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冬虫夏草与腐败经济分析

作者：范存会

经常看见一些商店门口写着这样一些文字：回收冬虫夏草、回收各类烟酒、回收各类礼品等等。笔者感到很好奇。这些商店一般都是各类烟酒专卖店或者零售商店，通过购销差价获利。不知道回收以上商品是如何获利的？回收商品的供应者都是那些人？回收以后又是如何销售的？
有些记者对于礼品回收现象进行过暗访，发现回收礼品的地点往往在大的节日（如春节）以后明显增加。回收的物品包括高档烟酒和高档滋补品。根据新华社2005年的一篇报道，这些礼品回收店很少碰到“讨价还价”现象。一位烟酒专卖店老板透露，虽然这里行规是不打听卖主的礼品来历，但还是容易看出绝大多数礼品都是求办事、拉关系送的，卖主没花自己的钱，只要能变现，价格再低也不会心疼。
对礼品回收的管理成了目前工商、烟草等管理部门的头疼事。西安市南关工商所日前勒令辖区内6家涉嫌回收礼品的烟酒专卖店停业整顿，该所所长佟红军告诉记者，仅近一年多时间里该所查缴的“礼品回收”灯箱、招牌就有二三十个。
礼品回收经营者以超低价格收购礼品然后出售，不按规定渠道进货、超范围经营，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但由于它们多是暗中交易，管理部门取证困难，使这一普遍存在的非法行为很难制止。南昌市工商管理部门表示，这种超范围、不规范经营，低价进高价出，不仅有暴利，而且存在偷漏税问题。
还有人士认为，礼品回收使腐败者把收受的礼品“洗”成了现钱，成了腐败行为的藏身之地。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江锦世说：“礼品回收并不排除有亲友的赠品，但肯定有大量拉关系、拍马屁的腐败‘贡品’，这与盗贼销赃有共同之处。”

礼品回收市场的供求特点
礼品回收的供给者一般为礼品接受者。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礼品以后，由于送礼者并不完全了解收礼者的个人需求和偏好，很多礼品对于收礼者而言，并没有多大的直接使用价值。例如，有些人给官员送高级补品（如冬虫夏草），而这些高级补品的消费量是有限的，但价格极高。因此收礼者希望将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礼品变现，成为货币以后，就可以随意购买需要的物品了。问题在于，这里的供给者（收礼者）的边际成本为0，即不需要个人直接支付，以此与商店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很大，只有礼品回收商店提出的回收价格接近收礼者的意愿接受价格（WTA），礼品交易就能完成。收礼者也是理性人，在确定自己的意愿接受价格时，往往会比照市场上同类商品的价格，并且比同类商品价格略低。因为确定的意愿支付价格略低，可以使得礼品回收交易更容易达成，从而减少礼品长时间在手里停留的时间。只要礼品变成了货币，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就很难再追究货币的来源了。于是收礼者通过变现，实现了非法收入的合法化。
礼品回收的需求者就是那些挂着各类招牌的礼品回收商店。专门的礼品回收商店由于工商部门的严格管理已经很少了，许多礼品商店都是百货店、各类零售店的副业。这些商店的业主看到了回收礼品是一个好的套利机会，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价的成本购入礼品，然后二手按照市场价出售，获取超额利润。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商业活动将使得边际收益等于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利润空间不大。这种礼品回收的行为使得获取超额利润成为可能。
看起来礼品回收市场可以使得收礼者和商家双赢，前者实现了礼品的货币变现，个人收入增加；后者获得了商业利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实际上总有人要为此买单。首先，送礼者如果送礼以后，希望违规办的事情也没有办成，由于官员的强势地位，有些人会忍气吞声，送礼者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由于送礼减少，成为买单者；如果送礼者没有办成事情，恼羞成怒，控告官员，最后可能两败俱伤，官员和送礼者付出的代价经常要远远高于送的礼品价值。其次，如果送礼者希望违规办的事情被官员批准，买单的就是那些违规行为中处在不利地位的公民或单位。送礼者中饱私囊，但是造成了全社会的效率损失。

礼尚往来、送礼与腐败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人和人交往讲究礼尚往来。这送礼的礼仪得到了特别的发扬光大。商家在利润驱动下，为了满足送礼者的需求，于是就有了五颜六色的“送礼经济”，各类送礼商品琳琅满目，送礼服务不胜枚举……
送礼本身是中性的。对于那些真正基于亲情、友情、爱情、恩情的送礼是美好的，那些纯粹属于礼节的送礼也是文明的。但是当下中国的许多送礼都是有目的的，送礼行为的背后都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目的。
当礼尚往来和送礼演变为利益沟通的时候，送礼就成为腐败的导火索。送礼者企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达到某种目的。被送礼者用礼品替换了工作的原则，对于该拒绝的难以拒绝，该纠正的抬手放过。送礼行为把人际关系变形为利益关系，甚至有可能转化为腐败犯罪。

腐败的主观原因
腐败者个人欲望的膨胀是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自利动机，本来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个人消费欲望的满足是通过非法的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方式实现，就会对于整个社会产生外部性的负效应，降低了经济体制运行的效率，因而被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规定为非法行为。
腐败行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为公职人员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个人目的（利益），使得公共权力异化，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和某些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和某些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经济人之间是平等互利的关系，才能保证交易行为的正常进行。而腐败分子通过为目标人群提供特殊利益，使得这种公平的市场交易关系变得不平等，从而导致交易损失。

寻租行为与腐败
寻租理论源于布坎南公共选择学派。寻租中的“租”又称“经济租”，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社会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时，各个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中的使用与配置都达到了其机会成本和要素收入的相等。但如果某个行业中要素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时，那么这个行业就存在着该要素的经济租。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要素为寻求经济租而向存在经济租的行业流动。在价格机制作用下，供给增加，价格下降，要素在各个行业中取得的收入一致，形成均衡。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如果一个企业采用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或者改善管理，才有超额利润可图，其他厂商便会起而效之，纷纷涌入，使这一市场产品价格降低，超额利润消失，租值消散，这样一种活动便为“寻利活动”。因此，这种行为是正常市场机制的表现。通过市场竞争，降低成本，增加了社会经济利益，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但是，如果人们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各个经济利益团体通过游说、行贿、送礼等手段，促使政府帮助其确定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其活动的性质就演变成了“寻租”。寻租活动往往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得正常的竞争难以进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由于这种寻租行为造成的损失要比单纯送礼办某件事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大多了，虽然后者也是不道德的或者违法的。

经济转型与寻租机会
我国尚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是典型的转型经济。渐进式的市场经济改革虽然已经被实践证明有许多优点，但是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由于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希望保持原有的体制，维持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导致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度，在很多领域还保留着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当前最为典型的就是土地使用权和金融市场。
另外，由于国有经济改革不彻底，产权模糊造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等。以上都是存在巨额寻租机会的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法律不完善、缺乏监督和权力制衡导致寻租行为难以抑制
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位或者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在部门利益驱使下，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也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形成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防止腐败的经济措施
防治腐败行为的方法有许多。包括加强对于官员的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国际反腐败合作等等。但是本文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重要的在于加快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但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将有利于帮助全体公民树立诚信、公平、公正、自由的基本人权理念，从最大程度上遏制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源。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堵塞经济体制中权力寻租的漏洞，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以商业贿赂腐为代表的腐败现象。因此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而是互相促进的。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寻租活动猖獗，主要是由于各级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分配权。我国的资源配置（主要是自然资源）不是由市场完成，而是由各级政府以政府行为的方式进行分配，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不断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 制度创新经验，以更小的代价和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实现经济的又快又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