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丁丁老师的许多作品无法看懂，更不用说理解了，但以下一篇对较前沿理论的综述，显示了他过人的综合能力，（他认为好的综述比不好的自创具有更大的“剩余价值，我甚同意）还是能给人较大启示的。

一、 引言 经济学在90年代最初这几年的发展实在是值得思考一下的。首先是美国《政治经济杂志》1990年专刊号，以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讨论了经济发展理论已经得到的成果和未来研究的可能课题。这一组论文标志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概言之就是把原来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以索罗模型为代表）拓展到可以容纳长期变量（如人口，技术进步，政府开支，人力资本积累和利率等等）的内生决定。随后杨小凯与博兰德（Jeff Borland）在同一杂志1991年刊出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论文和199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贝克尔等人《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这两篇论文都是试图将劳动分工的“规模收益递增”与“协调分工的成本”这两个因素的演变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杨的文章引入张五常的交易成本概念以描述协调分工的成本，同时在生产函数中使用了一种“学习过程”机制来产生规模效益。贝克尔的文章则强调知识积累在分工深化和协调成本的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继1990年那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后又在美国《经济透视杂志》1991年冬季号发表了一篇更清楚的文章，《制度》。其后，他在199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制度，竞争与代议制》中写了一篇论述如何把制度学化过程理论化的提钢，《迈向制度演化的理论》。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讨论了“组织”与“竞争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一个民族如何可能落入自己经济发展历史所布置的陷阱无法自拔。 来自这两方面的经济研究成果，加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关于立宪、法律，及“宪制革命”的理论，和哈耶克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1990年出版的珀特（Michael Porter）的《各国的竞争优势》中给出了经济发展在各国的大体相似的几个阶段。他提供的材料，至少在我看来，验证了这里要叙述的经济发展理论。下面要讨论的是一种尝试，从上面提到的理论进展及事实的观察，综合地描述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接着我在1992年《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的《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之后所做的工作。下面的讨论分五个小节，第二节讨论内生增长理论，那是一个已经高度数学化了的领域，我将尽力避免使用数学工具。第三节讨论内生的分工理论。第四节介绍与文化、法律、宪法等等有关的制度问题。第五节给出我所谓的“经济发展一般理论”或通论。第六节是结语和对发展经济理论未来发展的几点展望。 二、“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 首先要叙述一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了简短，我从索罗模型说起（索罗的那篇文章动机是要回应凯恩斯学派的哈罗德一多玛经济增长理论。）索罗的模型是在“一般均衡”的基础上集结产生的。因此我的叙述要从一般均衡开始。 一般的均衡是说，如果资源禀赋（每个人对各类资源包括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占有量）、技术结构、制度（私有制及相应体制）和每个人的“口味”（即对所有物品及劳务消费所持的主观感受），所有这些短期内可以视为“不变”的量是给定的话，那末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可以达成一套使所有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量，并使每个人在均衡态时所消费的商品的主观价值达到“最大”。这里，“最大”的涵义是指“不可能进一步增加任何一人的主观效用而不损害另一人的利益”（所谓“帕累托最优”）。刻画这一最优状态的标志是：（1）任何两种资源在同种产品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之比”等于生产任何另外一种产品的这种资源“边际产量之比”（也可以说是“资源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这个处处一样的比率可以认为是资源的“相对成本”，或“机会成本”。（2）任何两种产品对同一消费者的主观的“边际价值之比”等于该两种产品在任何另外一个消费者那里的“边际价值之比”（或者说，“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3）使“相对成本”等于“交换价值”的是所谓“有效的生产消费混合”；任何一种资源在任何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的比等于这两种产品在任何一个消费者那里的边际替代率。 这一理论框架的问题在于其“静态”性质（这也正是其优越之处）。当人们要研究例如“资本积累”的问题时，就产生了许多争论（两个“剑桥”之争与此密切相关，例如计算投资回报率时利率与资本的边际产生率之间的关系）。现在假定每个人都看到未来生产和完全部分的市场状态，并以此为根据把目前的消费适当减小。这样，储蓄通过完备的资产市场融入对下阶段生产手段的投资过程。每个人在任何两个时点之间的最优的“消费一投资”决策构成所谓“Intertemporal General Equilibrium（时点时间一般均衡）。”在所有时点间一般均衡的状态都是已知的情况下，现时刻的每一个人应当可以计算出任何一种产品或资源在未来任一时刻的一般均衡价格与在此一时刻的一般均衡价格之比，减去一就是此种商品在此两时点间的“利率”。虽然这样产生的利率有无穷多种，但在一般均衡情况下人们在任何两时点间重选为一（否则会有“投机行为”把系统带回均衡态）。