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印象中的周其仁、汪丁丁和北大CCER</P>
<P>----写在参加北大CCER夏令营之前</P>
<P>李伟，浙江大学</P>
<P>                                                                                                                                                                                                                                                                                                                          【作【作者按】2005年6月份，周其仁老师在浙大的聘书到期，即将告别浙大，离开美丽的紫金港。周老师和浙大签了5年的合同，在这5年中（2001－2005），为本科生开设《新制度经济学》课程。在他离开浙大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一来感谢周老师在浙大的辛勤工作以及对我的启发，二来理顺自己的思路，为8月20号去北京参加2005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夏令营做准备。</P>
<P>大一的时候，我听说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在浙大给本科生开设《新制度经济学》，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CCER这个名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和汪丁丁教授同时加盟浙江大学，他们每年的春季学期在浙大授课，秋季学期在北大上课。我想，可能由于杭州的春天富于诗意，而北方的冬天虽然冷，但是有暖气，因此仍然很舒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两位教授所作的选择和授课安排刚好是符合理性人假说的。大一的时候，没有去听周老师讲课，但是听了一次讲座。讲座的名字就是“真是世界的经济学”。周老师一开始便讲了自己热衷于真是世界的经济学，Coase是他十分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并且举了那个经典的“灯塔”的例子，来说明直面真实世界的重要性，苦苦思考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出路的，也是荒谬的。同时，他说自己和张五常颇为投机，云云。记得当时有个女生提问的时候，问周老师对某某问题怎么看，周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这个女生，“那你怎么看呢?”。当时觉得周老师好有个性，想想也对，如果我们提问之前，自己都没有动脑筋想这个问题，那提问还有什么意义呢？</P>
<P>大二的时候，我听了周其仁老师一个学期的课。由于学完了微观、宏观，学起新制度经济学来，似乎如鱼得水。新制度经济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考虑经济问题的，因此倍感新鲜。不过，周老师列出了长长的一个reading list，顿时感觉很可怕。这个可能就是CCER的授课风格，类似于美国的经济学教育模式。周老师总是连着讲3个小时，而且是站着讲，想上厕所的人自己去。我非常佩服周老师的体力，因为周老师晚上不吃晚饭，而是等晚上的课上玩后，才和几个同学去吃夜宵。周老师每次上完课后都要请几个同学去吃夜宵，条件是他们的读书笔记、阅读文献的体会写的出色。这里的读书笔记不是上课做的笔记，而是阅读文献的体会和自己的评述，把老师的课件全部抄下来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大家都以与周老师一起吃夜宵为荣，因为只有读书笔记写的好的同学才享有这个权利，而且是周老师请客。周老师讲课富于激情，能够牢牢的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他的课十分受欢迎，开始时上课的地点是一个小教室，但是由于学生是在太多，为了防止“爆棚”，讲课的地点不得不换到了东二的大阶梯教室。即便如此，周老师的课仍然每次爆满。因此，便出现了有人不吃晚饭，跑来占位子。后来，周老师上课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同学用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表示这个位子我占了，但是谁来认定它的效力呢？这个真是好有趣的事情。”然后周老师表示，当年他在人大求学时，也是一个旁听高手。由于人大当时讲的全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周老师感到“满意度”太低，因此经常逃课跑到北大去听西方经济学的课，当时可能还不叫西方经济学，可能类似于“西方经济学说批判”。他至今还非常感激北大的开放课堂的做法。后来张培刚先生也来北大开课，讲授发展经济学，周老师也去旁听，他戏说自己虽然不是张培刚的嫡传弟子，但是却得到了真传。他与张培刚老先生交情甚深，工作后还经常去探望老先生。周老师自称是旁听高手，他当然支持旁听了，他曾说，他在北大给MBA上课的时候，学员们要凭听课证才能进来，他并不喜欢这个做法。因此他让大家出主意，看怎样解决占座问题，因为很多选了课的同学反而没有位子坐。后来，终于达成了共识，教室前面6排空出来，保障选课的同学有位子坐，旁听的同学要占位子，只能占这6排之后的位子。后来，大家达成了默契，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选了课的同学基本上都有位子坐。</P>
<P>周老师很谦虚，他说自己这门课不能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引论”。周老师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管制。他引用了一句很有名的话，"Don't teach a fish to swim.",这句话概括了自由主义的精髓，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当年他曾经在报纸上长篇连载，痛斥中国电信，并且呼吁打破电信垄断的格局，由于观点鲜明，立论清晰，很快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电信的改革也拉开了。我认为，周老师主张的很多改革思路，都成为了现实。从周老师的课上，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所在，是什么，为什么，至于解决问题，改造世界，那是最后一个层次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为学了点皮毛的东西，就要去改造世界，这样做很可怕。因此，周老师很少搞对策研究，对策分析，而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到了真是世界的调研中，汪丁丁说周其仁的社会调查是CCER里面做得最好的一个。周老师的学术论文不多，在《经济研究》上有几篇文章，但是近年来并没有在一级刊物和二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直在报刊上写评论和做调研。目前周其仁老师的评论和随笔已经结集出版，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和《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夏业良说周老师是“惜墨如金”，在高产作家遍地的年代里实属不易，我猜想这可能与CCER宽松的学术氛围有关。一般的高校对老师每年发论文的数量有要求，因此许多教师为了完成任务，就去发垃圾论文。我们用维普或清华同方的数据库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许多二级刊物，甚至是一级刊物里面的文章质量很差，空洞无物。汪丁丁在评价晏才宏时说，“持续不发表言之无物之说”是很难得的。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环境影响甚至扭曲了人的行为，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的网站提供枪手论文？就是因为很多不喜欢学术的人，偏偏需要发点论文才能毕业、升职、甚至是升官。如果有这样扭曲的激励，产生扭曲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P>
