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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09
清华一学子: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价值观

 

 

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为钱而努力了。女朋友听了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突然会这么想。她的奇怪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在这之前不久,我的几个朋友相继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月薪都在5000以上。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我在想,我也不比他们差,我是不是应该坚决地去赚钱呢?然而,这天我的这个说法无疑与坚决地赚钱背道而驰。此前的我,对于未来的路怎么走,一直是在犹豫的。是随着大流去拼命赚钱呢,还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为恢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是努力钻营务求升官呢,还是心态平静保持自己随意的本色。对于父母以及周围的人来说,无疑都希望我选择后者,且抱着极大的期望。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所以有时候我想,要是我只是一个人谁也不认识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因为不能满足父母亲友空虚的期望而感到愧疚,不会因为和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比较而显得心态不平衡,也就更能够作自己想做的事了。当然我之所以这么犹豫,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时候我的心态并不平和,还满脑子的精英思想,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总之都要大有成就才可以,才算不辜负了自己。因此赚钱要赚多的,当官要当大的,做学者要做有名的,而不去管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思想中有点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的味道。而正是这种精英思想,让我宁愿做坏事也不甘于或不屑于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所以尽管我从心里面认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认同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而且都是通过很长时间的读书、调查、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自认为还是经得起事实检验的。但是自己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怎么去走今天人们认为比较现实的道路——升官发财。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访谈纪录片《我眼中的毛泽东》,心里面很受震动。首先我对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却还能保持平民本色是非常佩服的。但是在影片里面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讲,尽管毛主席对子女们期望还是比较大的,却这样对他们说:“我不期望你们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你们只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就很满足了。”我没想到毛主席这样伟大,对自己的子女的要求竟然是这样的简单。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毛主席让儿女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而我却一心想着当什么资本家、政治家,这样真的对吗?我想人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人们的尊敬:一种是有钱有权,人们自然对你趋之若鹜;但是当权力不在,钱财散尽时,这些尊敬也便随之而去。我想这种尊敬是虚伪而廉价的。另一种便是和毛主席一样,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尽管主席已去世多年,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依然遵从着他艰苦朴素的教诲,依然一提起毛主席就热泪盈眶。我想这种尊敬才是真实的,也不是通过任何的金钱和权力可以获得的。

 

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努力赚钱,做一个有钱人;一条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我到底该选哪一条呢?我想即使我真的去赚钱,就能如愿以偿吗?在现在的社会里怎么才能赚到钱呢?记得在电视剧《上海滩》中,周润发有这么一句台词:“在上海这个流氓世界里,你越是卑鄙,越能够飞黄腾达。”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卑鄙同样是赚大钱的主要途径,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做官,拼命的往上爬,贪污腐败;一个是经商,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但这都不是我愿做的。顺便提一下,关于赚钱的这两种主要途径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是我经过了大量的调查而总结出来的结论。不怕大家见笑,曾经我是一心想着赚钱的,所以仔细的研究过怎样才能赚到大钱。同时,我并非一个聪明的人,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既然我既不愿卑鄙,也不聪明,更没有家庭背景,那么我获得大量金钱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天上掉馅饼的情况,让人一夜暴富,但我想这个馅饼砸在我头上的概率比我被车撞死的概率更小。再退一步说,即使我能够获得大量金钱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作威作福,挥霍享乐吗?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爱因斯坦就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与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理论的基础,我叫它猪猡的理想”。追求安逸与享乐那不过是猪的理想,何况伴随着享乐而来的永远是极端的空虚和无聊。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放弃对于金钱的追求,而为重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呢?这样,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完成毛主席未竟的事业,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受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即使失败的话,最多不过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毛主席的女儿都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或者想得更坏一点,最多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毛主席讲“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没”。从长远的来看,人都是要死的。因此关键不在于我会不会死,而在于我为什么而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而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我又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已经认定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了。回首这条挣扎犹豫的路,我觉得一个人能博闻强记、反复思考,从而在理论上清楚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却是要静下心来,决心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一心去想要成一个什么家。当你想着要去成为一个某某家的时候,是那个某某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成了你的追求。即使你一心要做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也一样的背离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要求。这样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毛主席的话说,这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现在的西方提出一种马斯洛理论,认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极有欺骗性的理论。表面上看起来,它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视社会价值的立场是一样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嘛,也是追求价值而不是追求利益的。但是,一旦到了危险的时刻,这种价值观的局限就露出来了。追求价值观已经面临着生命危险了,你追求还是不追求?要是依照马斯洛的理论就不会追求,因为要是由于追求价值而自己都死了,死了那对于自己来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怎么实现“个人价值”呢?不行,不能追求了。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不会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追求着“个人价值实现”的什么了不起的个人,那有什么不能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为了人民的利益去死,那就从容赴死,一点都不用惊慌而害怕的。战士讲: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敌人离得再近从来就不紧张,有时候周副主席还紧张一下,毛主席就从来一点也不紧张,任何危险的时候,跟着毛主席你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大勇。而实际上不过是因为毛主席仅仅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特别的重要。因此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是牺牲了也就牺牲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也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心中无我,那自然就镇定自若。