基于这个单一利率，可以讨论索罗集结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假定资产市场的调整无须成本，假定“口味”不变，假定技术进步的唯一方式是使所有资源的生产能力“等比率地提高”（凡“等比率”的变化通常不会改变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的资源配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平均意义上的生产者，使用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生产手段（固定资产）和平均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单一的“合成产品”，和一个平均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消费和投资，根据平均意义上的“边际替代率”和一般均衡利率。索罗假定（从凯恩斯）扣除了消费的总积累是总产出量的一个固定比例s（于是简化了从主观效用和一般均衡利率导出最优消费和投资的过程）；假定劳动力的百分比增长率是一个给定常数n；假定如上定义的技术进步是总产量的乘数A(t)，并且该乘数随时间增长的百分比率是给定的常数j；令任一时刻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比为k(t)；人均收入为y(t)。要想保持充分就业和一定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比，固定资产k(t)的百分比增长率等于（sy/k）-n因此k(t)的绝对值增长率就是sy-kn。在一般均衡态这两项必定相等（资本市场的有效性，sy>nk即(s/n)>(k/y)均衡的资本产出经使储蓄“过剩”；反之，若sy<nk，均衡的资本产出比使储蓄比消费更为合算因而诱致投资），也就是：sy(t)=nk(t)。这时人均收入y(t)，以A(t)的速度j增长，所以固定资产/劳动力比也以速度j增长。 索罗的这一模型说明：（1）人口增长率越高的国家人均收入的水平越低；（2）储蓄率越高的国这人均收入水平越高；（3）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此，当各国知识结构相差不多时（技术可以较自由地转让），我们指望看到增长率的“趋同”。这一结论没有被世界上并存着长期高增长的和长期停滞的经济这一事实所支持。当然，索罗模型可以容纳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有限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可以假设变动的人口增长率，或储蓄率。这些变通可以产生“多均衡”的局面，从而解释各国间长期存在的收入水平的差别。但这无助于解释各国间在收入增长率方面的长期差别。而且世界贸易的格局越来越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或在欠发国家之间进行，而不是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在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是难以解释的。不少经济学家于是强调一般均衡的前提条件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不能成立，或向其他方面寻找解释（例如国际政治秩序不合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一般均衡的原理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些潜在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质资本往往流向人力资本条件好的地区，而不是简单地流向低工资国家（这意味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可能强于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或替代性）。技术是一种知识，其载体或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本，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可以认为，对技术进步因素的研究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80年代以来进展的主线。 贝克尔的研究从人类“家庭”开始，这里用到的是他的“时间价值”理论和儿童的“量一质”权衡理论。其实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一直就注意到伴随着工业化过程的“人口变迁（Demography Transition）”和家庭中儿童经济价值的下降，当然也有若干种理论解释。大体上说，贝克尔1991年扩充再版的《论家庭》一书，对以上两事实的解释已经吸收了社会学、人口学各家理论的精要。贝克尔的一系列论文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学解释。他并且解释了与此同时发生的父母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过程。 人类死亡率从前工业时代均衡态的高水平下降到目前水平，并不需要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长。人口学家们观察到，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知道饮用开水，食熟食，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卫生常识的时候，死亡率就开始下降。科技知识和政府提供和公共卫生服务可以大规模减低死率。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下降则要滞后很长一个时期。这是因为决定出生率的除了避孕技术的改进与使用成本的降低外，还取决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学家的研究认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许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不是最后一个也是相当间接的因素。由于出生率下降的这种“滞后”，当国土规模有限时，在第三世界各国就产生了所谓“人口爆炸”现象。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是或迟或早的事，发展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主是如何在几十年时间内把过剩的劳动力转变为足以支持未来老龄化人口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例如对中国而言这个最后期限大约是在2025年。