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效欲望和有效需求

2.1　消费

　　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饱和非线性（Saturation Nonlinearity）关系。对于这类问题，本文抛弃加权平均法（Weighted Average Method），引入分段线性化（sectionalized linearization），这是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说，在本文中，我们把人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并假定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饱和区域），完全自主消费，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线性区域），完全依照收入的多少来消费。这种假设，对于那些两极分化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在这样的假定下，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决定总需求的关键因素，是分配，而不是边际消费倾向。
　　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一开头就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于是经济学的任务就简化为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欲望。然而，正是这样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却让经济学走上了弯路。在微观经济学里，我们反复利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研究消费者行为，但到了宏观经济学里，却强调人的欲望无穷大，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有必要研究富人的消费规律。富人尽管人数较少，但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机器、厂房、技术、资金等，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大多数人就是在这少数富人的统治之下，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是以自己拥有的劳动要素换取富人拥有的资本要素。只有实现更多的要素交换，才能使穷人的生活变好。因此，深入研究少数富人的消费规律，有助于让穷人换取尽可能多的资本。

    富人也是普通人，无论他们如何穷奢极欲，但他们的消费规律仍然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是说，吃、住、行、用、玩、乐，凡是能在市场上用钱能买到的东西，他们必定会有满足的时候。“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中国的这句古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按照人类的消费偏好，把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量子化为一个标准的“一篮子”商品，那么，任何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一篮子”商品的消费规律，仍然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无论一个人的钱再多，他的消费一定会有一个饱和量，超过了这个量，就会出现负效用。

    卢映西女士（2005）就此问题曾作过精辟论述。她认为任何消费需要时间，而时间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是有限的，因此，实际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

    为了把这个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本文引入“有效欲望”这个概念。诚然，人的“总欲望”是无穷的，但经济学意义上的欲望要受到市场供给的制约。人有很多欲望，但有些是不能实现的，如长生不老等等。为什么古时的皇帝不乘飞机汽车？为什么皇帝不看电视，不用手机？不是皇帝没钱，而是市场上没有这种产品。乘飞机汽车，看电视打手机，对于古时的皇帝来说，属于“无效欲望”。知道了什么是“无效欲望”，也就知道了什么是“有效欲望”。“有效欲望”就是指一个人对市场上现有的各种商品的最大欲望，但不包括对金钱的欲望。金钱是一个特例，人对金钱的欲望无穷大，它的边际效用几乎恒常不变。有限的消费欲望和无限的金钱欲望，构成了经济学上的人的欲望。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富人在消费与赚钱的选择上，会让两者的边际效用相等。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个均衡点附近，消费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且金钱的边际效用不变，那么，当收入发生波动时，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富人仅仅调整金钱的数量，且始终维持消费的数量为一个常数。因为，一旦消费数量减少，其边际效用马上大于金钱的边际效用，反之，增加消费数量，其边际效用就会小于金钱的边际效用。这就是说，再增加一粒米的消费，富人的边际效用会达到零，甚至会变为负值。但是，再多赚一元钱，其边际效用不会有显著变化。因此，为了文字叙述方便，有时候我们干脆把这个均衡点与有效欲望近似地等同起来。

　　我们这里谈到的有效欲望，它约等于消费函数中的自主需求。因为不需要依赖收入而自主决定的消费，只有收入很高的富人集团才能办得到。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的消费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2.2 投资富人集团除了消费，还要投资。投资的目的，概括起来说，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消费，二是赚钱。为了满足消费的投资，要受到有效欲望的制约，为了赚钱的投资，要受到货币增量的制约。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投资。有钱可赚时加大投资，没有可赚时等待时机。盲目投资，必然血本无归。有时候会有泡沫，但泡沫终究要破灭。

    本文认为，为了满足消费的投资，是内生的，是由消费的数量决定的，与消费正相关。而为了赚钱的投资是外生的，主要由货币增量决定，同时还受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本文假定外生变量不变。因此，在本文中，凡是做静态分析的地方，把富人集团的消费与投资一律看作是常数。

