有常识之人也不会当此大灾难时期写出“纵做鬼，也幸福”的句子，并自以为得意地拿去报纸上发表，这不是骨头贱讨骂是什么呢？

然而，今天看到《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7日）上王大主席对“幸福门”的回应，忽然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叫《厚黑学》的书，恰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不禁大呼:“得之矣！得之矣！”一个困扰俺多日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不能不令俺喜极而狂，请读者诸君原谅俺的失态，并听区区在下细细道来。

李宗吾在《厚黑学》的前言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此言真可谓震聋发馈，掷地有声，乃万古不易之论也！彼王兆山者，以其宵小之才德，而摄省作协副主席之高位，不能不谓乃一代枭雄也！故虽曰不才，然必有其过人之处。而其过人之处究竟何在焉？一言以蔽之，“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兆山之心黑，于其“幸福诗”中可见之。兔死狐悲，乃人之常情，况处于死伤十万余人天灾之际，纵使无情之草木，亦为之含悲。而在兆山，却正是其溜须拍马、扬名立万甚至一飞冲天之大好时机——在他看来，“党疼国爱”就像佛光普照，足以超渡数万死于地震的亡灵以达到“幸福”的彼岸——甚至，他还要求这些不幸的亡灵们为奥运而同声“欢呼”。兆山爱国爱党之情固然可嘉，然其心之黑之硬之冷酷却不能不令人寒气直冒呀！遇难者的尸骨还未寒，家属们心头和肉体的伤口还正着血，没想到却在此时，他们竟被王大主席做了献媚用的道具——所谓“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上天给我们一颗心，而“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而我辈“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却一味地沉浸于悲痛之中，与兆山之超然物外相比，不能不说乃“天下之大愚”。

兆山之面厚，虽已见之于“幸福诗”表现出的无耻与媚骨之中，然不如其对“幸福门”的回应之剧且显矣！面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在常人纵不至于“无病而死”，一时的情绪低落甚至精神失常恐怕也在所难免。可兆山却象什么风浪都见过的“洞庭湖里的老麻雀”，于纷如雪片般飞来的唾沫与砖头的围攻之中居然“岿然不动”，仍然“心态比较好”，并轻描淡写地说:“写文章都是这样，肯定有很多评论，各种声音都有。”因此，“让大家去说吧，评论吧”。这种举重若轻，从容淡定的修为不能不令世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无一人能及呀！

宗吾曰:“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方能终止；学佛的人，要讲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 而兆山以其天纵之才，于天崩地裂举国同悲之时而心不动，处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之中而色不变，“上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此等功力，非曰兆山，孰能至哉？—— “无形无色”（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之境，此之谓也！

故兆山之于省作协副主席，确乃名至而实归也！甚至——若以其“厚黑”的修为，实乃大材而小用也！

震灾发生已一月有余，而巨大伤亡对世道人心的种种影响仍在持续释放，某些特定事件的影响之大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例如范美忠事件；再如王兆山事件。

连日来，弃学生逃跑且不耻自辩的范美忠所引起的激烈道德论战尚未见平息之态，由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一首词所引起的文学伦理反思，再度闹到了沸反盈天。如果说，那位教师“先跑合理”的言论尚能因某些概念的复杂性博得些许谅解同情乃至支持，那首替可怜的亡魂们发出“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等感慨的词，获得的却是绝对一面倒的口诛笔伐。

细勘如此笔触，确实太过轻佻，替那些遇难者“表态”尤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许多人认为，虽然这首词并不怎么符合词牌格律，但作者的身份以及公开发表的结果，已足以令文学蒙羞。

无论是否应该牵扯到整个文学，这起事件都是一次严重的警示。

警示之一:文学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却有不应逾越的底线，即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如同在道德思考和实践方面，任何“自由”必立足于正义和责任一样，在文学创作方面，才情亦应生发于真情，创作思考亦必植根于常理。就此，范美忠所谓的“自由”概念，因抽离了现代文明人应具备的责任担当意识，而显得很不可靠；王兆山此篇词作则由于失去了对亡者的基本哀矜和体恤，有违基本的文学底线，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灾难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谨慎，面对灾难和伤亡，作家应该保持凝重，而不可有丝毫虚浮。历史经验证明，无论天灾还是人祸，灾难对文学艺术确实有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又有一种滞后效应，可能要过很长时间，很多人才会“回过神来”，对灾难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反思。在灾难的“现场”，固然可能会产生一些优秀作品，但可以肯定:灾难“现场”所产生的作品，许多会相当肤浅，在抒情和理性方面都有可能偏颇，乃至矫揉造作，似是而非。以王兆山此次的词作为例，虽然这是否是其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尚难确定，但假以时日，其本人对此仓促之作或能生发悔意也未可知。

不过，面对惨痛的天灾人祸而仍在作品中孜孜以求“诗意”，或是“为赋新辞”而以轻佻态度对待他人的痛苦，从而变相展现出残酷和冷血者，并不乏其人。此次震灾后，还有一位曾获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在博客中贴出了自己的诗作，其中也赫然出现类似“大地震，再来得猛烈些吧”的句子，按其诗中逻辑，这样即可“检验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丈量我们的坚韧到底能容纳多大的苦难”。

这种诗句，即便可以称为一种“英雄乐观主义”，但从另一面看，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变相地视灾民生命如草芥，已经少了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

由此，灾难可谓是衡量作家的砝码。通过上述现象，显然很容易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作风的虚浮。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灾难时分，以及这样的缺点暴露，尤其是对这种缺点的批评过程，可能也正是文学发展的契机。

眼下，或许所有的文学中人都会认真思考“王兆山现象”，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思考灾难以及灾难中的文学观，对文学观的成熟和升华极有裨益。

众所周知，文学艺术的根本是“人学”，而在灾难中人性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示，无论美好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无论理性的一面，还是蒙昧的一面；无论尊严的一面，还是卑微的一面；无论坚强的一面，还是脆弱的一面；无论群体的一面，还是自我的一面……灾难骤临时人性的方方面面往往展现得最为真实和透彻。正因如此，文艺工作者如果能以真诚直面灾难，当能更充分地理解人性，能够发现最具震撼力的故事，从而写出不朽名篇。而另一方面，关注灾难，记录灾难，尽快创作出好的作品给灾难中受伤的心灵以抚慰，提振人们救灾重建的热情和勇气，以及通过帮助人们思考灾难和对抗灾难锤炼国民性格，也当属文学艺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设能如此，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言及此，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中国虽近百多年来天灾、兵燹、运动等各类灾难不断，文学艺术界却似乎并未从中汲取太多的营养，或者说没能产生多少有助于人们剖析生命价值、提升精神高度的作品。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这可能与文学的发展模式、批评氛围、出版发行体制、教育内容设计乃至语言文字的改革等都有关系，但无论如何，如果长期没有相对高水平的文学，所谓文化大国便将无从谈起。时下之中国，仅最近半年时间便已数遭重大天灾，如此背景下，如何使更多的作家通过对灾难的深切关注而获得文学水平的升华，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