 

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者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平常的看待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劳动者,总有些人以为自己有能力、了不起,千方百计的要争取个人名利。关于这一点,毛主席讲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个人能力再怎么强,你的力量也是极其有限的。你不就是单独的一个人吗?你有多大的力量?你干得了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了不起,顶多就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可怕的样子,其实没什么可怕一捅就破。反之,当一个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为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而誓死争取的时候,他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将具有改天换地,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有人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有力量,这么伟大,毛主席这样说:“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所以其实毛主席并不伟大。如果一定要说毛主席伟大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始终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毛主席的力量其实就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这能不伟大吗?

 

不过,尽管如此,价值观的改造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价值观改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犹豫很多反复。有一位老师就讲:“为公还是为私,这两者在个人心中是日夜运动着较量着的。”“人是会变的,可以由坏变到好,同样的也会由好变到坏。”因此,即使伟大如周总理也说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也还会犯错误,何况是在思想改造上可能远不及周总理的我们。但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坚持让自己要往好的方向变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西方所谓的人性论。一些西方人习惯的认为人性是固定的,要么是善,要么是恶。一些西方的哲学家把人们从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抽离出来,试图抽象的去讨论人固有的本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讨论了几百年依然搞不清楚,争论不休。今天的中国社会,也照搬了西方这一套错误的思想方法。我们的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西方的教条,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主张性善论,其实这些都是胡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人先天的就有善或者有恶,而一直认为先天的人是无所谓善恶的。善恶都是在人的后天经历里形成的。中国的孔老夫子也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不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经常宣传一些品质高尚的人,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本善,而仅仅表明人也是可能变好的,正如人也可能变坏一样。我们讲,既然存在舍身取义的英雄人物,那么你就不能说人性就是自私的。人性要都是自私的,他又怎么会舍生取义?有人说了,某某人先前不是被认为是模范的好人物吗,后来不是也变坏了吗?可见模范并不可靠,自私才是人的本性。不过既然人能够由好变坏,同时能由坏变好,那不正说明了人性并非抽象而固定的吗?不正说明了人性是变化的,因而也是可以改造的吗?有人又说你那种改造是被毛泽东灌输的,是受了宣传的骗,那么你又怎么知道你不是一直受着资本家及其帮凶文人的灌输,受了资本家的骗。有人还说,人常常会冒出自私的念头来,可见自私是人的本性,那我说人还常常冒出大公无私的念头来,那是不是大公无私才是人的本性呢?甚至还有人这样说,你既然说你大公无私,那你把你的钱全部给我。 

 

这种说法更可笑,连什么是善恶的标准都不知道。所谓恶,是由于争取超出自己常规的利益,而侵犯了大家的利益而产生的,而不是说人争取自己正当的利益就是恶。所谓善,也不是不要自己的正当利益,通通用来给别人。总之,人生下来是无所谓善恶的,刚出生而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的人与其他的动物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只具有动物的本能——食欲和性欲。而人的一切性格、思想、观念、意识等所谓“人性”都是在人后天的社会经历中产生的,它是人生存的社会关系作用到人身上的产物。因此人性的善恶不可能是固定的,因为它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样也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人在社会中,形成什么样的观念,主要是趋向于善还使趋向于恶,是趋向于公还是趋向于私,这主要是由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在私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私有的生产关系反映到人的头脑中,人们所见皆为私有,容易形成私有的观念。而在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公有的生产关系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则容易形成公有的观念。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社会中道德水平的高低与这个社会中对于物质财富竞争的激烈程度呈反比,就是这个道理。一个社会中对于物质财富竞争的越缓和,人的道德水平越高;一个社会中对于物质财富的竞争越激烈,人的道德水平就越低。因此,在原始社会中,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人们关于物质财富几乎没有什么竞争,这时候人们的道德水平是很高的,几乎没有私有观念。在封建社会中,生产资料已经是私人所有了,私有观念便产生了,于是人们关于物质财富的竞争比原始社会激烈,因此人的道德水平比原始社会的人降低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进一步私有化,因此人的私有观念进一步加强,人们关于物质财富的竞争也比封建社会大大加强,人的道德水平比起封建社会来也大为降低。到毛主席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恢复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的私有观念慢慢弱化,公有观念大大增强,人们的道德水平比之前又大大提高了。当然,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社会整个的道德水平又开始急转直下。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私有制社会。现在经常听人感慨,现在的人情冰凉,活着有啥意思啊。而毛主席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抗美援朝的美军司令官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到:“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从以上这些记述我们不难发现,毛主席时代的的人民和士兵处处闪耀着高尚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下培养出来的,这样的社会制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让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团结一致,是任何敌人也压不倒的。我想即使美国侵入中国境内,也不过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丝毫没有取胜的机会。所以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样新式武器。