    赚钱行为在维持宏观经济系统稳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对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施加一个外来冲击，如政府突然动用一笔赤字，则这笔赤字在短期内会导致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甚至投资增加，但过不了多久，富人们把这笔钱赚完了，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

　　当经济系统的规模大于均衡规模时，如上所述，富人们通过赚钱让货币从实体经济中退出，系统萎缩，重新回到均衡点。相反，如果经济规模小于均衡规模，则富人集团的需求无法满足，他们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持有金钱的边际效用，于是会补充货币、扩大生产，直至均衡规模。

2.3  有效需求——总需求

　　来自富人集团的有效需求，除了消费，还有投资。富人集团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弥补资本折旧。如果给定资本折旧率、资本产出率和要素分配比例，那么，投资的多少，就完全取决于富人集团的消费。也就是说，投资的多少，取决于富人集团的有效欲望和生产的技术条件。如前所述，为了赚钱的投资是外生的，我们假定是一个常数。

　　富人的消费与投资的总和，就是富人的饱和需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自主需求，也可以称为主动需求、主动订单，同时把来自工薪阶层的需求称为被动需求、被动订单。

　　对于那些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我们可以这样估算他们的国内总需求。假设整个富人集团对市场上现有商品的饱和需求为A，分配比例为富人集团β，工人α（很显然，α＋β＝１），则这个社会的总需求Qd为： 　　　Qd=A/β （1）

一旦产量超出这个数量，就会导致产品市场无法出清。因为超出的部分中，等于工资的那部分，工人会顺利买走，但属于利润的那部分，卖不掉——超出了富人效用最大化的需求。这个总需求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为了深入认识问题，下面我们说明一下动态过程。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不妨假设在宏观经济系统“刚启动”的时候，广大劳动者没有任何购买力（不妨看成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第一期：富人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饱和需求，需要为自己生产数量为A的“一篮子”商品，同时发放工资W1。W1=Aα

　　第二期：市场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富人集团集体的主动需求，数量仍然是A，二是来自工人的被动需求，它等于上一期的工资所得W1。完成这些订单以后，工人又会得到一份数量为W2的工资。

    W2=（A+W1）α=（A+Aα）α=Aα（1+α）

　　第三期：市场上的需求仍然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富人集团的饱和需求A，二是来自工人的工资W2。完成这些订单以后，工人又会得到一份数量为W3的工资。

　　　 W3=（A+W2）α=（A+Aα(1+α)）α=Aα(1+α+α2)
　　　 ．．．

　　依此类推，第n期工人得到的工资Wn为：
　　Wn=（A+Wn-1）α=Aα（1+α+α2+ … +αn-1)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的求和问题，它的无穷多项的和为：

    WT= Aα/(1-α)= Aα/β　　 （２）

　　动态过程最后趋于稳定状态。在稳定状态，市场上的总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的主动需求A，另一部分就是工人的被动需求，它等于总工资WT。于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总需求Qd :

　　Qd＝A＋WT＝A＋Aα/β＝A/β　　      （３）

　　我们可以看出，公式（3）和公式（1）表示的总需求是一致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恰如波兰经济学家M.Kalecki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工人花费掉他们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掉的。”（见（陈英 景维民，1999）） 富人集团的利润，等于他们的消费和投资，他们花费的越多，得到的利润越多，犹如“寡妇的油坛子”（Keynes,1930）。

下面我们给出一个更一般的、包括了预算赤字Ｂ和净出口（Ｘ－Ｍ）的总需求方程：

                 (4)

　　这里，Ｂ是预算赤字；Ｘ是出口；Ｍ是进口；Ｏ时净出口，且Ｏ＝Ｘ－Ｍ　　上式是M.Kalecki有效需求理论公式的一个变种，这种形式的变化揭示了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它表明，富人集团在每个生产期间，除了得到他们期望的消费与投资，还会得到在数量等于预算赤字和净出口之和的货币，他们确实赚到了钱。[5]