<P>大二的时候，汪丁丁给浙大的本科生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讲授公共选择理论。汪老师读了很多书，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信手拈来，毫不含糊。我十分佩服他的reading ability，要达到这个层次，还真是有难度。汪老师在浙大还主办了一分新的期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主张兼容“西学之析理及本土之道义”。我去听了汪老师的课，感觉自身功底不够，很难听明白他的要旨。他经常在课堂上穿插康德、休漠，还动不动来一个数学集合，虽然我能够把微积分考到98分，但是还是很难看明白他的集合要表达的是什么，感觉他给的集合和数学公式缺乏来龙去脉。浙大的叶航教授说，“解读汪丁丁，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痛苦”。汪老师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者和思想者，他比较低调，对于“媒体经济学家”的头衔没有偏好，而更喜欢静静的看自己的书。如果说，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的话，那么汪老师只是在为自己代言，讲述自己对问题的思考。他有一本书叫《幽灵自述》，名字的来由据说是他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晚上经常到附近的墓地散步，思考人生、上帝、道德。据说墓地对他的触动很大，对他的思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墓地的幽灵或许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灵魂中了，所以他对事物的认识似乎可以超脱平常的见识。做一个自由的、出世的学者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面对繁华的商业世界，谁不想进去踩一脚，分一杯羹？然而汪丁丁做到了，他游走于经济学和哲学之间，徜徉于美妙的思维世界。汪丁丁在他的文集里写到，在夏威夷的棕榈树下，面对南太平洋的暖风，他感叹：“在大海旁边，我感受到‘必死的生命’的叹息，感受到人的‘神性’绝望地要求超越‘有限’的悸动”，“我眼睛里的大海和蓝天，是凝固在那里的。因为我找不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向，又不愿意滞留在平凡里。”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他所选择的、热爱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不具普适意义。但是一个学者，一个独立的思想者，这是十分值得称赞的。 在2004年和2005年，汪丁丁和浙江大学的叶航、罗卫东教授沿路北上，气势浩大，在复旦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展开地毯式演讲，讲的主题是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用演化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人的行为。汪丁丁指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已经开始变化，开始向跨学科方向发展，并且他十分推崇桑塔费学派。而叶航讲的是强互惠行为，他介绍了西方一个经济学家用电脑模拟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发现那些不合作的、陷入囚徒困境的群体和种群都消亡了。叶航认为强互惠行为维系了种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而罗卫东则是讲斯密的思想的变化，着重讲道德情操论。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三人谈，谈了很多问题，影响很大，浙大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和中山大学的王则柯教授曾经对三人谈做过专门的点评，《浙江社会科学》还连载过他们的讨论和对话。</P>
<P>大三的时候，由于自己的专业课和周其仁老师的课程冲突，听他的课的次数也就少了。有一次周老师上完课后，他在教师休息室和大家讨论问题。我看过他的一篇文章,叫“农村可行学券制”，他从浙江长兴的真实事例出发，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学券制，由政府把每年投入到每个学生头上的钱拿出来，交给学生的父母，这笔钱以学券的形式存在，只能拿去抵学费，别无它用。然后，学生可以拿这笔钱选择去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从而一方面使家庭条件差的学生也可以去读私立学校，另一方面加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竞争，提高教育的质量。这也是浙江长兴县的做法。我向周老师质疑：现在农村的中学分为重点和非重点，不可以随便择校的，除非有关系或者有钱。而且，即便是分发学券，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同样读不起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的费用要高。学券制只会减小那些读私立学校的人的成本，对于家庭条件差的学生意义不大。周老师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将美国学券制的历史讲了一遍，但是我们的看法仍然没有统一。据我的观察，中国的私立教育基本上是奢侈消费品，而且价格越高的私立学校反而收到追捧，首先，我将这个归结为“暴发户心态”，发财了就要显得与人不同。有一个漫画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买了新雨伞的人，恨不得天马上下雨，可天不下雨怎么办？答案是到水龙头下去冲。其次，我国的私立教育还是处在暴利的水平上的，许多私立学校的创建初衷就是为了谋利。这两点决定了私立教育会很贵。我认为公立学校可能不以赢利为目的，按照P＝MC定价，但是而私立学校肯定不会这样定价，如果这样定价，它就要倒闭了，除非私立学校的老板是个慈善家，志在回馈社会。当然，观点不同很正常，这叫做"Let's agree to disagree"。周老师在浙大的最后一次课上了很长，从下午1点多，一直到晚上6点多。我很遗憾的错过了这次课，不过我猜想这场“告别演讲”一定非常精彩。2005年6月过后，周老师就要离开浙大，回到CCER，想起来不禁有点伤感。</P>
<P>从周其仁老师和汪丁丁老师那里，我了解到了一个思想者是怎样思考的。他们都live in passion，有着自己的想法，如此痴迷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使我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北大CCER的面貌。师兄史振涛说他到了CCER之后，无比激动，好比是革命青年到了延安。而我现在要做的仍然是继续思考自己所认为的有趣的问题，并在夏令营中和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位经济学爱好者交流，看看他们在思考什么问题，对经济学的了解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有怎样的人生规划，同时遍游首都北京，我想这将是最大的收获。</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7 22:17:5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