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交易费用，哎，我以前也觉得不错，现在才发现，按照证伪主义的标准，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同样不可检验，它似乎永远不能驳倒。

即便企业是按照获取更大的收益方式（如分工等）得以组织的，你也无法证明企业中的交易费用不低于市场——关键的问题似乎是：市场中的交易费用该如何定义、衡量？它该怎样区别于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

企业内部发生的交易，在市场中并不存在完全雷同的情形，因此，费用的比较就根本不可能。于是，科斯的判断无从检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7 23:30:32编辑过]

首先，社会经济总量是在不断发展的，新的市场范畴和新的企业不断出现，自然不会越来越少。

即使整个社会经济总量是不变的，这种观点也有问题：

市场的交易成本由于技术提高而下降，则同时企业的交易成本也会相应下降。

即使市场一方的交易成本单独降，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减小，但不会解散，因此和数量无关。

企业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确实有兼并的趋势，但这不是因为市场交易成本下降引起的。

两点看法：

1.阅读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全面介绍和运用，你所关注的问题一定会用到这个理论。

2 科斯（1937）将资源配置的方式分为了两种即市场和企业，区分的标准是资源配置是否利用权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利用市场和企业配置资源皆需要费用，前者耗费交易费用，后者耗费组织成本，企业因不完全替代市场而出现，“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第108页）。科斯如何论证其观点的呢？从逻辑上讲，论证这一命题至少涉及以下方面：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的来源以及其变化规律；交易的特征。

  科斯实际上是从交易的全过程中探寻交易费用的来源。他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间接提及了合约签订之后发生了的费用。他的分析已经暗含：合约是不完全。他写道：“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买方也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出要求缔约对方干些什么”（第106页）。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科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费用，而且在分析时将产权、文化等制度环境因素假定为既定的。后来的TCE在解释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和治理机制的选择时，也视制度环境为既定的。不过，科斯对交易费用的来源解释得还不够充分。对于组织成本的来源，他以猜测性的口吻将原因归于“管理收益递减”和要素的供给价格上升。解释企业为何没有完全替代市场，要求要对组织成本的变化规律进行探讨。他写道：“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除了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千差万别外，随着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和相关价格变化的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第108页）。从中似乎可以发现，科斯并没有将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完全区分开。事实上，区分交易费用，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是很困难的。

    如果科斯认为资源配置是利用合约进行交易来实现的，那么对市场和企业的区分似乎可以表明，他认为市场交易所用的合约和企业交易所用的合约是不同的。区分二者的标准是权威，“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作成本”（第106页）。因此，科斯注意到了交易和合约的异质性。事实上，他明确提及了交易的异质性，“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假设通过价格机制发生的市场交易是同质的。事实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实际交易更多样化了。这似乎意味着通过价格机制完成交易的成本是彼此差异很大的，而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亦如此”（第109）。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但并没有在该文中展开。关键的原因也许是：科斯没有抽象出交易的特征，因而也不能据此对交易进行准确分类。张五常（1983）进一步的强调了企业的契约性质和合约的多样性，“说一个‘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太正确的，不如说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第144页）。与科斯有所不同的是，张五常认为现实中契约是多样性的，如租赁契约，薪金契约，分成契约，计件工资契约等[1]。不过，张五常同样没有对交易的特征进行分析，从而也没有对契约进行科学的分类，他只是强调应该把企业视为一个契约的集合。后来TCE对交易特征进行了刻画，认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其三个主要特征，其中以“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在此基础上，TCE区分了古典合约，新古典合约和关系性合约三种合约形式[2]。

   与科斯关注“企业的存在原因以及企业的规模如何确定”不同，张五常（1983）更为关注的是“为什么契约采取这种被观察到的形式，以及不同契约安排和定价安排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第150页）。他将不同的契约安排之间替代的原因归结于“发现价格的费用”。虽然，“发现价格的费用”很早就被科斯（1937）提及并用来证明交易费用为正，但张五常却拓展了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认为，张五常所谓的“发现价格的费用”与TCE所说的交易费用相同，都是利用合约来进行交易的费用，这里的交易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类型。张五常如此解释“发现价格的费用”的来源：“原则性上，同协作者的服务一样，投入所有者们的全部贡献能够通过直接衡量与每一份贡献有关的各种属性而分别定价和出售给顾客。在此情况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重合的。但是，因为交易数量，因为消费者缺乏对商品的每一部件或成分的使用的详细信息，因为衡量总类繁多和变化着的活动的困难，以及因为分解贡献的需要，价格的决定费用高昂”（第144页）。同时，“降低发现价格的费用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一些装置替代对活动直接地和分别地定价，这个替代方法可以像采用计件工资契约那样简单，也可以像建立共产党政权那样复杂”[3]（第144页）。这样，张五常便深化了对交易费用来源的理解。不过，张五常并没有深入解释为何间接定价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直接定价但又没有完全替代。事实上，用间接定价替代直接定价就是用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回答上述问题要求对交易的特征和人性基本特征进行设定。这正是TCE所注意到的。

认真拜读了三位高人的高见，收益颇多，在此表示感谢！

还想问个事情啊
按市场组织形式分，可以分为市场交易、企业科层、以及企业间网络
市场交易存在成本，其中比如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敲竹杠问题
企业科层同样存在组织成本，比如说庞大的组织结构会导致内部运行费用高等
日本组装厂商和零部件商通过这种企业间网络关系也就是外包方式来运行，

问题是，如何用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用TCE或者不完全契约理论证明这种方式一定比其他两种方式好呢

再次对各位的帮助和指点表示感谢！

那为什么随着社会发展，市场间交易成本应该是下降的（新的通讯机会，商家对自身商誉的重视），企业的数目反而越来越多呢？
请各位帮忙谈谈自己的看法啊，非常感谢！

就该问题，谈一点浅见。

此言不虚，市场间交易成本应该是下降的，交易成本下降以后，按科斯先生的观点，那么有些业务就不需要用企业中的行政管理来实现了，（企业的出现是因为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于是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上，就会有更多的交易环节，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数目。这一点可以从虚拟企业或者建筑业分工来得以考证。推荐一本书，21世纪中国建筑业管理理论与实践，（金维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里边谈到的弹性生产力，正是此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