    对于一个没有投资的纯消费模型，我们很容易得出它的最优分配比例，应当等于人口的比例。就是说，如果有80%的人以提供劳动要素维持生计，20%的人依靠非劳动要素收益维持生计，若要使得两种要素的所有者都能够满足有效欲望，那么，必须使得劳动所得份额等于80%，非劳动所得份额等于20%。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如果考虑资本折旧和技术研发，那么，实际资本所得份额应当比理想比例要高一些。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资本效率越高，于是，它用于弥补资本折旧的比例就越低。因此，它的最优分配比例就越接近人口比例。从理论上来讲，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所得份额需要高一些。如果资本所得份额过低，会导致投资不足、供给不足、商品短缺；然而，如果资本所得份额过高，会导致投资过剩、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工资所得份额过低，过早地陷入了需求不足的泥潭。

    这里提出的总需求模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型——需求增长模型。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成就，就要努力扩大国内总需求。要扩大国内总需求，就要调整分配，使资本所得份额逐步减少、劳动所得份额逐渐增加。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的两条腿，必须同时前进，只强调供给与生产、不强调需求与消费，是一条腿走路，欲速不达。

2.4 模型检验例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知，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3084.8亿元，工资总额为19790亿元，约占GDP的份额为10.8%，农林牧渔总产值为39450.9亿元，占GDP的份额为21.5%。如果把农林牧渔的产值全部看作劳动收入（肯定高估），则全部劳动收入占GDP得份额约为32.3%，6[6] 由此推出非劳动要素所得份额约为67.7%。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也叫主动需求、饱和需求）为100，则总需求等于100÷67.7%=147.71。

    这道题目的含义是这样的。约占人口20%的富人集团，在消费100以后，已经吃到肚皮撑住了，但占人口80%的穷人才得到47.71， 才达到达富人的11.9%[（47.71÷80）÷（100÷20）*100%]，远远没有达到温饱。此时如果增加产量，富人必须吃更多，就会撑破肚皮，出现负效用。如果消费不完，就会导致生产过剩、产品市场无法出清。

    例2：根据美国政府“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数据　（Table 1.12 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7[7] 美国2005年的国民收入为108876亿美元，劳动报酬为70296亿美元，以此求得劳动所得份额为64.6%，于是可以推出非劳动要素的所得份额为35.4%。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为100，则总需求为100÷35.4%=282.49。由此可以得出，当富人达到饱和时,广大穷人也已经达到45.6% [（182.49÷80）÷（100÷ 20）*100%]。如果考虑到企业还要弥补资本折旧，那么，穷人和富人在消费方面基本上差别不大、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有效欲望。

　　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那样，美国面对的需求不足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发展得比较均衡，两极分化不十分明显。这两个实际例子，或许揭示了穷国和富国的全部秘密。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都在50%以上，4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60%以上。而中国工资所得占GDP的份额，却由1980年的17%下降到2005年的10.8%，工人工资加农林牧渔总产值合计占GDP的份额由1989年的53.9%下降到2005年的32.3%。

　　据Checchi(2005)提供的数据,2003年几个OECD国家的劳动份额大致如下:日本65%,瑞典64%,英国62%,加拿大61%,意大利61%,德国60%,法国58%,挪威52%。

    研究发现，凡是富余的国家，其工资占GDP的份额较高。与之相反，那些贫穷的国家，工资占GDP的份额明显偏低，而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虽然本文不能提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所得份额的数据，但透过这些国家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也可以了解他们收入分布的真实状况。

3. 现代失业的机制

3.1现代失业的微观机制

　　虽然整体行为是由个体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但整体行为又要反过来约束个体行为。McKelvey[1999]提出了内生的环境观。

　　现代企业的普遍特点就是按订单生产。从宏观上来看，在总量有限的有效需求约束下，每家企业只能分到上期形成的有效需求的一小块，这就成了企业本期的订单。完成这个订单后，工人就会拿到相应的工资。这些工资再加上富人集团的饱和需求，就形成下一期的有效需求。

　　在有限订单的约束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就转化成了固定产量下的投入成本最小化。成本越低，从这个订单中得到的利润就越多。

