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台湾新党访问人民大学，在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演讲之前，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致辞的第一句就犯了低级错误，竟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热的意思。清华大学的顾秉林校长这回不寂寞了：以后人们可以顾、纪并提，共同作为中国教育的笑话，顾秉林也总算比先前只有一个国关的刘江永教授陪衬更显得体面些。

　　这事在网上讨论起来之后，颇有一些人替纪宝成开脱，什么“这正说明国学复兴很迫切”呀，“词语的意义本来就可以随时代变迁而变迁”呀，那理由是五花八门的。最搞笑的是天涯时空上的一个叫徐志频的人，写了篇长长的《古诗岂能沦为专吃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的工具？》（转载见http://www.pkucn.com/redirect.php?tid=149067&goto=lastpost）。里面先装模作样地说“我们必须承认，纪宝成这错误犯得确实也够低级”，接着却说“至少我念初中那阵就知道了‘七月流火’这火是指火星”。作者大概是想顺便显示一下自己受的中学教育比纪宝成强，结果却是更狠地搧了自己一个耳光。“七月流火”的“火”，不是指火星，而是一颗恒星，即天蝎座α星，中名“大火”；二十八宿体系建立起来后，又名“心宿二”。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纪宝成知道有人迫不及待地用另一个错误来替自己的错误开脱，他是欣慰还是赧颜呢？

　　文章后面又说什么“学问中人在文字方面、典故理解方面出了纰漏，则足以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让众人踏上一脚，自此遗恨千秋，而在学理、逻辑、创造性方面如果出了差错或毫无建树，则仍可躺在自己的职位上谁大觉，且不用担心遭人家唾骂”，并且以煽情式的口气说，“可怜咱中国人，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醒醒，形成一个全新的评判学问中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呢？”作者大概不明白，网民对于纪宝成的专业并不感兴趣，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为本校的国学院摇旗呐喊的校长，本来应该是最懂得宣传之术的，也就应该懂得，在像迎接台湾新党这样的场合，是最不应该出错的；现在不但出了错，还是那么低级的错误，大大损毁了人大国学的形象，连这种宣传之术都玩不好，说他是个不合格的校长，有何不可？何况，纪宝成的校长之位岂是网上的骂声所能撼动的，文章作者如此痛心疾首地反击骂纪宝成的人，简直就是惊弓之鸟。

　　外国的官员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据几年前的《参考消息》所载，英国的教育内务大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出七乘以八的正确答案，一时引起轰动。可是英国人借此事反思基础教育的力度是否应该加大，中国的一些人却借此事兴奋地说“你看国外都这样！”矫枉过正地批评起中国现行的教育方式来了。现在清华、人大校长相继犯错，网上的骂声还没能推进了真的素质教育的时候，开脱的声音便潮水般冲来。如果说“一个全新的评判学问中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在这种一团和气、照顾大家面子的气氛中——而不是铁面无私、公正透明的气氛中——能建立起来，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我到现在，便进一步明白了中国的学术腐败何以如此猖獗，“学术警察”体制的建立，又何以如此步履维艰。

　　今天在新浪网上看到国际在线的新闻报道《人大校长用错典故遭批评　南开教授称太苛求》（http://news.sina.com.cn/c/2005-07-20/13486484109s.shtml），看到“著名画家、南开大学教授”范曾的“高论”，真是叫人气得想笑。为了替人大校长纪宝成辩护，这位范曾教授甫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半瓶子醋的水平暴露无遗。

　　范曾说：“有关《诗经》‘七月流火’一语，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中已有确解：‘七月流火’者极言溽夏炎蒸也。流者，下注也；火者，状其炽燃也。”笔者手头恰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刻本，全二册，1997年7月第一版），于是翻检了卷八之一对《七月》一诗的注疏文字，却根本没有找到范曾引用的那段文字。相反，该诗第一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两句的注文如下：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笺云：大 　　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

在第一章之后的疏中，孔颖达是这么说的：

　　　　毛以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备，民奉上命。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 　　星也，知是将寒之渐至。

后文又对注文进行了详细的注解，除了将火解释成为“大火（星）”，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认为是十二次中的“大火”（按：这个解释是非常牵强的，碍于篇幅，在本文中不赘），但绝无“状其炽燃也”这种解释。

　　为了保险起见，笔者又检索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也没有找到范曾引用的那段话。笔者的朋友帮着查了雒江生先生的《诗经通诂》和程俊英先生的《诗经注译》，也一律将“火”解释为“大火（星）”。至此笔者可以说，即使范引用的那段话，是出自哪本古书，也决不可能是《十三经注疏》里的《诗》孔颖达疏。更可能的是，这根本就是范曾自己的杜撰。

　　后文范曾又说：“又据郭沫若先生之考，七月指周正七月，实为农历五月，天气转热，而非变凉。”郭沫若在什么著作里做过这样的考证，恕笔者读书不多，一时无法指出，但可以确定的是，认为《七月》中的月份都是周正的，并不是鼎堂先生的原创，在范曾举的《十三经注疏》一书里就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和诗中描述的物候现象多有不合。如“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如果理解成是“夏历六月收获枣子，八月收获稻米”，那是和常识完全相背的。但如果把这两个月份理解成是夏历月份，那么考虑到今天陕西地区的枣在公历9月成熟，水稻的收割期在公历10月，这两句诗的物候描述就相当准确了。