 

但是所谓的改革断送了这一切美好的成果。第一,一切职业的灵光都被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给抹杀了。人们不再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再把自己的职业当作兴趣爱好而潜心钻研。现在人们之所以进行工作,不再基于对于职业的热爱之情和对于职业的使命感,而不过是把职业看作获取金钱的手段。很多医生之所以要当医生,不再是想着要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的痛苦,而是想着去赚钱。于是他们滥收红包,滥开药物和检查单,医院成了不少人谈之色变的地方;很多教师之所以要当教师,不再是想着成为灵魂的工程师,而是想着赚钱。于是不再为人师表,反而在学生中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很多科研工作者之所以要搞科研,不再是想要富国强民,而是想着赚钱;于是不再潜心研究,而到处忙着拉关系跑项目赚钱;很多公务员之所以要当公务员,不再是想着为人民服务。于是不再勤于政务为民解难,而忙于上下应酬贪污腐败。总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切职业的神圣使命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热爱职业潜心钻研的愿望也都化为了泡影。第二,一切神圣的情感、正直的良知都被淹没在了市场大潮之中。有一首诗描述的很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幕志铭。”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明天的成功者呢?那些精于计算的人,那些善于攀附的人,那些惯于做秀的人,那些口是心非的人,那些内心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良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成功者,成为所谓的高贵的人;与之相反,那些比较诚恳和实在的人,很可能会停留在社会的底层。因此,我们在高贵者那里见到的经常是虚伪,反而是低贱的人群当中保留了一丝纯真和良知,他们——这些低贱者——反而是民族真正的脊梁。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都被抹去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情感的神圣激发都淹没在了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这正是今天社会的真实写照。

 

虽然,我们不愿意社会有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今天铁一般的事实却是人们普遍的生活在了金钱的奴役之下。今天,知识分子们在歌舞升平中,大笔一挥抹黑了整个毛泽东时代,毛主席被他们描述成为一个专横跋扈的封建暴君。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无私,毛主席是那样的简朴、慈祥、周到而平等待人。毛主席一生致力于追求人与人的平等,致力于让所有贫民都能过上平等而幸福的生活,为此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最后即使发动文革、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但是不幸的是,在他的身后无人能再阻止事态的恶化,而作为一个始终代表着平民利益的领袖,他从此背上了无穷的骂名。而既然毛主席都不畏粉身碎骨,那么我们又有什么顾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他未竟事业进行下去呢?也许,今天无产阶级的力量确实相当的弱小,但无产阶级的事业是解放工农大众的正义事业。它尽管只是“星星之火”,也将来也必定“可以燎原”。当然现在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的强大,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失败和挫折的准备,要像毛主席说的:“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但不管经历多少艰难曲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在本文的最后,我谨以毛主席的讲话结束本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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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9 17:54:00

好文一定要顶,不顶不厚道,虽然是从小阁楼里刚出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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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9 22:22:00

楼上的大概是投机不成那类吧,怎么某类言论你始终存在敌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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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0 11:24:00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月,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人,同时却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孤独的人,他企图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企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他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企图得到他的同胞的赏识和好感,同他们共享欢乐,在他们悲痛时给以安慰,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是能够自己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样地依靠着社会,以至在社会组织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通过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蚂蚁和蜜蜂也正是那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的,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系却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变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谈的才能,已在人类中间造成了一种不听命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可能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生活,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素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这种素质包括那些作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他从社会中通过交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互相毁灭的,或者要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刀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本文选自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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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0 23:35:00

他到底打算干什么呢?为社会主义奋斗也得有个具体内容啊。难道是职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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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3 17:27:0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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