　　我们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F=f（L，K）　 　 （５）

    再假设劳动要素的价格为W、资本要素的价格为r，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分别为ML、MK，则容易得出企业投入成本最小化的要素组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6)

    这个条件就是让单位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出。这个看上去有几分和谐的结论，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和谐。对个别企业而言，任何生产要素都是它的成本，必须尽最大可能地压低它们的价格。于是，从宏观上来看，所有的企业都在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工资与利润尖锐地对立起来。因此，本文同意Schor(1985)的观点，认为工资是外生的，是由劳资双方的博弈力量以及习惯和技术等因素决定。

　　现在，我们把一个封闭市场上的所有工人按其（ＭＬ÷Ｗ）的大小按降序排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待业队列”。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企业间会争夺那些排在“待业队列”最前面的人。企业究竟雇用多少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订单的大小，二是工人产出的大小。如果企业把所有边际产出大于工资要价的工人全部雇用完，仍然不能完成订单，则排在“待业队列”后面的、产出小于工资要价的那些人会处于失业。这属于古典失业。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企业尚未把“待业队列”中那些产出大于工资要价的工人全部雇用完，就已经完成了那份有限的订单。这时，就会出现现代失业(非自愿失业)。

　　在现代失业下，大多数失业工人的边际产出远远大于他们的工资要价，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特征，小于工资要价的情况属于极个别的情形。这是铁的事实，只要稍微深入社会生活，做一点调查研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失业与古典失业起因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失业机制。可以打个比方：一个大笼子，里面再装一个小笼子，一只小鸟困在小笼子中。很显然，此时限制小鸟活动的首先是这个小笼子，而不是大笼子。在古典失业下，生产相当于小笼子，而需求相当于大笼子。但到了今天，生产力发展了，原来的小笼子膨胀了，比原来的大笼子还要大。因此，现代失业是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受制于市场、受制于销售、受制于富人集团有效欲望。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要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从微观上看，工资成本低了，不仅可以在本期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还可以在瓜分总需求时占据有利地位，为下一期争取更多的订单。然而，企业的这种行为，从宏观上来看，却导致总需求萎缩、总订单减少，陷入“囚徒困境”。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人为了取得一份工作，会极不情愿的降低自己的要价，以便能够站到“待业队列”的前边来。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样的集体行为会导致工人工资全面下降，总需求萎缩，总的就业机会减少，也陷入了“囚徒困境”。这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稍微复杂一点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借助外力，改变他们的盈利矩阵（payoffs matrix），则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例如，可以利用工会的力量，将工人的工资要价普遍抬高一个适当的额度。这样一来，虽然企业在本期的利润会有所减少，但仍然有利可图，迫不得已，仍然要雇用工人。同时，在本期企业多发了工资，这些工资又会变成下一期的订单，于是，企业在下一期会接到一份更大的订单，面对更大的订单，因为劳动市场上仍然有产出大于工资要价的工人，企业只须多雇几个工人，就可以顺利完成这份订单。由于这一期多雇了工人，下一期的订单会更大，如此循环下去，达到均衡时企业的利润和原来一模一样，富人们仍然可以实现他们的饱和需求。企业的利润没有减少，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就业人数增加了，因此，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ZF也可以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制度，让企业实现合作博弈。大家主动遵守最低工资那条底线，在游戏规则内博弈。因为从宏观上来看，这样的约束对于他们集体是没有损害的，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生产力，为社会福利作贡献。

    雇用工人的道理是这样，雇用其他要素的道理也是这样。企业会优先选用最廉价的资源或其他要素，直至完成订单。许多资源及生产的替代方案被闲置，它们不是缺乏社会价值，而是不够廉价。

   3.2 现代失业的宏观模型为了研究宏观问题，我们不妨忽略工人之间的差异，假设所有的劳动是均质的。在这样的假设下，企业随机雇用工人，微观上究竟谁能找到工作、谁会失业，就变得混沌起来了，但这不影响我们的宏观分析。