一旦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都已经转变到一个新的均衡的低水平，进一步的人均收入增长将会非常缓慢（成熟经济的特征，也是历史的常态。） 当收入不断提高时，劳力供给者的时间价值随之提高，也就是说，人对于闲暇的需求不断增长。主观价值的变化就长期而言是起决定作用（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精神的关系的）。首先，它决定了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方向在长期而言一定是“劳力节约型”的（这一点下面讨论内生技术进步时要用到）。其次，如贝克尔指出的，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使生育儿童的成本增加。这是因为不论家用电气和技术如何发达，父母在生育儿童方面所费的时间是难以由机器替代的，例如母子间的心理交流是重要的一种投入，又例如父亲付出的教育子女的时间等等。大体说来，可以假定父母在儿童生养和教育方面所费的时间是“固定成本”，即每一位儿童（不论其质量如何）从母腹到成人一定要费去某一给定的父母时间T。贝克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时间价值的增加必定导致父母对儿童的“质”的需求增加和对儿童的“量”的需求下降。 贝克尔的“质一量”权衡理论，在我理解可以用艾智仁的“把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定理来解释。艾智仁的这个定理从一则新闻报导引出，为什么美国的苹果产地华盛顿州见不到好苹果，而千里之外的纽约可以买到好苹果？经济学道理是，运一只好苹果的费用（假定是$T）与运一只坏苹果是一样的。既然“固定成本”T不变，当然是运出好苹果更合算了。同理，既然生产每个儿童都要花费T小时成本，为什么不要一个质量高的儿童呢？进一步，如果父母可能在全部儿童身上花的钱是受限制的话，培养高质量儿童所需的经费和时间就必须*减少儿童数量来保证。这与索罗模型（sy=nk）中储蓄与资本的均衡受人口增长率影响是一个道理。 这样，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就在很大程度上从古典学者[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及斯密等]的“社会产品”变成了贝克尔体系中的“私人产品”。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贝克尔等人强调了父母对儿童的“利他主义”精神，甚至可以取代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干预。这种父母的家族“利他主义”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后代的关心，从而导出“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如果我们接受贝克尔的这一套说法，就可以建立内生的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和内生的时间贴现率理论。因为每一代人的时间价值可以（给定生产技术和资源）由他这一生所享受的总的效用与他愿意留人每一个后代的总的效用（通过利地主义的内生的投资行业）决定。例如，如果一个经济人力资本总量非常少则意味着人口增长率很高，而后者意味着每个家庭中每个儿童能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利他主义”很少（一定量的“利他主义”平均到每一个儿童），而这又意味着较高的时间贴现率（在旁观者看来，一对父母留给一个孩子很少的“遗产”说明他们更重视“现生”的享受，也即有较高的时间贴现率）。反过来，较高的时间贴现使下一代父母更不愿意在儿童身上投资。于是社会总的人力资本最终会变成零。贝克尔解释说这是目前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一种“低水平均衡”（参见注） 当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不论由于何种因素，例如现代战争在德国和日本毁灭了大部分物质资本但保留了大部分人力资本）突破某一界限时，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长会达到一个“高水平均衡”，这是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至于发达国家何以到达了高水平的均衡，贝克尔没有说，他认为是某种“运气”。 用人力资本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的著名尝试是芝大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一篇文章中给出的。如果假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话，那末一个永远不死的人所能积累的人力资本总量将是有限的，像索罗的物质资本长期均衡一样（如果假定人的寿命有限，则通过假设儿童人力资本的生产与父母身上的人力资本量成正比，王朝中的人力资本积累仍可以是一代一代增加的）。为了不把增长唯一地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卢卡斯引入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全社会劳动力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每一个家庭的儿童人力资本投资都对社会平均水平有贡献，一般均衡的增长轨迹是每个家庭都“合理预期”到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将要达到的水平，并作出相应的私人投资决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均衡很可能是“空集”）。卢卡斯进一步假定，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子女人力资本生产的投入产出率越高，基于这两个主要假设，他证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正比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正比于社会平均的和私人的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边际产出率，反比于时间贴现率。这些结果显然符合我们的直觉和上面介绍的贝克尔的理论。 