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蓝田日暖29在2008-8-14 0:55:00的发言：在90、91年在全国进行调查的时候，当时的统计数据是，中国75-85年出生的儿童中，常年参加足球活动的总人数只有一万人，平均每个年龄只有一千人

有没有同期其他国家的数字？

关键在于标准好像有点问题，“常年参加”做何解？

我也勉强属于这个层次，但是我在每个上学的阶段，都可以“常年参加”。

如果他说的是“职业球员”，也许90-91年这个数字还是少了点儿。

但现在绝对不会少的。

PS:我认为张路才是真正在推卸责任，我们的足球不是基础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现在踢球的青少年数目比较少，和目前国内的足球水平有关。在90年代的时候，校园内踢球还是形成一种风气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小孩希望今后能靠踢球谋生。当初的足球学校似乎还是挺火的。

当然，现在不行了。国内目前体育是属于举国体制，体育运动同样对于个人而言，主要也是以功利性为主。而“常年参加"往往是需要以“大众普及型”的形式而存在的，在很多程度上是依照兴趣而言。

“兴趣”是要依靠经济基础以及政府支持作为后盾的。而目前广大青少年的预期生活压力较大，而且踢球也不能作为一种出路。踢球的人数变少也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现在专业练体育的人数其实是提高了，可以去找找数据。）

足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制度问题”，当然我国以往是学巴西短期内不行，又学欧洲，一直没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路径，也是一种“政绩工程”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足球技艺不仅仅能够仅仅把责任归为“制度”，即使有比较完善的制度，我们的足球就一定可以突飞猛进吗？也不是如此。

（就达到男排在世界上的水平，就让我很满意了。这可不算是突飞猛进吧。）

足球水平当中很大程度上与先天因素以及足球文化有关，而这往往又不是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

就好像在教育当中，即使摆脱了“官本位”的教育体制。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一定可以提高吗，就一定可以有创新能力吗？

（我认为肯定会提高，因为教育体制能够改变，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体制也向合理的方向变了。

而学生们的目标导向和创造力重点就会变化，而非现在的在大学里学会勾心斗角、政治斗争。

——想想现在为何单位喜欢找班干部、党员？因为他们要找“上来就能用的人”。）