    假设每雇佣一个工人可以完成订单P（也就是单个工人的产出），这份订单给企业得到利润R，给工人带来工资W。那么，为了完成总订单（在数量等于总需求公式（3）），企业必须雇佣N个工人，容易得出以下关系式：     　 （７）

　　这里，N是雇佣工人数；A是富人集团的饱和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P是单个工人的完成的订单数，P=R+W；R是订单P带来的利润；W是订单P带来的工资；β是利润所得份额，且β=R÷P。

  　如果我们假定Ａ、P、W是三个独立变量，那么，（7）式对工资W求导数，可得：

　　　　 　　　 （８）

    上式表明，工资越高，企业须雇佣工人的数量越多，总产出也越多，真实工资表现出严格的顺周期性。

    在这里，我们假设A、P、W是三个独立变量，读者可能要问，这种假设能成立吗？下面我们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单个工人能够完成的订单数量P。作者认为，在单个工人使用的资本量不变、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变、劳动时间不变、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个工人的产量是一个常数。虽然工资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会高一些，但在厂方严格监督的情况下，工人已经很卖力气了。因此，增加工资并不会显著地提高单个工人的产量，工资和产出弱相关，可以认为产出P是一个常数，与工资W无关。其次，我们研究富人集团的饱和需求A。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经认定富人集团的消费取决于他们的有效欲望，富人集团的投资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下，完全取决于消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富人集团的需求已经处于一个饱和值。

    三个变量有两个是常数，因此，把它们看成是独立变量的假设是成立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工资这个外生变量的调节，促进就业，扩大产出。

    根据公式（７）、（８），真实工资提高，使得有效需求增加，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真实工资表现出严格的顺周期性，这与第一节提到的诸多文献的证据高度一致，不必赘述。前面讨论的模型是针对封闭的经济环境而建立的。但是，如果考虑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则情况就会出现变化。如果我们把预算赤字Ｂ及净出口（Ｘ－Ｍ）看成是主动需求，则可以得到如下总就业公式：

　　　　　　　　　　　　　　（9）

　　这里，Ｂ是预算赤字；Ｘ是出口；Ｍ是进口；Ｏ是净出口，且Ｏ＝Ｘ－Ｍ。如果本地区的工资上升，而周边地区的工资没有上升，则企业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就会把订单转移到周边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实工资W与净出口Ｏ负相关。（９）式对Ｗ求导可得：　　　　 　　　（10）

    由于（10）式的第二项为负数，因此，将削弱真实工资与就业的正相关性。然而，由于源于工资上涨引发的资本转移，必须是在工资上涨以后才能发生。因此，（10）式还不至于为负数。这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断然不会出现反周期的情形。3.3 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在强有力的实证证据面前，似乎已经没有为以上理论做任何辩护的必要，但为了厘清某些困惑，有必要再赘述几句。

    在工人的边际产出大于工资要价的情况下，企业多雇佣一个工人，肯定可以多得到一份边际产品（实物），但并不一定会得到企业想要的边际利润（货币）。只有当企业顺利售出这份边际产品，边际产品才会变成边际利润。能否顺利售出这份边际产品，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总需求是否已经饱和。

    有的人可能认为，工资增加以后，产出扩大，但利润总量并没有增加，于是利润率下降。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薄利多销。利润率低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降低风险。银行存款利润率很低，但没有风险，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工资提高以后，市场扩大，经营风险相对降低。

　　可能有些人会坚持认为，工人的工资提高后，富人集团的需求会相应地降低。由于有大量可利用的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本，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后，富人只需多雇佣几个工人，就完全能够继续维持他们原来的奢侈生活，根本没有必要为此节衣缩食。甚至可能相反，工人工资提高后，需求增加，市场形势转好，社会矛盾缓和，富人集团很有可能会增加他的需求。

     有些人还认为，工资提高以后，可能会引起国际资本转移，跑到别的工资较低的地方去投资。事实上，资本转移也是有成本的，有些甚至是无法转移的。本国工资提高引发资本转移，也间接地为其他贫穷国家和地区做出了贡献。如果把全世界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则任何国家或地区提高工资，对全球的总体就业和生产具有促进作用。针对资本转移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反对国家之间开展“低工资竞赛”，避免陷入极端“囚徒困境”。