如果说卢卡斯1988年这篇文章的贡献是把原来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转变成人力资本来研究，从而根据贝克尔的理论把人力资本内生化，那么罗迈尔（Romer）1986年和1990年论文的贡献在于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 要研究罗迈尔的论文，我想必须从诺贝尔奖得主阿罗1962年那篇《实践学习对经济学的意义》开始（阿罗此文是现在许多内生增长理论和技术进步模型的思想源头，现在读来仍有震撼性的力量。）阿罗开宗明义要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理解他的模型的关键在于理解他处理“单位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与社会固定资产总量之间的关系。 知识在实践过程中的积累是很普遍的现象，通常用“积分曲线”来描述。随着知识的积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可以由一条递减的积分曲线来描述，例如阿罗引用怀特（White）的研究，美国空军生产每架战机所费的工时与该厂家生产过的战机总数的立方根成反比，这一关系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虽然规模经济可以是不变的（定常规模收益）。阿罗以数学方式表达的主要假设（包括我认为隐含的假设）是：（1）每一位单位固定资产所含的技术水平与当时社会所积累的固定资产决量成正比。（2）劳动力与任一单位固定资产按生产该单位固定资产时的技术水平所固定的比例结合，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量与生产最终产品时社会所积累的固定资产总量成正比。（3）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劳动量（不是劳动力个数）随社会积累的固定资产总量而减少。要注意，这三个假设中包含了学习过程的两个效应：（甲）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个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为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结合的劳动减少）。（乙）“溢出效应”，由于知识（信息）的共享性，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不论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技术水平生产的）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有所提高（即上面（2）与（3）的意义）。 基于这些主要假设，阿罗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一道格拉斯常规模收益生产函数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知识的外部效应。这些思想在罗迈尔1986年的文章中被追溯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杨格（Allyn Young）关于“收益递增”经济学的研究（见注13）。这些工作涉及到分工理论的发展，留待下节介绍。 罗迈尔1986年的文章除了综合前人的文献外，在数学模型方面证明了在充分的（即没有进入和退出壁垒的）垄断竞争要件下带来“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他所使用的方法其实是连续函数空间一个紧集上的压缩映像的不动点定理。他对于技术进步的“外部效果”的处理类似于卢卡斯的“合理预期”方法（因此我仍要怀疑解集合的真实内容）。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他发表了1990年的那篇非常重要的论文。 罗迈尔首先明确了阿罗文章中隐含的关于知识两个假设：科学知识就其本性在“不排他的”（Non-Rivalry），但就其产权而言可以是“部分排他的”（Partially Excludable）。通常经济学中以“使用的非排他性和产权的不可排他性”来描述“公共物品”的特征；以“使用的排他性和产权的可排他性”来描述“私人物品”的特征。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知识具有某种产权的可排他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完全竞争的私人企业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是不会有激励在学习和获取知识上投资的（那将需要一个政府来推动技术进步，而关于政府行为的内生描述有很大的争议并且依各国制度而变化，难以做理论抽象）。假定未来日已知的，罗迈尔的世界里，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科研开发领域，每一项技术发明的产权都受到永久保护，所产生的“租”用来补偿该企业在研究开发中的费用。自由垄断竞争使这一经济租的量刚好可以补偿研究开发费用（记住，没有不确定性）。 罗迈尔的另一个主要假设是知识的“溢出效应”，虽然专利权保护发明人的利润，但不能防止其他科研人员利用同一项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使用是非排他的，于是产生了知识的社会效益。罗迈尔进一步假设知识的生产需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累积知识，并且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这当然是卢卡斯的收益递增方程的版本之一。最后，他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的（即定规模收益）。 基于这些主要假设，罗迈尔从一个关于固定资产与劳动力的定常规模收益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增长率与社会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比理成正比，与人力资本在研究开发中的边际产生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于是，在这里描述的技术进步的无限过程中，一些国家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太少，从而被“销”在“低收入陷阱”里。与前人一样，罗迈尔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国家陷入低收入均衡。他的贡献在于区分和内生了不是以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积累过程。这对于我将要讨论的制度演变和以制度为载体的知识的积累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