　　同样，如果认为“七月流火”的“七月”是夏历五月，更与天文现象不合。因为在三千年前，由于岁差的影响，心宿二（即“大火”星）在夏至之后一个多月才能在傍晚时分显得偏西，这是和夏历七月相符的，而绝不可能提前在周历七月就出现。因此，前人另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即认为《七月》一诗是兼用夏历和周历的。从“四月”至“十月”，都是夏历，从“一之日”至“四之日”，才是周历，“春日”和“蚕月”，则指周历三月，也即夏历正月。这也是目前最通行的解释。

　　最让人齿冷的是，范曾在后文中又大言不惭地说：“‘豳风’出自奴隶之口唱，必使奴隶而述天象，不亦谬乎？”我不知道范曾有没有把《诗经》完整地读一遍，其中提到星象的诗很多。所以清代大学问家顾炎武才在他的《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除了“七月流火”外，他所举的“三星在天”和“月离于毕”，就分别出自《诗经》中的《唐风·绸缪》、《小雅·渐渐之石》。至于为何“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也很好解释。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历算不发达，人们安排农事和其他生产活动，多倚赖天象定时，所以人人熟知天象，也不足为奇；不仅在古代中国是这样，在其他的古代文明中也是这样。喜欢掉书袋的范曾居然连这种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就侈谈相关的历史问题，中国学界的学风不正又可见一斑。

　　本来，“七月流火”的词义是不是可以改变，总算还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笔者已撰文主张不能对不合理的语言发展听之任之，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商榷归商榷，岂能用错误来替人大校长纪宝成开脱？笔者另一文曾指出，网上一个署名徐志频的人，以为“七月流火”的“火”是五大行星中的火星，是以错易错，错上加错；谁知道南开教授范曾以错易错的功夫，还在这位徐志频之上，说的几句话，几乎没有一句不错的。范曾似不应做南开的历史学院和文学院教授，做个“胡说八道学院教授”还差不多。

　　想当年，著名国画家李苦禅之子李燕就曾信口开河地说什么原始人要是没有超凡的预测能力，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他的这一妙论被“易学泰斗”邵伟华视若至宝，在那本“20世纪中国十大伪科学著作”之首的《周易与预测学》中两次引用。由此我开始对中国画家的科学知识不敢恭维。现在看来，连他们的人文知识也是不敢恭维的。可是，李燕起码是清华美院的教授，这和他的特长是符合的；而南开又是凭什么授予一个把历史学成半瓶子醋的画家以历史学院和文学院教授的职务的？

2005.07.21

　　笔者写作《南开大学教授范曾的学识令人遗憾》一文时，所引用的范曾的原话，是转引自南开新闻网记者的报道（后又被国际在线、新浪网等媒体转载）的。此文写毕，又在网上搜到了范曾替人大校长纪宝成辩护的原文（见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5-7-19/LTD-429335.htm），当即拜读。拜读之后才发现，网上有人说范曾的人品有问题，此言果然不虚。

　　且看范曾赤裸裸吹捧纪宝成的原文：

　　　　纪宝成校長娴于诗旨，不惟无舛，用之甚佳。或有某注家强作解人，必以 　　“火”为星辰之名，谓“流火”为节候转凉，此胶柱而鼓瑟之谈，则恐非硕学之 　　宜。且也，“豳风”出自奴隶之口唱，必使奴隶而述天象，不亦谬乎？要之，诗 　　无达诂，人各有会，期间理解之龃龉，唯不离本文之主旨，正不必刻舟求剑，定 　　向而解。

如果说，郭沫若夸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是“诗词的顶峰”“书法的顶峰”、钱穆夸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这样的话是“肉麻”的话，则范曾阿谀纪宝成的肉麻程度，又远在郭、钱二人之上了。那么为什么范曾宁要在天下读书人面前出丑也不惜如此阿谀呢？道理很简单，只要看了《北京娱乐信报》今年6月2日的报道《范曾将任教人大国学院》（网易的转载见http://culture.163.com/culture/editor/news/050602/050602_148126.html）就可恍然大悟了：

　　牐牰杂诰咛褰萄Х桨福纪校长则表示还在制定当中。他说：“《四书五经》这 　　些内容肯定有，而且教学内容绝不限于儒家，诸子百家以及中国文化发展不同阶 　　段的经典内容都是教学内容。国学班的定位是当代世界的范围，因此世界历史、 　　哲学、美学、文艺、科技史等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在学习之列。此外，我们还聘请 　　了范曾作为名誉教授，琴棋书画将作为学生的选修课存在。”

　　一个不过是作为国学班主课的陪衬的选修课的老师，还没有走马上任之时，就对未来的主子大拍马屁，大捧臭脚，怎不令人啧啧称奇！更妙的是，这奴才甚至连主子的意愿都没完全猜透。纪宝成明明说“国学班的定位是当代世界的范围”，所以“世界历史”“科技史”等“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在学习之列”，范曾却说什么“余以为工科硕学不必识篆籀，一若国学大师岂须详欧几里德、高斯”，看来范曾的拍马屁功夫还须再练，目前的水平，也就和前苏联那两位用“无产阶级的爱情和资产阶级的爱情怎能一样”替斯大林的笔误辩护、结果却被斯大林骂为“笨蛋”的教授差不多。

　　本来，学术批评一般是不应该涉及人品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许多学术腐败的产生，是和当事人的人品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担任未来的人大国学院的选修课教师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即使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不能公开批评，起码也该保持沉默。也只有像范曾这样人品卑劣的人，才会主动跳出来指鹿为马，倒上为下。有这样的恬不知耻的教授和画家的存在，真是中国学界和画坛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