    有的人认为，如果以最低工资制度拒绝那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就业的人，就是对这些人不公平。其实，这就是让市场自由决定劳动力价格的论调。研究表明，如果不通过法律保护劳动力市场，则良好的就业水平就无法维持稳定。如果不做任何保护，允许一部分愿意接受更低工资水平的人就业，就会在无形中挤走一部分工资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这样做的后果是，总需求中的被动需求不知不觉地减少了一部分。总需求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总就业机会的减少，进而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失业人数一多，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有更多的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就业，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是，薪水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并始终维持在这个低水平上，寸步难行。

  　对于那些无法在最低工资水平以上就业的人，ZF应当给与一份恰当的生活保障，而不是鼓励他们去拆别人的台。鼓励拆台，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崩溃(工资急剧下降、就业人数急剧减少)。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工资提高后，企业会用资本替代劳动。作者认为，在短期内，企业无法用资本替代劳动。如果由工资上涨引起资本对劳动的大量替代，至少在短期内会导致投资增加，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的需求增加。

    有的人可能认为，工资提高以后，会导致物价上涨，导致总需求减少。事实上，如果物价上涨完全是由工资上涨引起的，那么，必然会使得总需求增加。总需求和总就业的两个模型都支持这个结论。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3：假设夫妻二人年薪合计为5万元时，工资成本占商品总价格的11%。如果此时一套普通商品房的价格是50万元，那么,他们需要不吃不喝10年才能买得起这套房。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算出这套商品房的工资成本是5.5万元。如果把目前的工资水平普遍翻一番，那么这对夫妻的工资会提高到年薪10万元，同样一套住房的工资成本就会上升到11万，如果把增加了的工资成本加到房价上，就会变成55.5万。这样一来，这对夫妻大约只要五年半就可以买下这套住房。

　　当然，对于那些靠储蓄生活的人（如退休者），ZF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保证他们的购买力不受影响。

   这个例子给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计算公式：实际工资=名义工资÷物价=名义工资÷(名义工资+名义利润)　（11）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方法，可以叫做要素分析法。使用要素分析法以后，就不需要像Malinvaud（1977）那样，机械地假定工资与物价固定不变，从而使宏观经济理论有了更加可靠的微观基础。物价的变动情形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名义利润不变，名义工资增加导致物价上涨，则实际工资增加、总需求增加、就业增加。2、名义利润不变，名义工资下降导致物价下降，则实际工资下降，总需求减少，就业减少。3、名义工资不变，名义利润增加导致物价上涨，则实际工资下降，总需求减少，就业减少。4、名义工资不变，名义利润减少导致物价下降，则实际工资增加、总需求增加、就业增加。当利润与工资同时变化导致物价变化时，我们只需要考察它们两者的分配比例就可以了：如果工资所得份额增加，就是好兆头，经济会转好；反之，就是经济衰退的兆头。古典经济学家抱怨为什么工资不能迅速下降，而实现充分就业，也有经济学家抱怨为什么价格不能充分下降以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些抱怨都是不妥的。只有劳动份额上升、资本份额下降，才能促进就业，——当然，前提是存在闲置的生产要素。

4. 现代失业的治理依据

   前面给出的就业量的关系式（7），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入手，来解决失业问题。

   第一、在微观上，建议工资与企业增值挂钩，使工资与企业增值有一个固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开始的时候可以低一些，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与技术进步，逐步提高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约60%）。这种办法可以克服物价波动，可以使实际工资基本保持不变，同时也可以保证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始终维持中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欲扩大国内需求，取得经济发展，就要不断调整要素分配比例，使工资所得份额不断提高。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工资所得份额上，使工资所得份额由2005年的10.8%，上升到10年后的40%左右。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国内需求，为建设和谐共富社会奠定基础。

　　第二、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W，薄利多销。工资增加，会引起被动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总就业人数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就是能够让工人以集体的力量和企业谈判，使得大家能够得到一个较高的、统一的工资报酬，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缓解了需求不足。在国民产出的分配中，工资所得份额较高，这是他们国家繁荣的保证。

