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弗里德曼货币学派、卢卡斯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经典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预期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将以上学派的预期理论分为“非理性预期”和“理性预期”这两大主要的预期行为理论。我在这里主要想说明在真实的经济活动中，理性和非理性的预期其实都是存在的，下面我就简单地阐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对未来的消费和投资的预估，而不是对现在的消费和投资的预估。因此，凯恩斯着重描述了心理预期对未来经济走向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企业主以及社会民众对未来经济的预估更多的是受自己心理的支配，也就是说凯恩斯把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智力、耐心等天性作为其对经济做出预估的重要衡量标准。虽然他也承认并不是一切预期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心理因素，但是想象、情绪或者机会确实是预期的原动力（也就是说心理因素是内生变量，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是外生变量）。经济学界把这种预期称作“非理性预期”。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斯等却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至少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首先想的是怎样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每个人对经济的预期是客观理性的，每个人都会在投资或消费前参考较多的经济信息和运用经济知识（特别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经济信息的传播显得更为容易了，可供人们参考的信息、利用的知识越加丰富）。所以，人们绝对不会完全受心理因素的驱使而进行绝对盲目的投资消费。经济学界把这种预期称作“理性的预期”。

简单介绍了这两种预期，我们就来谈谈经济活动中的预期。就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我觉得经济生活中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预期都是存在的，下面我就来举两个例子来进行说明。比如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人们在1929年之前进行疯狂的投机活动，形成大量的泡沫资产，企业在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无节制地扩大生产，一旦泡沫破碎，经济就会崩溃（可以说是供给已经远远大于了需求，当剩下的供给没有多余的需求或者是投资吸纳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的矛盾性就爆发了）。因此，人们在那时的行为可以说是非理性的，在社会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影响下，人们只知道追逐利润，不懂得合理地预期未来经济会出现的状况，所以凯恩斯所说的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是合理的。然而1988年，中国掀起了一股“抢购风”使得当时刚刚出台的宏调政策失效，未出台的政策则直接胎死腹中，由于民众预估到了中国将会出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各地区的民众都纷纷抢购商品，致使价格改革等措施不仅不能稳定市场，反而使得市场陷入更难堪的境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当时的经济状况做出了自己认为理性的预估（事实上，1988年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通胀），中国ZF的宏调政策失灵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民众的想法，而人们则理性地规避通胀风险，这也是个经典的案例。

其实，理性和非理性的预期都是被经济的客观规律所接受的，不管预期的对与否，我们只要考虑这究竟是什么预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我认为，人们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确实能够获得许多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来助自己进行投资消费，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掌握的经济信息和知识远远不能应付这瞬息变化的经济行为，就像我们的经济学家可能也不会成为一个买股票炒基金的高手一样，理性的预期往往是我们头脑中形成的一类规划，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每个经济信息和知识都装在这个计划里，然而计划是一个时间的瞬时点，它在某个地方是要停顿的，但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买者和卖者，整个经济行为就会不停地进行下去，所以我们的计划往往是赶不上变化的。我们的确是理性的人，但是面对复杂的市场行情，我们总不可能遵守一个不变的“约定”而是会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做出即时的调整，而这个调整我们不能就说是理性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致使理性的消费投资变为非理性的消费投资也可能被将要面临的危机所吓退，但结果却非自己所想的那样，进而因自己“胆小”这一非理性行为而损失财富。不过，我们既然懂得在市场中明哲保身，就会带着理性的眼光去看问题，非理性的预期是非常危险的，就像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一样。我相信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普及，人的素质不断提升，每个国家内每个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预期值肯定会提升，对经济的未来展望也会更合理，每个国家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也更加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