　 第三、减少每个工人的产出P。这可以通过严格限制工作时间（如每周40小时），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劳动保护等措施来达到。如法国实行35小时工作周以后，明显降低了失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四、面对国际资本转移，要实行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不以低工资吸引投资，不搞低工资竞赛，不以邻为壑，避免陷入极端“囚徒困境”。事实上，当我们对失业的机制有了新的更加深刻地认识以后，可以找出很多更好更有效的办法来治理它，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5. 结论

　　本文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微观基础，着重强调个人消费欲望的有限性，进一步揭示了劳资分配比例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名义价格的变化导致劳动所得份额提高，则真实工资增加，就业增加，经济危机就趋向缓和。反之，如果名义价格的变化导致劳动所得份额降低，则失业增加、经济危机就会加深。

　　目前的宏观经济学过分地夸大了人的消费欲望，严重地脱离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因此，它无法深刻理解有效需求的重要意义，无法准确把握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订单是有限的，生产能力是充足的。在有效需求的约束下，企业严格按照订单来生产，于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转化成了固定产量下的投入成本最小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市场上还有很多边际产出大于工资要价的工人没被雇佣，但企业的订单已经完成，他们必然要失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下，提高工资可以促进就业、提高产出，实际工资表现为严格的顺周期性。而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提高实际工资可能导致资本转移，从而可能削弱实际工资的顺周期性。

尽管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必然会使得总需求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与之恰恰相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败。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类似于数学上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论断，现代系统科学进一步地推进了对“整体与部分”的研究，发现有时候却表现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许国志,2000）。这就是说，个别企业加薪导致衰败的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全体企业。目前，出现在就业问题上的理论困境，完全在于我们过分依赖基于微观层次上的肤浅经验，完全停留在关于一厂一业的结论上，从而妨碍了我们从宏观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失业问题的本质。

Holland（1998）在《涌现》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那些由很少的几条规则出发，却产生了让人迷乱的系统的过程。本文提出的模型虽然简单（几乎等同于公理），但它恰恰就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守的规则。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几乎都和这几条简单的规则有联系。认识这些简单的游戏规则，对于参与棋局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论，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教材中也有零星的介绍。刘树成等翻译的布兰查德、费希尔（Blanchard and Fischer）合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18页有个简单介绍，给了个数据表，但作者的立场是“微弱顺周期”。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4版第320页给出了1960-2000年美国的GDP变化和真实工资变化的对照图，从这个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顺周期变化的趋势，作者也认可顺周期的事实。作者在后面还列出了与此相关的几篇重要文献，如bils(1985)和Solon(1994)。伯南克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第474页只是简单地提到了顺周期变化的事实，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给文献。

2，假设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为α，非劳动要素的份额为β，工薪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则投资乘数为。党爱民等(2004)指出，由于工薪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b较高，接近于1，而他们的收入所得份额α远远小于1，因此，投资乘数可以近似简化为

3，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中国目前存在产能过剩的领域，包括以下10大领域：钢铁、水泥、电解铝、电石、焦炭、水电、煤炭、纺织、汽车、铁合金。

4，关于中国的失业状况，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2007年3月说：“（官方说）失业率4.6%，只是登记失业率，没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纳入这个范围，因为他没去登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不算失业率。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事实上，将大中城市下岗、待业等情况包括在内，总失业率接近8%。” 失业人员的构成还有向低龄人口和高知识人口蔓延的倾向。在中国，处于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大约还有将近一亿。

5，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大于均衡水平的、稳定的、非平衡的“货币耗散”系统。

6，与此对应的数据是: 1978年53.9% ，1989年53.9%，1997年 42% ，2004年33.3%

7， 请参考美国官方网站: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

　

参考文献

陈英，景维民, 1999，“卡莱茨基经济学”, 山西经济出版社, pp. 22党爱民，张阳武，毕亚林，2004，“过剩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 pp. 31-34.

卢映西，2005，“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经济学家，第5期,pp. 51-57.

王检贵, 2002，“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国志，2000，“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pp.21.

Anger, Silke, 2007, The cyclicality of effective wages within employer-employee matches -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783, European Central Bank.

Azariadis, Costas, 1975, Implicit Contracts and 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1183-1202.

Baily, Martin, 1974, Wages and Employment under Uncertain Demand,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37-50.

Bils, Mark J., 1985, Real Wag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93, 666-689.Bils, Mark J., Yongsung Chang and Sun-Bin Kim, 2007,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yclical Unemployment. Draft.

Blanchard, Olivier Jean, and Stanley Fischer, 1989,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Bodkin, Ronald G., 1969, Real Wages and Cyclical Variations in Employmen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 no. 3, 353-374.
Borro, Robert J. and Herschel Grossman. 1971.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61:1, pp82-93.
Checchi, Daniele and Cecilia Garcia Penalosa, 2005,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OECD,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681.
Dunlop, John T., 1938, The Movement of Real and Money Wage Rates, Economic Journal, 48, 413-434.
Fischer, Stanley, 1977, Long-Term Contrac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pp. 191-205
Friedman, Milto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68, pp. 1-17.
Geary, Patrick T. and Kennan, John., 1982. The employment-real wage relationship: an 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854-871.
George, A. Akerlof, 1982,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7,543-569
George, A. Akerlof, Janet L. Yellen, 1990, The Fair Wage-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255-283.
Gordon, David, 1974, A Neoclassical Theory of Keynesian Unemployment, Economic Inquiry, 12, 431-459.
Ham, John C. And Kevin T. Reilly. 2002. Testing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Implicit Contracts, and Hours Restriction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Using Micro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4, 905-927. Sep.,
Hart, Robert A., 2006, Worker-Job Matches, Job Mobility and Real Wage cyclicality, Economica, 73,287-298.
Hoehn, James G., 1988, Procyclical Real Wages under Nominal-Wage Contracts With Productivity Variations,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Q4, 11-23.
Holland, John, 1998, 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 New York: Addison-Wesley.
Keynes, John Maynard, 1930,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 MacMill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7 edition, page 117
____, 1933, The Means to Prosperity, Times.
____,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____, 1939,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Economic Journal, 49,34-51.
Lindbeck, Assar and Dennis J. Snower, 1985, Explanations of Unemploymen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 No.2:34-59
____, 1986, Wage Setting, Unemployment, and Insider-Outsider Rel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No.2:235-239.
____, 1988, Cooperation, Harassment and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n Insider-Outsider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No.1:167-188. ____, 2002, 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A Surve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34.Lucas, Robert E., Jr. and Leonard A. Rapping, 1969, Real wages,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721-754.
Malinvaud, Edmund. 1977.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Oxford: Blackwell.
McKelvey, Bill, 1999, Complexity theory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seizing the promise or becoming a fad. Emergence, 1-1, 5-33.
Mitchell, Mark L., Myles s. Wallace, and John T. Warner, 1985, Real Wag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Some Further Evidenc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1, 1162-1173.
Rayack, Wendy L., 1987, Sources and Centers of Cyclical Movement in Real Wag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3-21
Schor, Juliet. B. , 1985, Changes in the Cyclical Pattern of Real Wages: Evidence from Nine Country, 1955-80, The Economic Journal, 95, 452-468
Shapiro,Carl,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433-444
Shin, Donggyun, and Kwanho Shin, 2003, Why Are the Wages of Job Stayers Procyclical?, ISER Discussion Paper No. 573.Shin, Donggyun, and Gary Solon, 2007, New Evidence on Real Wage Cyclicality within Employer-Employee Matches.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thcoming
Solon, Gary, Robert Barsky and Jonathan A. Parker, 1994, Measuring The Cyclicality of Real Wages: How Important is Composition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1-25
Solow, Robert M., 1979, Another Possible Source of Wage Stickines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79-82.
Tarshis, Lorie, 1939, Changes in Real and Money Wages, Economic Journal, 49(1939), 15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